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宋元时期，在三教融合并且不断世俗化的背景下，善恶报应信仰成为了时人最为普遍的一种信仰习俗，它的发展和盛行，不仅具有整顿人间伦理秩序的作用，同时也对宋元戏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既与宋元戏曲描摹世态、揄扬善恶的本体特征相关联，也与美善统一的文艺传统相契合。
关键词： 宋元；善恶报应；戏曲；影响
在中国，善恶报应信仰的产生，是与先民对鬼神和上天的的敬畏与崇拜相一致的。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在其发展过程中，它对古人的心灵与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对于善恶报应信仰，现今的学者一般都认为它是一个融合着儒、道、释三教思想的混合体。这固然不错，但需要稍加强调的是：其一，善恶报应观念的渊源极早，远在道教形成和佛教传入中土之前。其二，儒、道、释三家的善恶、承负、因果、报应等思想对于古人善恶报应信仰的形成和巩固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彼此既有冲突，也有统一。其三，善恶报应观念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信仰而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是在宋元时期，同时，它对宋元戏曲——宋元南戏和元杂剧——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仅就最后一点进行展开。
一
宋元时期，儒、佛、道三者之间，既互相矛盾，互相斗争，但更多的是互相吸收和互相融合，“三教合一”已成为诸家的共同认识和做法，而善恶报应之论往往成为三教融合的一个结合点。
佛教东传以后，其发展过程，就是不断中土化和伦理化的过程。“宋代以后，三教融合，佛教的中国化具体地表现为佛教伦理的儒学化、世俗化，世俗生活成为佛教关注的重要内容，佛门注重以布道弘法劝诫世俗，扶世助化。”[1]在提倡三教融合方面，宋释孤山智圆直接主张佛教伦理向儒学的靠拢，他说：“士有履仁义、尽忠孝者之谓积善也。”“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2]也就是说，在智圆这里，以忠孝为至善的标准，佛教与儒家已趋统一，“外典”、“内典”的差异，仅在于修身和治心的方式不同。其后的“明教大师”契嵩也有相近的言论，这种状况，实与宋代的宗教政策密切相关。宋初，最高统治者虽确定以儒治国的方针，却又采取儒、释、道三教并兴的政策，这为三教的融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宋真宗曾对臣下说:“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大抵皆劝人为善，唯达识者能总贯之，滞情偏执，触目分别，于道益远。”[3]他又尝著《崇释论》二篇，认为:“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而道同，大指劝人之善，禁人之恶。”[4]作为浮屠的智圆、契嵩等人，他们的善恶观，正是这种社会文化土壤的产物。
道教在宋元时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由于它与儒家思想的隔阂较少，所以对道教而言，所谓三教融合，主要表现为道教对佛教教义和理论的吸收，这在善恶报应观念的改进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实际上，从东晋以来，一些道教书就开始吸取佛教的六道轮回和因果报应的思想，方天立先生指出：“这表明道教学者将佛教的业报轮回思想和道教的承负说相融合，借以加强劝善惩恶的社会功能与效果。这种思想倾向一时成为道教学者撰写经书的风尚。”[5]正是在这种思想倾向的推动下，宋元时期出现的许多道教新教派，均大规模地吸收儒、佛思想，从而使三教融合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相应地，善恶报应的内涵也愈加丰富，其对受众的心理和生活的影响也愈加深入。而对这种影响的形成具有关键作用的，不能不论及两点：一是全真教的形成与发展，二是佛、道劝善书的广泛流行。
二
全真教由王重阳于金大定七年（1167）创立，并在元代获得极大发展。全真教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就是高唱三教平等、三教一致，这一观点在王重阳及其后继者的言论中随处可见。比如，王重阳说：“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6]丘处机也说：“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7]在三教合一教义的指导下，全真教大方地吸收佛教的六道轮回说，渲染轮回之苦，如《重阳全真集》就说：“我今嗟彼世间人，来路前生作甚因。但恐性乖来路失，归时转转入灰尘。”“世上轮回等等人，各分神性各分因。百年大限从胎死，五蕴都归尘下尘。”[8]而在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有关对话记录中，我们亦可以清楚地看到三教善恶报应思想的混融：“一日，上（按：指成吉思汗）问曰：‘师每言劝朕止杀，何也？’师（按：指丘处机）曰：‘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祐，降福我家。况民无常怀，惟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若为子孙计者，无如布德推恩，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亿兆之洪基可保。’上悦。”[9]在这段对话中，我们看到，儒家的赏善罚恶和以仁德保民、佛教的戒杀、道教的承负说等等，已经非常自然地糅合在了一起。
