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与杨昌济的教学时间相始终。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后来在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家·斯诺。回忆他的成长历程时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从现存的毛泽东早期的文稿中表明，青年毛泽东通过杨昌济继承了湘学的传统。一方面，毛泽东喜欢探究宇宙的大本大源、穷究天人的哲学思想，并从此出发。树立了改革社会的远大理想，做成了一种奋斗的、积极的、向上的人生价值观。并为此而努力奋斗；另一方面，修身养性，追求圣贤豪杰品格的自我完善。兼储“内圣外王”之道。
(一)对青年毛泽东奋斗向上的人生价值观形成的影响
杨昌济十分重视培养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鼓励学生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如前所述，他在《论语类钞》中，开篇第一章就是“立志”，极力主张人们要确立自己坚定的信仰，不可随便抛弃自己的主义。受其影响，毛泽东在1914年写的《讲堂录’中有许多关于“立志”方面的记录：“理想者，事实之母也。”人们要“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心之所之谓之志”。“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大小。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毛泽东的理想就是以造福人类杜会做为己任，要实现“大我”。毛泽东在1917年8月给黎锦熙的信中。很好地把“天理”与“生民”结合起来，提出要改变社会的思想，这就是要造就一种统一全体人民思想的哲学思想，“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则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人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毛泽东本人就立志要做这样的大气量人。做这种“大纛一张，万夫走集”的大气量人。他在详细解释“立志”时说。现在社会上一些人讲立志，如立志当军事家、教育家等，不过是看到前人这样做事，近人也是这样做事，并且都取得了成功，于是羡慕他们，希望自己也能取得成功，其实这不是立志，要是“真直欲立志，不能如此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盲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因此，毛泽东认为，“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我们从以上可以鲜明地看出。他的立志并不是个人之志，也并不是成就个人的事业，实现个人的价值。而是从探求大本大源中所得出的“大结论”即把全人类的幸福和解放傲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蔡和森对立志也很重视。他说自己“内有灰灰之志，外殊不尚斫斫之行；自信其心既正。将来有恶当前。必不必避而勇为之。”针对当时社会恶势力的存在，他还主张以“恶”对恶，强调要立“恶志”。他希望“现在当得一斑正人立恶志(杀恶人)，说恶话，行恶事，打恶仗。争恶权，夺恶位，加入恶界，时时以恶为缘。时时与恶战……然后将万恶纳入袖中，玩之掌上。”蔡的这些话虽然有些理想和虚幻的成分。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蔡和森受到杨的影响。从青年时代开始就立下了改变社会的远大志向。在新民学会成立以前。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有志青年围绕着“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进行了百多次的讨论，实质上就是如何使大家建立起一个共同的理想。“作成一种奋斗的向上的人生观。”毛泽东多次谈到对奋斗的理解，“奋斗：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他由此发出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豪育壮语，提倡人的一生要充满生机和活力，人的一生要奋斗不息。“朝气：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日怠情者，生之坟墓。”
(二)对青年毛泽东圣贤豪杰品质观形成的影响
面对中华民族的内优外患，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思考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他自幼爱看历史小说和古今中外伟大人物的传记，深深地被他们的事迹和伟大人格所吸引，认为中国只有出一批“奇杰”、“伟人”。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拯斯民于水火。进入湖南一师以后。受到杨昌济等人关于圣贤豪杰的理想人格教育，他立志做一个救国救民的志士仁人。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德业俱全的圣贤，形成了自己的圣贤豪杰观。
1、“内圣”与“外王”相统一即德业俱全的圣贤观
毛泽东很好地发展了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圣贤观，杨昌济认为，“天子有位之王也，圣人无位之王也。天子一代之王也，圣人百代之王也。”他主要强调的是内圣的作用与地位。毛泽东把“内圣”和“外王”统一起来，把学问和事功的结合视为完美人格的体现。在他听杨的修身课笔记《讲堂录》中，有关于圣贤豪杰品格的体会：“王船山日：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也；豪杰，欺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豪杰者也，而非圣贤。”他认为圣贤与豪杰的区别在于，圣贤是立德与立功、内圣与外王的统一，而豪杰只有外在的事功。圣贤必然包括豪杰的外在事功。而豪杰则缺乏圣贤的内在品德。青年毛泽东很佩服曾国藩，认为他德业俱全，功德圆满，是一代圣贤，“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所以青年毛泽东在评析近代历史人物时。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2、内圣之本在于“穷本究源”
