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
远路应悲春腕晚。残宵犹得梦依稀。
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这首诗刻画的是一段悲剧的爱情和无望的相思。“红楼隔雨”，爱人可望而不可即，可见这种爱情面临的阻隔之深；“缄札难达”可见两人已是久未通消息；“悲春晚”、“梦依稀”极写相思情感的热烈缠绵；“怅卧”、“寥落”则突出主人公无法自拔的情绪状态。这首诗在李商隐的无题诗中很有代表性。首先。不同于前人的以代言体面目出现的写爱情相思(女子思念男子)的作品，它是男性作者以第一人称口吻来写自己亲历的爱情体验；第二，诗的描写对象不再是声色之美而是着力塑造一种感情境界。摆脱了对女子“物化的打量”。充分体现了对女性的尊重和平等的态度；第三，诗人对待爱情的态度，凄婉而又热烈，有着飞蛾扑火般的悲壮。面对由于门第、身份的阻隔而不被社会所许可的爱情。诗人愈发表现出一种生死以之的深情，“裱丽之中，时带沉郁”(施补华《岘佣说诗》)。李商隐这一类的诗歌还有很多，如《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无题·飒飒东风细雨回》、《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等等，这些诗歌同老杜的爱国诗篇一样以其用情之纯粹深挚、表达之真率热烈而有着极强的感染力，所以孙玄常评价它“深婉细腻，非深于情者不能为，故独步晚唐，后贤难继。”
一直以来文学史上对李商隐无题诸诗中是否包含寄托这一点看法颇有分歧。以张采田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无题”诗均属“托意”、“寓言”之作。以苏雪林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无题”尽为“爱情、艳遇”篇什。陈贻锨在《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一文中甚至提出了“无题诗纯写恋情，别无深意”的观点。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无题”诗是否确有寄托。究其用意。“寄托说”无非是想洗去对李商隐诗歌艳情的评价。以提升无题诗的品味。其实，诚如王国维所说：“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人间词话》)，对无题诗的评价也不能光看诗歌的内容。李商隐的无题诗虽然是以爱情生活为主要依据的感伤身世的作品，并未饱含宏大的主题和叙事，但恰如张戒《岁寒堂诗话》中所说：“其言近而旨远，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不仅其中流露的卓异的爱情品格感人至深。并能够引发我们深远的联想。
李商隐的无题诗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诗中所描写的往往是“东风无力百花残”、“更隔蓬山一万重”这样一种备受现实打击摧残，永无实现可能的爱情，而对此主人公始终抱以一种固执的坚持：“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轻狂”，看似无意义的挣扎里。正体现出诗人“忠爱缠绵”的情感品格。他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追求爱情的勇气和宗教徒似的以身殉情的决心。那种表面的柔弱之下埋藏着的刚强。都有一种特别打动人的力量。再比较同时代爱情诗作，杜牧的风流自许，元稹的轻薄为文。李贺的用情不深。以及六朝宫体诗的写女性而流于淫艳，李商隐的爱情诗可谓“沉博绝丽”(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序》)、“深情绵渺”(刘熙载《艺概》)，在这些悲剧的爱情诗中。主人公的理想追求、忠贞品质、执著意志和缠绵情思都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这样一些诗句中所体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追求、百折不挠的意志和杜甫爱国情感的表现形态是何其相似!在面对几乎绝望的处境时。杜甫和李商隐都表现出了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和担当的勇气。所不同的是，杜甫面对的是无法挽回的国事，而李商隐面对的是不可能实现的爱情。
杜甫和李商隐。虽然选择了不同的诗歌题材内容，但表现出来的情感何其相似。首先，这和二人的性格气质有关。杜甫诗中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感是与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融为一体的。它既来源于孔、孟的思想体系。也来源于屈、贾的文学传统。杜甫是继屈原之后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文学史上政治性最强的诗人，他一直怀有强烈的济世宏愿，“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作品中还多次咏诸葛亮以自比。他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信念是至死不渝的。对于杜甫。我们实不能仅以一诗人目之，他的诗集中多次流露的敏锐的政治预感和知本察隐的政治器识曾令陆游慨叹：“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读杜诗》，《剑南诗稿》卷三三)清人蒋士铨亦有同感：“先生不仅是诗人，薄宦沉沦稷契身。”(《南池杜少陵祠堂》，《忠雅堂诗集》卷二)所以，杜甫政治诗中充分体现了他的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本色，作品关怀现实。议论切中肯綮。而李商隐本性则更接近宋玉。集中歌咏宋玉的诗作有十首之多。他是典型的诗人气质，多愁善感，诗中多为由个人曲折情感遭遇和坎坷人生际遇所引发的感伤情怀。体现了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
另外，由于所处时代不同，个人的政治际遇不一，这些对他们的诗歌创作也有很大影响。杜甫生当唐代由盛转衰的时期。亲历了开元盛世的盛况。对李唐王朝的感情很深，所以一力主张王朝振起，对国事还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他在诗中奋臂疾呼，痛心疾首，忠爱缠绵之情流泻笔端，不可遏止；李商隐“生逢末世运偏消”，身处“夕阳无限好”的晚唐。党争纷起，国事衰颓。在无可作为而又没有出路的情况下难免染上感伤没落的时代哀音。所以李商隐自述是“我有苦寒调”、“听我苦吟诗”(《戏题枢言草阁》)。可见他对自己诗歌重内倾的感伤主义情调是有着清醒认识的。况且李商隐从未曾进人权力上层，长期担任九品小官(校书郎正九上，县尉从九上，正字正九下)。后来得到的侍御史(从六下)和检校工部郎中(从五上)都不过是一种空衔。可以说。李商隐从未接近权力中心。由于政治地位的不同。他不太容易产生屈原那样的怀抱和感触。而杜甫毕竟曾厕身朝廷。担任过谏官的重要职务，也曾接近过玄宗肃宗，有过短暂的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
总体看来，杜甫和李商隐，一为客观的诗人，一为主观的诗人，性分差异加上所处时代的因素影响了他们诗歌的取材，但在表现上，他们却达到了同样的情感境界和深度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