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王夫之反对八股文的过分格律化。对偶和起承转合是八股文格律化的两大要素。在对偶方面，八股文无法回避出股与对股之间的对偶，即使是高品位的八股文也是如此。王夫之说：“经义以引申圣贤意立言。初非幕客四六之比。”清楚表明了他反对机械对偶的激烈态度。他认为不能强求对偶而以文害意。应使出股与对股因内容的需要而水到渠成，无生拉硬扯之弊、刻意求工之迹。高手之文因厚积薄发，出之自然，所以虽对而不觉得其对。主要以意取胜。而庸滥八股文将对偶视为八股文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刻意追求对偶，瞎扯乱谈。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填腔换字”的一套功夫。他说：“有意之词，虽重亦轻。词皆意也。无意而着词，才有点染。即如蹇驴负重。四蹄周章，无复有能行之势。故作者必须慎重拣择，勿以俗尚而轻泚笔。”作八股文而仅仅求助换字，正是无意而着词，所作之文必如蹇驴负重，无复有能行之势。他又说：“文字至撮弄字面，而秽极矣。黄葵阳已启其端。至万历壬辰而益滥。陈懿德宪章文武出题曰：‘国宪王章，本朝为重；阐文绎武，昭代为尊。’此是何等语，而一时传诵为警句!嗣后效之以不通者三十余年。崇祯间诸名人力为洗涤。然犹有云日：‘天无子，人之圣者为其子；海无内。人之圣者居其内。’如此迷惑丧心之语，犹拔作南宫首卷。文字安得不陋?士习安得不偷邪?”可谓是一言中的。这样“秽极”、“陋甚”的换字文句，“国宪”四句竟“一时传诵为警句。嗣后效之以不通者三十余年”，后四句所属的八股文竟被“拔作南宫首卷”。“功名八股文”训练的换字法的恶劣影响可见一斑。只要念念不忘功名富贵，八股文训练永远不可能象王夫之所说的那样：“以龙跃虎踞之才。左宜右有。随手合辙，意至而词随。更不劳其拣择。”
　　八股文作为格律之文，对起承转合布局的讲究更甚于其它文体，王夫之主张起承转合之法初看似有，细看似无，出神入化。泯然无迹。若作文者时时刻刻以此为理念，逐段凑合，所作之文又怎么能浑然一体呢?“谁必株守此法者?法莫要于成章；立此四法，则不成章矣”“即起承转收以论诗，用教幕客作应酬或可。其或可者，八句自为一首尾也。塾师乃以此作经义法，一篇之中，四起四收，非蜇虫相衔成青竹蛇而何?两间万物之生，无有尻下出头。枝末生根之理。不谓之不通，其可得乎?”王夫之将机械起用起承转合之法的八股文比喻成“蜇虫相衔成青竹蛇”，讽刺可谓尖刻。
　　第四，在八股文的章法上。王夫之抨击“死法”。倡导活法。死法者，“循章演句，讨取虚神语气。近日村里教书、坊问选手、三等秀才皆云云”。“功名八股文”作者作“截搭题”，擅长使用钓、渡、挽之类的“死法”。无论是长短搭、隔章搭、有情搭、无情搭，均以钓、渡、挽之法敷衍成篇。截搭题实际上是由互不连属的两部分组合而成。钓、渡、挽之法说到底就是要将两部分拉扯在一起。使之发生关系。王夫之对截搭题不屑一顾，对钓、渡、挽之类的为文之法更是嗤之以鼻。截搭题割裂圣贤经典。为之服务的钓、渡、挽之法又有何意义?对包括钓、渡、挽在内的钩锁之法。王夫之一概斥之为“魔法”，予以辛辣的嘲讽：“如‘哀公问政’章，于‘知仁勇’之仁，钩上‘仁义礼’之仁：‘不动心’章。以‘勿求于心’之心，钩上‘不动’之心：但困死呼应法中，更不使孔孟文理得通，何况精义?魔法流行。其弊遂至于此!”在迄今为止所见到的高品位八股文理论中，对八股文截搭题和依附于截搭题的钓、渡、挽之法的抨击中。没有超过王夫之的这些理论的。王夫之说：“无法无脉，不复成文字。”“且法者，合一事之始终，而俾成条贯也。一篇之中为数小幅，一扬则又一抑，一伏则又一起，各自为法。而析之成局，合之异致，是为乱法而已矣。谓之脉者。如人身之有十二脉，发于趾端，达于颠顶，藏于肌肉之中。督任冲带，互相为宅，萦绕周回，微动而流转不穷。合为一人之生理。若一呼一诺，一挑一缴，前后相钩，拽之使合，是傀儡之丝，无生气而但凭牵纵，讵可谓之脉耶?”“能无束湿之法而有法，无分析钩锁之脉而有脉。”这是王夫之对八股文“活法”最确切的解释，从中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与诗文理论所说的“法寓于无法之中”。“无法之法，乃为至法”的相通之处。王夫之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倡导八股文写作的活法，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王夫之所提倡的高品位八股文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八股文程式化的进程，它与“功名八股文”对峙，不断抵消和降低八股文标准化的程度。在这种特殊文体中争得了相对的自由。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学者。王夫之的学术理论体系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缺陷。他“只是个儒教异端，而不是彻底的叛逆者”(任继愈语)，毕竟不可能彻底地扔掉传统的枷锁，然诚如鲁迅所言。从旧的营垒里来，情形看得较分明，反戈一击，往往能击中要害。他敏锐地发觉庸滥八股文的弊端，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操作性和创新性的建议，的确难能可贵。同时，他的诸多八股文写作理论，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写作课教学也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