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度论也是我国古代文学创作论的基本论题之一。它从强调具体创作技巧、创作法则、创作规律的角度论说文学作品的创造，考察的是文学的构思与传达问题。
在清人对文学活法的论说中。王夫之、魏禧、叶燮三人是最为突出的。王夫首先对活法予以了较为集中而人理的阐说，将文学活法论的意义进一步凸显了出来。《姜斋诗话》云：“必以法从题，不可以题从法。以法从题者。如因情因理，得其平允；以题从法者。豫拟一法。截削题理而入其中。”王夫之对诗歌刨作用法和立题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他强调要“以法从题”。而反对“以题从法”，认为前者合乎创作的内在“情理”，后者则违背创作规律。会对题意形成“截割”之势。又云：“起承转收。一法也。试取初盛唐律验之，谁必株守此法者?法莫要于成章；立此四法，则不成章矣。且道‘卢家少妇’一诗作何解?是何章法?又如‘火树银花合’。浑然一气；‘亦知戍不返’，曲折无端。其他或平铺六句，以二语括之；或六七句意已无余，末句用飞白法飚开，义趣超远：起不必起。收不必收。乃使生气炅通。成章而达。至若‘故国平居有所思’，‘有所’二字虚笼喝起，以下曲江、蓬莱、昆明、紫阁。皆所思者，此自《大雅》来；谢客五言长篇用为章法；杜更藏锋不露，抟合无垠：何起何收?何承何转?陋人之法。乌足晨骐骥之足哉?近世唯杨用修辨之甚悉。用修工于用法。唯其能破陋人之法也。”王夫之对以起承转合之法论说律诗给予了严厉地斥责，他通过详细例举诗作。对拘守起承转合结构之法的作法予以了破解。他认为，古来优秀的诗作，如沈俭期《古意》(卢家少妇郁金堂)和杜甫《秋兴八首》(放国平居有所思)等诗作，是完全不受起承转合之法约束的。具有“抟合无垠”的特点。他称扬明人杨慎“工于用法”是建立在其善于破解“陋人之法”的基础上的。他深悟法度的精蕴所在，故能用之自如。王夫之多处论说到死法与活法的论题。在比较辨析的视域中将对活法的推尚与阐说彰显了出来。《姜斋诗话》云：“诗之有皎然、虞伯生，经义之有茅鹿门、汤宾尹、衰了凡。皆面地成牢以陷入者，有死法也。死法之立，总缘识量狭小。如演杂剧，在方丈台上，故有花样步位，稍移一步，则错乱。若驰骋康庄。取涂千里。而用此步法，虽至愚者不为也。”悯又云：“起承转收以论诗，用教幕客作应酬或可；其或可者。八句自为一首尾也。塾师乃以此作经义法，一篇之中，四起四收，非蠡虫相衔成青竹蛇而何?”其《古诗评选》云：“兴赋比俱不立死法，触着磕着总关至极，如春气感人，空水莺花，有何必然之序哉?”嗍“古人用法，自有法外意。非文无害为良史也。”《明诗评选》云：“此即是法，不如此者即非法，当于神气求之。”“以情事为起合。诗有真脉理，真局法，则此是也。立法自敝者，局乱脉乱，都不自知，哀哉!……知神理之中，自有关锁，有照应。腐汉心不能灵，苦于行墨求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确切地说。王夫之并不是要否定法度的存在，比如，诗歌创作中的主宾、情景、虚实、音韵、结构、谋篇、布局，乃至用字、使事、炼句、对仗等艺术形式技巧。他是予以看重的。曾作出过多方面的论说。王夫之所坚决反对的是那种将法度程式化、公式化的作法，他辛辣地讥之为“陋人之法”、“塾师之法”、“经生之法”、“死法”等。王夫之论诗法的实质是要摆脱种种死法的约束，而倡导一种比较自由的创作态度与创作精神，他提出了“以意为主”、“诗道性情”、“内极才情。外周物理”、“即景会心”、“顺写观量”等一系列消解法度的创作原则。在辩证地把握法度之论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总结王夫之的诗歌创作论。可以看出：它论说到了诗歌创作的三个最重要环节，由感物兴会导引创作发生必然要通过言语加以体现，而后通过情景予以艺术化表现与传达。而后又必然涉及创作法度予以具体落实，这是诗歌创作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流程。在言意论中，王夫之提倡意至词随、因言起意。主张在自由的创作情境中人乎艺术表现的极致。在情景论中。他极力申张情景交融，并对其内在机巧及审美特征进行了深入地阐说。在法度论中，他则强调要摆脱种种死法的约束，倡导自由的创作精神。上述三个方面，王夫之都显示出超拔于时人的卓见。为我国古代诗歌创作论的不断拓展与深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