地中海地区文明最前身克里特文明本身就是在渡海而来的埃及和巴比伦两种古老文明的共同滋养下，开始萌芽的。以后，亚该亚人、多利安人又从北方进入希腊。继起的古罗马文明更是拉丁土著文化、伊达里亚文化、希腊文化三者融合的产物。就其形成过程而言，海上文明绝非大陆典型的一贯封闭的的原生态文明，而多元开放的次生态文明。
海上文明的发展方式是以城邦“分裂繁殖”著称的对外殖民。在分裂繁殖的城邦中，子邦与母邦地位是平等的，竞争的；“‘分裂繁殖’式的扩张的重大后果之一，是无法在为数日趋众多的殖民城邦中形成一支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国家”，所以顾准说“希腊从头到尾都是多中心”。这就使古希腊失去了形成统一的领土国家的历史机会。跨海迁移本身又是一个成员重组的过程，血族认同在淡化中较早地被抛弃；而“冒险者们”在海洋上“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在上岸后建设家园中会被自然地保留下来。新的政治体制自然也就是“以契约为基础”的。尽管殖民城邦初期可能还要走过一段王政形式的贵族“权门政治”，但民主政治将是不可逆的下一站。
满天繁星的城邦是一个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其面积较大如雅典，也不过相当中国一个百里的县，其人口最多时也没超过四十万。正是这种“小国寡民”的特点使城邦“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的直接民主制有了现实基础。“在这些国家中，乡居的公民进城参加公民大会可以朝出暮归，人们相互间比较熟悉，一国政务比较简单，易于在公民大会中讨论和表决”。相反，“广土众民”的领土国家则先天地缺乏这种特殊的人文环境，顺其自然地滑人“天子抚万民”的专制主义轨道。
海上移民也带来的工商业发展。多元文化的频繁交流促进城邦手工业的发展；分裂繁殖后星罗棋布的海滨殖民城邦构成希腊人海上商业网；欠发达的周边地区提供了广阔的手工业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达，使财富有无限积累的可能，使自由民有把财富投资于奴隶这种‘生产性固定资本’上的要求”。于是奴隶制在希腊史上应运而出，成为海上文明的又一特色。中国大陆农业社会则没能产生发达的商品经济。“工商食官”具有严重的政治依附性；“君子寓于义，小人寓于利”的社会观念视“工商”为“末业”；专制统治者为保障社会稳定(包括稳定的兵源和赋役承担者)往往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所以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普遍劳动者是广大赋役农民，中国历史也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奴隶社会。奴隶制本身也只能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特例一城邦希腊中的特例(仅限于几个大的工商城邦)而出现。因此不具有普遍意义。
从以上海上文明的几个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手工业产生科学)传统是在海上文明的城邦希腊时期奠定的。那么，这种传统又是如何走过中世纪的呢?
欧洲中世纪文化是渊源于日耳曼人的骑士文明。作为部族状态的蛮族，日耳曼人不可能提供较高质态的文化。因此入主欧洲后，只好采取政权的分散化。于是以骑士为基础的封建割据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中世纪欧洲的特点。骑士与上级封君间是“授土”“效忠”的契约关系。若王侯超额需索，骑士有反抗的权力(如英国大宪章就有这样的规定)。骑士精神中的忠诚、荣誉感、守约、一夫一妻制等要素是西方传统中的个人主义等渊源。欧洲封建王国的统治权力是一种相对权力，与东方的专制权力相去甚远。在中世纪与骑士文明并存的还有教士文明，两者互相制衡，谁都无法成为社会的绝对权威。从而为人的思维留下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有益于科学的发展。而中国的皇权则高于信仰，中国人没有宗教情结，除货予帝王家的求禄外再没什么令之折腰的东西了。
不仅封建割据历来被专制权力严禁，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在中国产生。顾准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其产生在欧洲(以英国为代表)而不是专制主义的东方，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市民阶级是欧洲文明的独特产物，只能产生于商本位的城市中。“城邦国家，商业城邦，这都是希腊罗马的传统，其渊源远远超过中世纪”，中世纪只不过中这种传统的复兴而已。“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是一个摆脱了对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义务的自治体”，其城市自治权主要是通过赎买获得的。这就与罗马传统的法权观念有关。中国历史上也有法，但中国的法是和刑联在一起，是专制统治的惩罚工具，带给臣民的是恐惧。而西方的法是和权联在一起的，是个人权利的保障工具，因此带给公民的是亲切。农本位的中国也较早产生了城市，而且其规模之大足以让同时期的西方感到自愧不如。但其性质不外乎政治中心、军事中心，重本抑未的国策也不会给城市的商本位留下发展空间。“朕即国家”的皇权观念更是视天下为“一人之产业”，岂能容得城市自治分得一杯羹。