此外，刘处玄《仙乐集》中的《天道罪福论》在推进善恶报应观念方面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天道罪福论》用通俗的语言，列出了必受赏罚的善恶行为一百种，比如：“无损人罪，赐益寿福；无杀害罪，赐修生福；无嫉妒罪，赐夷善福；无攀缘罪，赐全神福；无恶逆罪，赐孝子福；无善道，则赐轮回罪；无公平，则赐生灭罪；无忘贪，则赐不足罪；无常情，则赐寿夭罪；……无善福，则赐恶报罪；无三孝，则赐十恶罪；无明见，则赐幽冥罪；无真禧，则赐身堕罪；无真常，则赐荣枯罪；无厌世，则赐万浊罪；无炼形，则赐贩骨罪；无悟真，则赐迷伪罪；无爱善，则赐堕恶罪；……无害物，则免镬汤罪；无恋情，则免死苦罪；无幻形，则免去来罪；无生乐，则免死哀罪；意普敬，则免不平罪；无新愆，则消旧业罪；顺天条，则免过去罪；积阳道行，无阴路罪；修阳道功，救永沉罪；达无为道，无万有罪。”[10]
显而易见，《天道罪福论》的宣讲对象不会是普遍有着较高文化修养的全真教徒，而是普通的中下层民众，因为它并不着意于抽象的理论说明，而是杂糅三教的观点，用不容怀疑的语气将宗教“真理”通俗化、具体化，形成具象而实用的善恶报应说教体系，并直接指导世俗民众的文化生活，从而起到劝善止恶、扶世助化的作用，其功能与作用已非常接近于宋元时期广泛流行的劝善书了。
劝善书又称善书，是一些专门宣传伦理道德、劝人弃恶从善的小册子。这类书籍儒、释、道三教都有，而以道教劝善书的数量最多，影响最大。在宋元时期，影响最大、流传最广者，莫过于《太上感应篇》和《太微功过格》。
《太上感应篇》是根据道教教义编成的一篇通俗劝善书，大约编成于北宋末年，在南宋和元代广为传布，并延至明、清。南宋时，宋理宗，亲手为其刊本题写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字，《太上感应篇》遂一时身价百倍，并得以广泛传播于社会。它以“太上”规诫的形式，劝导人们行善弃恶，此书的核心思想正如其开篇所云：“祸福无门，惟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身。”[11]为了保证规诫的权威性，《感应篇》首先抬出令人敬畏的神仙：上天有司过之神，天神会根据各人善恶程度的不同给予不同的赏罚，而赏罚的最直观体现就是寿命的长短，即《感应篇》所言：“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值得注意的是，《感应篇》所规定的善恶标准，基本以儒家的三纲五常为基础，比如，其所谓善，就包括“不履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犹老怀幼”等等。其所谓恶，包括“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凌孤逼寡，弃法受贿”等等。由此可见，《太上感应篇》重在善恶报应观念的普及，它是“把封建伦理纲常和鬼神信仰加以糅合，炮制了一个新的枷锁，赐给了世俗世界。”[12]我们不难想象，有皇帝的提倡、神灵的监视、对福寿的希求以及对祸夭的恐惧，再加上文字的浅显通俗，《太上感应篇》所宣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势必会深入人心，并在“世俗世界”形成一种普遍的信仰。
比《太上感应篇》更通俗、更实用的是《太微功过格》，它成书于金大定十一年（1171）。功过格是道士自记善恶功过的一种簿册，《太微功过格》也认为有天地神灵在监督着人的善恶行为，并予以报应。但是，它比《感应篇》又有了新的发展，《感应篇》虽指明了善恶的“定性”标准，但还没有给出一个“定量”的标准，而《太微功过格》则明确标出了善恶行为甚至意念的等级标准和功过的计算方式。它以表格的形式，立“功格三十六条，过律三十九条，各分四门，以明功过之数。”例如，“以符法针药救重疾一人为十功，小疾一人为五功，如受病家贿赂则无功。”“赈济鳏寡孤独穷穷民百钱为一功，贯钱为十功，如一钱散施积至百钱为一功，米麦币帛衣物以钱数论功。”“修合毒药欲害于人为十过，害人性命为百过，害人不死而病为五十过；害一切众生禽畜性命为十过，害而不死为五过，举念欲害为一过。”“恶语向君亲师长为十过，向善人为八过，向平交为四过，向卑幼为一过。”[13]然后，它规定修真之士每晚临睡前，对照表格，自记功过，以明功过之多寡。而且，天上神灵也有这样的记录，两相对照，一月一小比，一年一大比，功多者得福，过多者得咎。显然，它与《感应篇》相比，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故而深受欢迎，自《太微仙君功过格》出现以后,各种功过格便在宗教界和民间大量产生。
受道教劝善书的影响，佛教劝善书也应运而生，在宋元时期，佛教劝善书的主要形式是“宝卷”。宝卷由唐代变文演化而来，按照郑振铎的观点，宝卷“实即‘变文’的嫡派子孙，……‘宝卷’的结构，和‘变文’无殊；且所讲唱的，也以因果报应及佛道的故事为主。”“佛教的宝卷在初期似以劝世经文为最多。”[14]既然是劝世，就必然具有强烈的世俗伦理化趋向；既然是在瓦子中讲唱，就说明它的确受到时人的喜爱。于是乎，佛教所主张的善业恶业皆为各人自作自受的论调，也以通俗的形式加入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合唱之中，将儒、释、道的融合推向高潮。事实上，宋元时期善恶报应信仰最为显著的特征，正在于三教善恶观念的高度融合，尤其在中下层社会更是如此，因为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说，神灵之威、地狱之苦，都是他们所敬畏的；今生之乐、子孙之福，都是他们所希求的，所以，圣、仙、佛均与膜拜，所以，积善远恶就成为了最自然的选择。
三
如上所述，善恶报应信仰乃是一种泛宗教性质的意识形态，因此，它的发展和盛行，不仅具有整顿人间伦理秩序的作用，同时也必然会对文学艺术产生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宋元戏曲上的表现最为突出。
在现存的宋元戏曲中，与善恶报应相关的剧目非常多，无论何种题材，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这一问题。在宋元戏曲中，善恶报应观念可谓俯拾即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类的句子：“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举意早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幽闺记》）“笑你每怎招取，到这世如何推抵？谩诲人已后毋得忘义！负恩忘义不见机，贪荣图贵好心痴。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奸邪簸弄祸相随，孙氏全家福禄齐。奉劝世人行孝顺，天公报应不差移。”（《杀狗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