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说卦》说：“天地定位，山泽通气。”“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物”是由山泽“精气”的流动转变而生化出来的，《系辞上》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据王弼解释说：“精气烟煴，聚而成物。聚极则散，而游魂为变也。尽聚散之理则能知变化之道，无幽而不通也。”也就是说，“气”聚则成物，散则成游魂，因此，明白了“气”“聚散”的道理，便能够知道变化的道理，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不可以被了解。而且，“气”讲究的是“同气相求”，性质相同的“气”就会互相吸引，聚在一起，《乾卦·文言》曰：“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而人类的情感相投也和万物阴阳柔刚的感应交融一样，正如《咸卦·彖》所说：“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因此，物必须要“气”相聚才会生，而相聚的基本条件是“同”，有“同”才会 “感应”，相互“感应”了才会“相与”，也才会“通”，才会有“变化”，充满生气的万物才会形成，圣人明白这种变化的道理，就能够达到无所不知的境界。“气”的哲学强调的就是中国人所强调的“和”。人要了解大自然的生命奥妙，与自然和谐相与，最终达到天人和一的境界，这样就会亨通，人类也才会蓬勃地繁衍发展。
风水术中发挥了《周易》以及历代关于气的理论，强调气在风水中的作用。在郭璞《葬经》中，通篇充满“气”的概念。气无所不在，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夫土者气之体，有土斯有气。气者水之母，有气斯有水。《经》曰：土形气行，物因以生。夫气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经》曰：形止气蓄，化生万物，为上地也。《经》曰：地有吉气，土随而起。支有止气，水随而比。”
“气感而应，鬼福及人”，死者安葬需选择有“气”之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所以要选择得水藏风的宝地，才能“聚”气、“止”气，才是好风水，能够福荫后代。这种说法有多少科学可信成分我们姑且存疑。不过，这种择地估计一是可以使尸骨不易腐烂，更久地保存。二是寄托生者对死者的哀思和敬重，希望死者有一个美好的居住环境。三是灵魂观念和重生思想，认为亡灵的安息可以使生者更好的生活。
其五、天人合一、乐天知命
天、地、人合一是风水的最高原则，风水的选择必须要真正合于《周易》天人合一、“乐天知命”的精神，正如《乾卦·文言》所强调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具有生命力量且行为高洁的“大人”要与“天地”、“日月”、“四时”以及“鬼神”相“合”。如果事先认识到天道，那么“天”便可以在了解和掌握之中，便不会违背人的意愿；如果还不知道天道的奥妙，那么就应该奉行天的时序。既然连“天”都不会违背有“合”德的“大人”，那么推而广之，普通的人和鬼神就也都不会和大人相违了。因此，“合”于人之生是至关重要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4]，方能够达到天、人、鬼神皆成就自己功德的境界，亨通无咎。采取顺应而不是对抗的方式对待天地运行之自然规律，这无疑是中国人的明智之处。
“乐天知命”在《系辞上》说得更为具体：“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这里既是说易道，更是说人道。因为“似”天之“行健”、地之“厚德载物”，所以才不会违背自然规律；智慧周遍万事万物，而道也济助天下，所以不会有什么过错；即使还没有走上正轨在旁道运行，但不流失自己的方向，乐于天道而知晓人自身的命运，所以就不会忧虑；安于所处的地位而敦厚自己的仁德，所以能够博爱人和天地自然万物。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这种“知”，是一种对世界和自身的认知。同时又是一种“乐”，乐达自信。当然这种乐也并不是盲目乐观，而没有忧患之心。“乐”天，与“忧患”时世是并行不悖的。“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易·系辞下》）没有危机意识，没有责任感，遁世无为，只顾一己之乐，不是真正的“乐天”，而正如朱熹所言：“切冀眠食之间以时自重，更能不以乐天知命之乐，而忘与人同忧之忧。”[5]朱子是深谙《周易》的精神的。
从“天地之化”、万物之理和“昼夜之道”中去感悟，学习如何立身于世界的道，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好“风水”，谈“吉凶”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正如此，中国人非常重视立身安命之环境，即使是死者之地的选择，也是为了生者。而且，“风水”观念使中国人注意环境的选择和美化，从而创造生活的美。正像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说：“风水对于中国人民是有益的。……虽然在其它一些方面，当然十分迷信，但它总包含着一种美学成分，遍及中国的田园、住宅、村镇之美,不可胜收，都可由此得到说明。”[6]也正是这种对人的重视和对天地鬼神的敬畏，使中国人追求一种诗意的安居。
按照《周易》阴阳、方位、聚气、就吉避凶、乐天知命等原则，风水的选择主要有以下两种：以水为主和以平原为主。风水先生在选择民居、都城、市镇时，都强调“负阴抱阳”或“背阴面阳”。民居选宅要求是山居则选择平坡建宅，平野则选择高处落居,而且要藏风蓄水。国都、郡府等大、中城市要求局势宽大，落气隆厚，非平原不可。“帝都要求大局，也就是垣局，坦局必落平原。”(《地理知止》)所以要求“背名山而面洪流”。春秋时吴国的都城、秦都咸阳城、东汉洛阳城等，包括我们现在的首都北京城，无不是按周易象数、风水理论安排的。不过，由于很多统治者不能领会《周易》中的“形而上”的“道”，不以“德”修身治国，而只单纯追求“形而下”的外在的“器”的建造，因而达不到天人和一的境界，最后自然也不会亨通。
笔者认为，“风水”，无非是生与死如何“安”的问题。生人居住环境的选择和创造，是通过对建筑、园林以及环境的美化来求得人与自然和谐共进；墓地的选择，是对先人的一种尊重和悼念，同时也对生人的生活寄寓着一种美好的祝福。而且，古人因对“风水”的重视而馈赠给我们大量宝贵的文化遗产，至今仍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和借鉴意义。因此，我们对“风水”理论应该辨证地看待，而不应轻易否定。
《周易》对风水学说的影响当然不仅仅限于阴阳平衡、五位相得、趋吉避凶、气感而应和天人合一等等思想，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探究，这将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
参考文献：
[1]黎凯旋：《易数浅说》，台北：易学出版社，1992年九月九日重阳九版，第9页。
[2]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198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1725页。
[3]在王弼《周易略例》中，唐四门助敎邢璹注《序》中写道：“象之吉凶，鲁仲尼之论备矣。”
[4]四部丛刊《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卷四·答聂文蔚书（其一）》。
[5]四部丛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八·答杨庭秀（万里）》。
[6]李约瑟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英)，197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