地理因素和人文精神使英国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祥地。作为北大西洋沿岸的岛国，英国承受了16世纪航海商业殖民的全部有利后果，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保护它的商业利益，开拓了“日不落”的海外市场。“英国承受了古代并通过文艺复兴所积累起来的全部科学技术、合理经营知识”，走上政府不加干预的自由经济发展道路。清教徒精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不仅是“忍耐”“节约”精神，还应包括冒险精神、创业精神和以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的那种宗教精神，总之是“崇尚个人材能，力主个人权利神圣的‘极端个人主义’”。正是这种精神“支持了美洲的拓荒者，支持了克伦威尔的革命，形成了商业事务中的骑士精神”；若“没有这种精神支持，资本家哪里会有事业精神，哪里敢和贵族抗衡。”正是在以上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现代资本主义才开始以蓬勃的生命力影响全球。
通过对西方文明历时态成长的研究，顾准向我们揭示了：多元因素的共同作用，使西方文明中的民主和科学传统一起没有中断，并在渐进中推动社会不断进步。这种经验主义的努力一洗历史与逻辑宿命论的困惑，还历史以较客观的面貌。
四、如何通过历史认识现实和展望未来
顾准的出发点是“娜拉出走后怎样”的问题，即通过历史认识现实和展望未来。所以顾准在对历史多层次多方面的解析后，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经验主义的解决”。
首先，顾准提出“直接民主是行不通的”。《法兰西内战》所倡导的“直接民主”实质是对城邦希腊、共和罗马的复古。这种制度曾被列宁以政权的力量加以推行，其结果却是：“以工厂苏维埃和农村苏维埃为其基层的直接民主制，列宁生前已被一长制所代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递变为一切权力属于党，再变而为一切权力属于Stalin、Khrushchev、Brezlmev”，直接民主只剩下了口号，而民主之实却渐行渐远，最终却走向了异化。若是脱离了其适应性的城邦希腊式的具体环境，“人民当家作主”实际上不可能做到，那一定是无政府。与其让直接民主在虚无中无从被人享用，何不如给民主一条退路，提供一个可操作的机制。正如从前考茨基所说“当代所能行得通的民主只能保留行政机关(亦即保留官僚机构)，实行代议政治，还要让反对派存在”。若没有反对派，“散见于不以政治为专业的群众中的各种意见，会被‘拥护’的高声呼喊所淹没。唯有存在一个政治上的反对党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因此顾准认为，革命胜利后，在政治层面上应实行代议制民主；既然“革命集团势必要一分为二，‘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不如就此形成党内竞争机制，保护少数派，给予他们发言权，互相监督，“眼睛愈多，无法无天的事情可以减少。”
第二，顾准进一步提出“唯有立足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种牢靠的民主”。什么是科学精神呢?顾准认为，科学精神就是“(一)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二)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三)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研究化粪池的人，和研究国际关系、军事战略的人具有同等的价值，具有同样的崇高性，清洁工人和科学家、将军也一样。(四)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而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前一时期的不完备的知识A，被后一时期较完备的知识B所代替，第三个时期的更完备的中，可以是从A的根子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正确和错误的区分，永远不过相对的。(五)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
第三，顾准主张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哲学上的一元主义与政治上的权威主义是互为表里的关系。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是其存在的根据。终极目的是基督教设立的至善目标：地上天国，而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者为之努力的至善目标。至善本身就是一个外延无限的目标，即水涨船高，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纵然革命的神圣性需要终极目的，革命家也不能为达到这个目标而不惜牺牲民主，实行专政。这种异化正是终极目的或者说是一元主义哲学本身酿成的苦果。相反，若“不相信什么终极目的，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么，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
五、结语
顾准是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位超前的特立独行的思想家。在极左思潮登峰造极时代，作为一名身陷囹圄的知识分子，顾准带着那个时代尤为珍贵的科学实证与负责任的批判精神，冷静的考察，深刻的剖析，探索历史的本来面目。其真知灼见并未因其生前的“异端”身份而被掩埋。真理终究也是开放、随机、动态的真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思想愈来愈被学术界所认同，很多他所想到的恰是今天我们正在努力实践的。这就是无畏的思想者的威力。斯人虽去，立言犹存，激励着后学薪火相传，不断地解放思想，坚持我们用沉重的代价换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正确认识，摒弃浮躁与迷信，去反思，去探索，脚踏实地地实现我们的理想。顾准是他那个时代的智慧、勇气和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