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汉学家发扬光大了顾炎武倡导的考据实证方法，却无视其寻求六经大义的治学宗旨。陈澧说：“训诂考据有穷，义理无穷。‘终风且暴’训为‘既风且暴’，如是止矣!‘学而时习之’，‘何必日利’，义理愈紬绎，愈深愈博，真无穷矣!”汉学最大的弊病在于只重考据不讲义理，陈澧独具慧眼地指出顾炎武等人熟读宋儒书，就是强调义理的重要性，以重义理纠汉学之偏。他说：
国初儒者，救明儒之病。中叶以来，拾汉儒之遗，于微言大义，未有明之者也。故予作《学思录》，求微言大义于汉儒宋儒，必有考据，庶几可示后世耳。
陈澧仿《日知录》体例作《东塾读书记》。《东塾读书记》卷四专论《易》，陈澧认为《周易》切于人事，其大旨是教人崇德、寡过、修身，解《易》要以义理为本，推崇王弼的《周易注》和程颐的《易传》，驳斥象数派易学。这和顾炎武的易学观完全一致。陈澧解《书》、《诗》、《春秋》诸经也同样遵循顾炎武兼融汉宋、考据为工具、义理为根本的治经宗旨。
第二，通经致用，经世济民。顾炎武博极群书，研精经史，但他治学的归宿在于明道救世。顾炎武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张舜徽先生认为：“顾氏研究经学的宗旨，归于致用，努力探求先民制作原意，想把几部经典中的主要理论，运用到修己治人的实际方面去。”顾氏门人潘耒指出，《日知录》的著述宗旨是明体达用，匡时救世：“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
陈澧说：“孟子论天下‘一治一乱’，而曰‘我亦欲正人心’。顾亭林之言，足以畅其旨。其言曰：‘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不可阙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亭林在明末，亦一孟子也。”把顾炎武比做孟子，推尊之意无以复加。而振纲纪、正人心、美风俗，这正是顾炎武经学思想的核心之义。
陈澧说：“仆近年为《学思录》……今以论著之大旨告足下：仆之为此书也，以拟《日知录》，足下所素知也。《日知录》上帙经学，中帙治法，下帙博闻。仆之书但论学术而已。仆之才万不及亭林，且明人学问寡陋，故亭林振之于博闻。近儒则博闻者固已多矣。至于治法，亦不敢妄谈。非无意于天下事也，以为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学术。吾之书专明学术，幸而传于世，庶几读书明理之人多，其出而从政者，必有济于天下。此其效在数十年之后者也。”《日知录》于经学、史学、吏治、风俗以至博闻掌故无不赅备，《东塾读书记》则专论学术。陈澧在《与黄理压书》中说：“读书三十年，颇有所得，见时事之日非，感愤无聊，既不能出，则将竭其愚才，以著一书，或可有益于世。……至于学术衰坏，关系人心风俗，则粗知之矣。笔之于书，名曰《学思录》。”明学术，才能正人心、兴教化、致太平，此可谓得顾炎武经世致用观之精义。
第三，“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经学观。“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出自《论语》，顾炎武独具匠心地拈出这两句，以此倡导学与道的统一，为学与为人的统一，这是顾炎武学术思想的总纲领。他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顾炎武把圣人之道概括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以经验主义方法重新诠释孔子学说，消解了本体论形态的宋明心性之学。这和他的“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这一命题所体现的思想是一致的，即把理学消融于经学中。
陈澧深受顾炎武的影响，也以朴实的经验论阐释孔孟之道：“后儒见佛书高妙简易之说而心羡之，乃于《五经》、孔孟之书求高妙之说以敌之。而不知《五经》、孔孟之书无高妙之说也。如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又曰：‘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又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者’，如此而已。岂谓人皆可以为尧舜之巍巍荡荡乎?”宋明理学家普遍认为，孔子的“一贯之道”只有曾子得其传，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明确指出孔子的“一贯之道”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门弟子皆得其传，反对理学家对孔子之道所作的形而上解读，这和顾炎武的观点完全一致。陈澧说：
澧谓必以一贯为受道，《论语》二十篇中，无夫子告颜子一贯之语也，何以颜子亦受道乎?颜子自言“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此为受道无疑矣，此即一贯无疑矣。然第六篇：“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第十二篇：“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邢《疏》云：“弟子各记所闻，故重载之。”然则颜子所受博文约礼之道，诸弟子所共闻，岂单传密授哉?
