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分析了《船山遗书》在刘毓松、刘寿曾以及刘师培两个时代的不同命运。在刘毓松时代，曾国藩为了弘扬湖湘文化，而将书中鞑虏之字抹掉。而在近代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刘师培继承家学，撰写《王船山史说申义》，目的是攘除满清，激励汉种的历史。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背景，对船山遗说的理解竟然会有天壤之别，不能不令人深思。

　　关键词：《船山遗书》；刘毓松；刘寿曾，刘师培；民族主义
　　
　　许多人撰写清初的思想与学术史的时候大都会提到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与王夫之三大思想家。但是王船山的学说只是到了曾国藩之时为了发扬湖湘文化，命仪征刘毓松、刘寿曾父子整理出来。本文拟从船山学说被发掘整理及其后与章太炎、刘师培革命派以船山学说为推翻满清之思想武器的巨大反差来探讨近代学术和思想阐变的内在理路。
　　
　　一
　　
　　面对理学不能应付日益复杂的局面。尤其是内乱，曾国藩不同于倭仁等迂腐的理学家，而是切于实际，开始讲求经世之学，主张提高经济之学的地位。他说：“有义理之学。有辞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辞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曾国藩多次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要消灭内乱，儒家士大夫不但要内圣。而且要外王。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提高湘军的战斗力，就要宣扬湖湘文化。提高湘军这支乡军的凝聚力。曾国藩就把目标对准了湖湘前贤王船山。
　　曾国藩在幕府里设有采访忠义局、编书局等机构。设立采访忠义局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表彰在与太平天国战争中死难的官绅，来激励更多的人同太平天国对抗。成丰十年。曾国藩首次于行营设立忠义局，其主要任务是搜集和整理死难官绅的资料，由曾国藩汇总奏报朝廷。请建总祠总坊或专祠专坊。“以慰忠魂而维风化”。编书局于同治三年设立，曾国藩亲自制定章程，挑选学识渊博、擅长校勘的幕僚专司其事。书局中多宿学名儒，主要有欧阳兆熊、洪汝奎、李善兰、张文虎、刘毓松、刘寿曾、汪士铎、莫友芝、唐仁寿、倪文蔚、戴望、成蓉镜、刘恭冕等。
　　书局初设于安庆，后移往金陵。主持金陵书局的便是刘毓松，死后，由其子刘寿曾总领其事。书局是曾国藩、曾国茎等为出版《王船山遗书》而设，时仅称“书局”，并不叫做“金陵书局”。该书局“初设于铁作坊，后移江宁府学非霞阁。延请一绅士督理局事。”至光绪六年(1880)以前的十几年间，该书局出版图书三十一部，其中经部十种、史部十八种、子部七种、集部六种。在编辑这些图书的过程中，寿曾“时从诸儒上下其议论，所诣乃益邃”。从事图书编辑业务更是得心应手，精于校勘，熟悉体例，放为曾国藩所赏识。在《文集》卷一《北堂书钞斛雠商例答蒯礼卿》一文中，恭甫围绕《北堂书钞》一书出版之前的校刊方法和次序、早期版本的优劣、征引之书的利用、学习前人校例以及文字格式与避讳等问题。谈论透彻细致，据恭甫所示。《北堂书钞》需经反复五次校刊，才得以完成。可见校书之辛苦和认真。
　　当然，最重要的是，在刘氏的主持下，刊刻了《船山遗书》。王夫之主要的著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张子正蒙注》等，其主要刻本就是曾国藩和曾国筌的刻本，即金陵刻本。
　　刘毓松根据所刻的《船山遗书》，还编有《王船山年谱》二卷。曾国藩让刘氏父子编辑《船山遗书》的目的，主要是继承湖湘的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效法前贤。澄清天下”。
　　湖南是陶澍、贺长龄、魏源等经世思想家的故乡。表现尤为突出。由贺长龄主持、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刊行后，“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土皆有用世之志”，所以，“嘉、道以后，留心时政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他们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弊病。涉猎了传统经世之学的方方面面。如唐鉴“图纂北五省水利书”：左宗堂精通时务，不仅擅长河、盐二务，而且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所作舆地图，实为精绝”，罗泽南究心水利边患等书，细考内地边外山道水势兼及苗疆诸务，“其所著地理水道书，多论兵家形要”：丁取忠则编有明代王、戚诸家兵法：邹汉章“出入子史百家。尤留心图地兵制之学，凡山川险要，道里远近，靡不记于心”，其兄弟汉勋、汉池同样如此。
　　刘氏校刊的《船山遗书》极大地满足了曾国藩对湘乡民风的诉求。这位湘乡前贤遗说的介绍，有助于提高湘乡的威望。崇祀先贤远祖并非是湘人独有的文化特征，但先人作为一种符号象征却可以映射出不同的传承意义。对于湘人而言，奉祀祖先、修撰族谱等社区活动首先是一种聚宗收族“联其宗姓而益笃其其亲爱之谊”的文化使命。所以曾国藩非常看重《船山遗书》的修撰与校刊。而刘氏父子丰厚的家学功底使他们终于不辱使命完成了这项重要的修书工程。使得曾氏不仅完成了荣耀先贤的乡约规劝其乡民建功立业，同时他本人也从《船山遗书》中汲取营养，也效仿王船山光复明室的举动，通过严格的修身程序来强化自身的个人魅力。使其言行体现出清教徒式的精英化倾向。
　　王夫之在《周易外传·系词传上》中说：“故古之圣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治器者则谓之道。道得则谓之德。器成则谓之行。器用之广，则谓之变通。器效之著，则谓之事业。故《易》有象，象者，像器者也。卦有爻。爻者，效器者也。爻有辞，辞者，辨器者也。故圣人者，善治器而已矣。自其治而言之。而上之名立焉。上之名立而下之名立焉。”这句话可以看出湘籍学人的行事的原则，换句话说。这就是湖湘学派的源流衣钵，他们大都讲究事功，认为“立言”必须落实于“立功”才有意义。而曾国藩正是按照王船山的这一原则来为人处事。观船山遗书中内容非常推崇老庄之道与德，这与另位湘籍人士王闽运引庄子之旨进人儒学广义“道统”的殿堂相类。可见后世湘籍学者对王说的继承。王闿运首先把庄子归人能继承孔子“经世学”的宗师行列。所以近代湘系集团有不少人强调“立德”与“治术”的衔接关系，都来自于王船山的学说精髓。总体而观，王船山之后的魏源、王闿运到曾国藩都以霸术的权变运用为主旨。曾国藩能屡败屡战。而最终打败洪、杨，实现同治中兴的局面与湘人这种事功精神是分不开的。
　　王船山的学说对曾国藩的影响莫大焉，而刘毓松父子修书之功莫大焉。但正是被曾国藩用来为其乡土张扬的船山遗说竟后来成为革命派宣传的有力武器。被章太炎斥为“大盗”、“汉奸”的曾国藩，他也能敏锐地识别出在那被扭曲的灵魂中残留的种族意识。王夫之著书。“一意以攘胡为本”，但因僻处山泽，一个半世纪以来他的思想鲜为人知，而曾国藩却将其书刊刻播扬，遂成为清末反清的重要思想资料之一。其刻王氏书，“无所剟削，独于胡虏丑名，为方格以避之”。可谓欲盖弥彰。因而章太炎也不得不承认其种族之辨，“心固知之矣”。而作为刘毓松之孙的刘师培对王船山学说的重新认识正是在革命派的民族主义思想激荡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