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明朝的财政监督体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首先，明朝取消了隶属于刑部的独立财政监督机构比部，强化作为君主“耳目”的监察机构的财政监察与审计监督职权，与中央六部等机构一起直接向皇帝负责。这虽然有利于君主更直接更有效地掌控财政监督大权，却同时造成了极大的君主专制，本应自由的弹劾与稽核都必须经过君主的同意，否则很难有实效。这极大地降低了财政监督的效率，尤其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君主大多懒于朝政，财政监督事宜不是落入阉党与少数大臣之手，就是根本无人过问。其次，缺少一个专业的、独立的国家审查机构，多层次交叉制约的监督机制虽强化了财政财务审查，但同时也造成机构重叠，职权混淆的弊端，很容易产生各方之间的纠纷。其三，财政监督机构内部人员匮乏。明朝后期，这一问题已相当突出。万历时监察御史应设110人，而实际只剩5人。整个统治阶层都处于极端腐败与混乱之中，如此的情形下，监督机构尚且不能自保，又怎么能有效地去行使其监督职能呢？
　　（二）中央与地方的政策执行差异
　　从明朝的起运存留制度来看，中央财政在国家总财政中所占份额远远大于地方政府所占份额。在米麦等基本农作物方面，地方政府存留的食粮略高于起运中央的数量，但是在地方政府的起运中，还有大量的钞、绢、布、绒等。有学者通过对弘治15年的起运存留进行研究，得出二者的比例为：起运数额超过总数额的68%，存留仅占32%。
　　不难看出，中央过分注重朝廷利益，过分统揽财政大权，导致了地方财政的窘迫，也大大挫伤了地方政府执行国家政策的积极性。地方政府消极征税，拖欠成风。据记载，苏松两府自万历14年至35年所欠金花48万两，布301万匹。由于地方连年拖欠，朝廷不得不全面大幅度地降低部分地区的税收。
　　
　　三、明朝的财政支出
　　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初，崇祯皇帝做出了他十分难堪的一件事情，即颁布“罪已诏”，向天下臣民承认局势的糟糕及朝廷的失策。
　　其实，自万历后期张居正死后，财政状况就已经很难扭转，到天启年间，朝廷的财政更加恶化。崇祯即位时，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经济都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虽然明朝在税收问题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每年仅田赋一项就有几百万两白银的收入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好好加以利用，至少不会闹到最后人人无钱的局面，究其原因，明朝财政支出的不节俭是造成这一局面的原罪。自正德皇帝以后，明朝个个皇帝都极端不务正业：正德皇帝的胡闹可以说是历代少见，在太监的唆使下，做尽了皇帝本不该做的事情；嘉靖皇帝迷恋道教仙丹，大批幼女被逼入宫而不知所终，他自己也因为慢性中毒在晚年几乎成了一个怪物；万历帝自万历十三年起，就再也没有踏出皇宫一步，不理朝政，直到他驾崩被扛着去定陵，前后达三十余年之久；天启帝一心在宫中做木匠，任由魏忠贤之流在外面胡作非为。这样的一帮皇帝，自己玩乐以及纵容部下随心所欲挥霍的开支，无法估量。军费开支是财政开支中最大的一项。万历年间的朝鲜战争，先后用掉上千万两白银，其他的小敲小打，也动辄百万两。此后，辽东之战一发不可收拾，投入就如同无底洞。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军费开支也越来越大。
　　从以上明朝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明细帐不难看出，虽然无论是初期朱元璋，还是中后期的张居正，都推出过行之有效的财税政策，但由于各级政府执行不力或者统治者过分地集大权于一身等原因，影响了财政收入；明朝后期历任皇帝的昏庸荒唐和挥霍无度，加上军费开支的庞大，最终导致财政入不敷出。为了摆脱困境，朝廷只能加征税收，这样做不仅杯水车薪，也更加剧了人民的不满，致使各路豪杰揭竿而起；没有钱粮，朝廷只能大欠军饷，士兵无法维持生活，不仅战斗力大幅度下降，哗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加上后金军队极强的战斗力，汇成了反明大起义的洪流，明王朝也最终被这股洪流所淹没。
　　
　　参考文献
　　[1]夏维中：《品明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孙诩刚：《中国财政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