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在真如与无明相互熏习的过程中，二者的力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真如的熏习作用可以最终断灭无明，但无明的熏习却不能灭尽真如。那么《起信论》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它的解释是：“染法从无始已来，熏习不断，乃至得佛后则有断。净法熏习，则无有断，尽于未来。此义云何？以真如法常熏习故，妄心则灭，法身显现，起用熏习，故无有断。”[10]也就是说，无明的染法熏习虽然从本以来就存在，但证得佛果之后就会完全断灭，而真如的净法熏习则恒常存在，以至于未来而永不断绝。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真如的恒常熏习能够不断地起智断惑、返染还净，并能够断灭无明妄心，无明断灭之后，真如法身就显现出来，继续地起熏习作用，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使它断灭。
由于真如与无明相互熏习的结果是无明断灭而真如不断，所以决定了一切法中染法终将灭绝，而净法必然呈现。这样，众生心同时开出的“真如门”和“生灭门”，最后也以从“生灭门”进入“真如门”为结果，从而也保证了芸芸众生能够摆脱烦恼得以成佛，进而实现佛教的终极追求。
三、余论
《起信论》中对无明观念的阐释，让我们看到在佛教的理论体系中，无明作为与真如相对待的一种力量，成为染法之因，从而解释了世间诸法的生灭现象和人生的百般烦恼。但在与真如的相互熏习过程中，无明最终断灭，真如得以呈现，从而一切法离染还净，生灭门进入真如门。这一理论的建构主旨符合中国人对宇宙人生终极理想的追求，既能够较合理地解释世间的恶，也能够乐观地化恶为善，从而为人们建立起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在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解释宇宙人生的诸多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理论建构模式被不断地运用和深化。这里仅以宋明理学中朱熹的理气观为例，来简单说明这一问题。
在朱熹的理论体系中，理与气是他解释宇宙人生诸多现象的核心范畴。理是天地万物得以存在的终极根据，而气是天地万物得以生成的不可或缺之物。二者是相即不离的关系，正如他所说：“有是理便有是气”，“理未尝离乎气”，“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11]虽然如此，但他还是将理气做了区别对待，认为理相对于气而言具有优先性，他指出：“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12]在朱熹这里，理处在形而上的位置，气则属于形而下的存在，由此理取得了优先于气的地位。在人生领域，性是理在人身上的体现，理的至善性决定了人性的本然之善，而气则在成为构成人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下，也成为人性中恶的重要原因。他指出：“天地间只是一个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13]如此，便将现实人性的善恶归于气的清浊。既然如此，人就需要做修养工夫，所做的工夫就是变化气质，使气质由浊变清，从而使至善之理在人身上得以完全呈现，这就达到天理流行的圣人境界了。当然，在朱熹的理气关系中，有着更为具体和完备的论述，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出这一理论在建构模式上与《起信论》的相似之处。理与气的关系，遵循了真如与无明的关系模式，并且朱熹对世间善恶的解释也与《起信论》中对“染净”问题的说明有相似之处，最后二者也都在理论上说明了恶何以能最终转化为善，染法何以能最终转化为净法。由此可以认识到，中国佛教与中国儒家虽然各有追求，但在对世间万象的理解与判定上，在核心理论的创建上还是具有相通之处的。可以这样认为，朱熹的“理气”论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和拓展了《起信论》中真如与无明的理论建构模式。
通过《起信论》中的“水风之喻”和“香熏之喻”，我们分析了无明这一观念，认识到它在“一心开二门”这一理论建构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分析无明与真如的关系，以及后来中国哲学在理论创建中对这一关系模式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我们也认识到《起信论》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对无明观念的探析，也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国佛学的特质和中国佛教对宇宙人生的独特理解和根本追求。
参考文献：
[1][2][3][4][5][6][7][8][9][10][梁]真谛译，高振农校释：《大乘起信论校释》，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序言》）、17、33、36、61、61～62、75～76、78、83、100页。
[11][12][13][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3、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