毛泽东把社会上的人分为圣贤、豪杰、愚人三等，“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肓’。”青年毛泽东所说的“大本”，就是寻求一种指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哲学思想。他继承了老师杨昌济“思想者，事实之母”；“哲学者，社会进化之原动力”的思想，在寻求解决当时中国问题的方法时说：“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独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人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他认为，解决当时中国的首要问题就是要解决“大本大源”的问题。即改造旧哲学，创造一种新的哲学。其他的都是枝节问题。他还分析了当时中国贫弱的原因。“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进一步强调了哲学新知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指导作用：“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夫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知识，知之而后信之。”因此，毛泽东当时立下了这样远大的志愿，今后“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他还以独立思考的精神。主张对西方和中国的思想要批判地吸收。同时进行改造。正是基于这种探讨“大本大源”的哲学思维，他站在拯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高度，在五四运动运动以后寻求到救国救民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并确立为以后革命的指导思想。
3、外王之道在于“躬行”
毛泽东等人继承了从王船山、曾国藩到杨昌济的“实学观”，认为人不仅要树立远大的理想。而且还要付诸行动。杨昌济在他的修身课上提出了多道“知行合一”观的测试题目，例如“试言读书与力行的关系”。“试言行为习惯品性之关系”、“试言孔子之勤”、“试举爱人之实事”，这说明他对学生强调“力行”最为用力。毛泽东在他记录杨的伦理学课程的笔记《讲堂录》中，也记下了许多关于“力行”的条目。“与弼皖人，安贫重实行，簸谷其一端也。”(与弼实为江西人，此有误)“真精神，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日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青年毛泽东特别敬佩曾国藩务实的作风，他在《讲堂录》中，详细记录了曾在日记中所说的一句话，“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日厚日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不高之理。”在“力行”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就积极投身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洪流中去。1915年初发动和领导了驱逐反动校长张千的活动。1918年4月，青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组建“新民学会”，学会的最初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毛泽东为学会制定的会风是“动而不浮”，“注意潜在，不出风头”，体现了湖湘人士务实的作风。作为新民学会的领导人。毛泽东送走了几批赴法勤工助学的会友，唯独他自己没有出行，在这个问题上，青年毛泽东再一次显示了他特力独行、踏踏实实的实干致用的作风。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就“重行”。致力于学问的实用，重视对社会问题的调查和研究。1917年暑假，青年毛泽东邀请同学萧子升结伴“游学”。历时一个多月，途经长沙、宁乡、安化，行程九百余里，分文不带，了解社情，锻炼在艰苦的条件下谋生游学的本领。1918年夏天，又和蔡和森到湘北湖区游历，他还在艰苦的环境下洗冷水浴、日浴和游泳等，有意锻炼身体，为将来变革社会做准备。湖湘文化的实践、力行的作风在青年毛泽东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总之，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的湖湘伦理文化通过杨昌济的直接传授。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等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个性品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以后的理论思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者的转变。从英雄史观到群众史观的转变，从而也实现了他自己改革社会、拯救民族于水火的伟大政治理想，但受湖湘伦理文化熏陶和影响，积淀在他内心深处的文化心理结构却伴随着他的一生。一方面。“穷究天人”、探索宇宙“大本大源”的哲学思维。使他始终把探求真理摆在自己的首要地位，从而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分析中国社会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中，紧紧地把握住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从而找到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两把钥匙。另一方面，湖湘文化中理学和务实相结合的风气影响了毛泽东等老一批革命家的思想作风和革命作风。在以后长期的革命斗争当中，他们在高扬主体道德意志的同时，又强调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比较好地把两者统一了起来。“惜乎后来失衡，毛泽东强化了伦理意志与道德理想的一面。而弱化了求实务实的另一面，这无疑是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