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一直靠“轴心文化”生存和发展。中华民族的轴心文化即母德就是儒家创立的“五德——仁义礼智信”。把握其积极内涵，推陈出新，有利于构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有利于人自身的身心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

　　关键词： 轴心文化；“五德”；价值观 
　　
　　李汉秋先生提出，“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民族五种基本的“母德”、“基德”。笔者深以为然，中华文化的精髓正在于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动力源头正在于此。
　　
　　一、“轴心时代”的精神传统作用辨析
　　
　　“轴心时代”话语，源出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他认为，世界的文明国家（如古希腊、印度、中国、以色列），都是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到公元前2世纪进入了所谓的“轴心时代”。这意味着各个文明在这期间都以“突破”其原始文明为前提，并且开创了各个文明后来的发展方向，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因此，这个时期是人类文明的转折期，是各个文化的轴心和枢纽。人类思想文化至今尚未走出几千年前“轴心时代”确立的基本思维范式。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1]因此可以确证，不同的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明有不同的源头活水、不同的精神资源、不同的创新能力和不同的发展轨迹。进行历史时空比照，“轴心时代”正是对应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正是轴心时代的文化结晶。诸子百家学说成为了中国轴心文化的横坐标，孔子、孟子以及儒家学说则成为其纵坐标。
　　从物我两分到天人合一，现代化并不是当代儒学的一曲挽歌，而是救治西方现代性病症的一剂良方。在全球化的文化交融中，我们没有理由不积极地去发掘、阐述、转化、继承和发扬我们轴心时代以来伦理文化的精粹，为构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所用。“在各种文明的冲突和对话中，人们必定要对自己的原有的价值体系作出反思和变革，从而追求某种更具有普遍意义和更为健全的文明价值。”[2]西方近代文化是抽象理智主义的文化，是压抑感性的文化生命的，是异化的文化，是缺失人类心灵的最高部分即性灵之力量的文化。它所实现的个人原理，是抽象个人之原理。它所实现的先进的社会制度，是以抽象个人之间的“契约理性”为原则的制度。从这个方面来看，西方近代文化的确不如中国传统文化。
　　性灵是感性生命精神的原动力，它所开启的是感性真理的境界。西方文化向来缺失这种境界。所以，把中、西文化置于一个单一的标尺上来比较其落后与先进，是一个错误，是缺乏思想的知识论态度。当然，这个错误不能单纯说成是出自观念的原因。衡量各民族文化之先进性的统一标尺是由西方资本征服世界的力量所造成的。所以，这个错误来自客观事实。即使在今天，有了一部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已经看到把西方精神移植过来并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却仍然很少有人确信“西化”是一个错误。谈论中国文化精神的优越性和高明之处，仍被许多人视为反动的浪漫主义。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当初熊十力先生在给张东荪先生的书信中就曾这样说道：“唯自海通以来，中国受西洋势力的震撼，中学精意随其末流之弊，已俱被摧残。如蒜精之美，不幸随其臭气而为人唾弃。”[3]
　　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全球化文化的交融与冲撞中，西方理论价值观的渗入和中西文化与价值的冲突与碰撞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生长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中西伦理观念在成长基点、人文环境和基本准则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西方价值观强调个人中心、独立人格、民主法制、功利主义、技术主义、创新精神；而中国传统伦理强调天人合一、整体和谐、族群至上、重义轻利、伦理为先。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价值观的严重影响导致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伦理价值观失序局面，甚至出现严重的道德沦丧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以近10%的速度增长。2006年增速达10.7%，GDP总量已过2.6万亿美元。短缺经济不复存在，各地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鳞次栉比，消费品琳琅满目、档次齐全。但是我们的文化价值观遭遇了极大的尴尬：传统的文化价值在不知不觉中流失，而西方的文化价值精髓我们并没有真正掌握。中华民族的道德基准如“五德——仁义礼智信”在逐步失传，西方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信念尚未普遍建立起来；传统的中庸和谐、效法自然、公勤忠勇、性灵神妙等价值内涵，在我们的器物文化和精神文化中已很难发现，而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质量等方面求精益求精我们对比下还有很大差距。
　　 解决全球人类发展前途问题，解决人自身身心和谐发展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东西方负责任的思想家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华文化伦理必将大放异彩。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了马克思这一论断的科学性。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按照我们人类经验和历史，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只有从人有个家并且在一个传统中生了根中产生出来。”[5]著名历史学家庞卓恒在对所有古代文明和古代帝国的兴衰作了比较后发现：在这些古代文明和帝国中，惟有中华帝国在2000多年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体系方面保持了绵延不绝、不断发展的态势。
　　 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在全球化背景下，自觉坚守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道德家园”及其精神价值，自觉地与世界不同的文明传统对话，使民族的道德传统更加理性地融入人类文明宝库中，并再次获得新生。这既是对时代的自觉诉求，也是为了在人类文化即将到来的第二次轴心时代共创人类文化辉煌的使命所然。返本开新、推陈出新。没有文化的腾飞，我们就不会有德性和创造性，不会有生命的理想，我们的幸福就只会停留在物欲的满足里面。因此，可以相信，在当代情势下复兴中国文化，重新寻找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构建中华民族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体系，必将成为一个普遍的诉求。
　　
　　二、对中华民族母德——“五德”的认识
　　
　　源远流长、典籍浩繁的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就是“仁义礼智信”。
　　一曰仁。仁，指品德，是儒家道德的核心范畴。孔子在《论语》中述“仁”有三层含义：其一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其二是“忠恕”、宽容，亦即和谐。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取近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其三是划定道德底线，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其中，“爱人”是“仁”的本质内涵。“爱人”以“亲亲”为基础，以“忠恕”为核心，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仁”的最高境界。孔子认为统治者实施仁政的途径就是足食、足兵、取信于民。孟子进一步探索了实施仁政的途径，他设想了一系列“仁政措施”：一是恢复井田，划正经界，分田制禄，使老百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论语·雍也》）。二是制民恒产，安定恒心。让老百姓都有一定的产业，“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下》）。三是老百姓生活状况能达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11]的温饱境界。四是发政施仁，必先穷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主张施仁政首先应该关怀最弱的弱势群体，如鳏、寡、孤、独等，因为他们游离于井田制之外，既贫穷又无依无靠。关怀弱势群体，既解决了弱势群体的生存危机，也为社会和谐消除了最突出的矛盾，构筑了和谐的社会基础。五是“不嗜杀人”，这样的国度天下百姓会“引领而望之”，就像大水流往低处一样，谁也阻挡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