“约之以礼”也就是“行己有耻”，“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观点可谓深得圣人之意。陈澧还指出，“约之以礼”就是“忠恕”之道：
顾亭林说“予一以贯之”云：“三百之《诗》，至泛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日知录》卷七此说最明白。《诗》三百者，多学也，博也。“一言以蔽之”者，一贯也，约也。“思无邪”者，忠恕也，礼也。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以“一以贯之”诠释孔子之论《诗》，陈澧又以顾氏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引申阐发《日知录》之说。陈澧以顾炎武之说教其长子宗谊：“吾不敢望尔读万卷书，但望尔读《论语》、《孟子》，且望尔读《论语》第一句，《孟子》第一句九字而已，诵而行之，便是士人。若天下士人皆诵此、行此二句，天下太平矣。”“学而时习之”即“博学于文”，“何必日利”即“行己有耻”，遵顾氏之教，即遵孔子之教，士人以此为法，太平之世可期。陈澧也以此教导菊坡精舍门人：“遂讲读书之法，取顾亭林说，大书‘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二语揭于前轩。”以顾炎武治学纲领著书、教子、课士，顾炎武可谓陈澧治学之宗主。
顾炎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阐发孔子之道，显现出超越汉宋、回归孔子的治学趋向。他在《与人书》中说：“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知其异，会其同，综贯历代经学，兼采众说，《日知录》的写作贯穿着这一治学方法。张舜徽先生指出：“他的治经，本不满足于拘守一个时代、一个经师的说法以自画，特别强调了融会贯通的重要……他一方面尊信汉唐旧说，提倡人们读《十三经注疏》；而另一方面，也不鄙薄宋、元、明人的经学著作。”顾炎武考辨经学源流，博采历代经说，最后折衷于孔子，这也深刻影响了陈澧。
陈澧说：“中年以前治经，每有疑义，则解之考之。其后幡然而改，以为解之不可胜解，考之不可胜考，乃寻求微言大义，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而后解之、考之、论赞之。”他返回儒学的源头，以孔门德行、言语、文学、政事四科之分合考察、总结历代经学之流变得失。他说：“自宋以来，学术迭变，固由风气之转移，亦由门户之争竞。有争竞，故有兴衰。然门户之争，总不出孔门之四科。德行，道学传也，言语，文苑传也，文学，儒林传也，政事则大而将相、小而循吏传也。四科之人皆天下所不可无，故孔门兼收而不偏废，尤不交争，争则有胜负，有胜负则必偏废，偏废则天下受其害矣。近著《四科论》一篇，以明此意。欲学者各因所长，以成其学。”四科统合，则经学的完整性得以体现，学术与治道归于统一。分而言之，则为经学、理学、经济之学、辞章之学。陈澧认为，历代儒学或得四科之全，或得四科之偏，都是孔学支脉，皆有可采之处。《日知录》博采历代经说，《东塾读书记》也如此，不仅采汉注、唐疏，也采宋元经说。“宋儒经说，正当择而取之，以为汉注唐疏之笺，岂可分门户而一概弃之乎?”比如，《易》卷采程颐的《易传》，《诗》卷采朱子的《诗集传》，《尚书》卷采蔡沉的《书集传》。顾炎武之学是通儒之学，陈澧之学亦然。
嘉道之际的今文学和理学经世思潮对陈澧的通经致用观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限于篇幅，不在此详论。
综观陈澧的经学思想，解经而兼采汉宋，读经以明道致用，最后会通汉宋，回归孔孟，倡导学术与治道的统一。陈澧远绍顾炎武的学术思想，得其经学观之精义。他推尊顾炎武为明末之孟子，某种意义上，陈澧亦可谓晚清之顾炎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