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历史上汀江流域地理位置的特点
首先，汀江流域是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山海交接地。如“南方被称之为山泽之国，然仅 汀州处于万山”一句所示［24］卷3，该地域山脉绵延，险峰林立。其中海拔在千米 以上的就有不少，还有很多低山和丘陵。如长汀县，就地型而言，可分为中山、低山、丘陵 、盆地、台地5种，但其中最多的是低山，低山和丘陵占了全县面积的71.11%。而另一方面 ，则如上所述，山区的汀江流域通过汀江—韩江航道与沿海平原及海洋直接连接起来，在 经济上 成为海洋经济“潮州圈”的一部分［19］74，在文化上也融合了妈祖信仰等海洋文化 的元素。
其次，汀江流域是中国历史上所谓“交通大变革”前交通要道上的连接点。如前所述， 交通路线把汀江流域与韶州、赣州、潮州等历史上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上的交通要冲相联结。 韶州在唐代以后，随着华南地区的开发和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而成为贯穿中国南北最重要的 交通干线上的一个要冲；赣州由于宋代在开封和临安建都，也成为南北交通干线上的重要连 接地［19］37；进入明代以后，潮汕和漳州月港一带的民间海洋贸易越来越繁荣， 特别是 随潮汕地区与长江流域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强，由“汀江—韩江航路”和“汀州 —瑞金通路”连接而成的交通运输要道在全国交通网络上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重要。连接 汀江航道与汀州—瑞金通路的汀州城，汀江航道上下航段交接地的峰市，有水路或陆路通 往瑞金、赣州、梅州和潮汕的武平，位于汀江航道、梅州航道及韩江航道交汇点的大埔，是 这段交通运输要道上的四个纽结。
上述特点也把汀江流域与通常因交通不便而致闭塞的山区明显区别开来。
三、 清末民初前汀江流域的自然资源与产业结构特点
上述地理位置的特点不仅促进了汀江流域中转贸易的发展，而且也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开发 和利用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1.自然资源特点
这里从土地资源、森林资源和矿物资源三方面，就汀江流域自然资源的特点作一概观。
“山三分、水一分、田一分”，这种耕地面积的低比率，是汀江流域土地资源方面最突 出的特征。汀江流域群山连绵，山间盆地和河谷总面积的比例很低，且单块盆地和河谷面积 也很小。如长汀县的低山和丘陵占了全县面积的71.11%，而且其中适合于农耕的盆地极 少，只有全县面积的6.59%；盆地大多狭小，面积最大的城关盆地也只有64平方公里左右 ［10］63-67。在汀江流域各县的县志中随处可见的“岭岭相叠，山比田多”、“ 山多林 密，然耕地只居一二”这类记述，即如实反映了这种耕地面积比率极低的实际状态。汀江流 域土地资源的再一个特征是耕地严重不足。嘉靖元年（1522），该地区人均占有可耕地数“ 远远低于同一时期全国的人均占有可耕地数和福建省同一时期的人均占有可耕地数”［ 25］159。至20世纪50年代土改之前，在该地区人均占有土地面积最多的长汀县，人均占 有可耕地数为1.8亩，即便是地主，人均占有可耕地数也只有5.85亩［10］125。汀 江 流域土地资源的第三个特征是大多数耕地在土质上，更适宜于种植大豆、蓝 、烟草等经济作物。永定县及其邻近的上杭县、大埔县的部分地区，种植烟草的条件十分优 越，明代中叶以来，这些地区一直是重要的烟草产地。［11］198
罗香林曾就客家中心居住地的“森林荒废”状态指出：“宋元以前，有很多畲族人定居于 客地的山陵。因畲人实行火耕，森林未能保存。客家进入这些地区后也未曾进行过造林。” ［1］108罗氏在这里是说客家中心居住地的森林资源是在客家迁徙于此之前就已经被 破 坏殆尽。但根据有关记载，在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即设置汀州之初，连汀州城也是 猿、象出没［8］《山川》。可见当时该地区曾是原始森 林茂密之 地。明清时代，汀江流域是重要的木材产地，清人郭柏苍在《闽产异录》中记道：福州、兴 化和龙岩的杉木不及延州和建州，但延州和建州的杉木又不及汀州。汀江流域所藏的矿物资源种类甚多，藏量也很丰富。在历史上、尤其在宋代，这个地区是 最重要的矿产地之一。上述粮食资源的匮乏和森林、矿物及经济作物等资源的富足，正是汀 江流域自然资源状况的基本构图。
2.产业结构特点
汀江流域历史上产业结构特点完全是该地地理环境的产物。汀江流域因受自然资源 的限制，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始终未能成为地区经济的基础，甚至连居民的口粮也早在 宋代就依靠从外地“进口”［4］121-123；而矿业、林木业、手工业和流通业则 受惠于 上述交通状况，成为推动该地社会发展的基本产业部门。就时期而言，宋代，矿业成为全部 地区经济的支柱；明清二代，汀江流域依然靠输出山区特产以换回粮食等民生必须物品，而 在输出商品中，木材、土纸和烟草居于前三位。这里仅对汀江流域开发初期即宋代的矿业作 一考察。
宋末元初，汀州流域“畲人”尚多，刀耕火种仍广泛留存。刀耕火种通常被看作相当落 后的农耕方式，但大泽正昭在他的唐宋代经济研究著述中指出，刀耕火种的农耕方式“作为 与其他生产活动并行存在的方式是有效的”，而且事实上“刀耕火种与其他生产活动结合的 情况也十分普遍”［26］83。宋代汀江流域，“民罕以耕家自力”［8］《风俗 形势》。
而由下述资料可推知，当时与农业并存、确切地说是为农业提供了基础的是昌盛的矿业。
首先，仅笔者所见，有名字留存于史料的宋代汀州的矿务、矿场和矿坑就有50余处。而宋 时称之为“场”的矿产地，一般是采掘规模较大，并附属精炼场的官营或半官营的矿山 ［27］158-162。宋代汀江流域不仅官营铁矿产地多，而且技术也较为先进，在当时 全国仅有的11处湿式收铜矿场中，上杭的赤水铜场即为其中之一。
其次，唐宋时期汀江流域福建境内属上杭县面积最大。而上杭的行政机构设置、升格和 搬迁几乎都与矿业有关。大历四年（769）为管理铁税，设置了上杭场，场政府机构设于铁 矿集中的湖雷下堡。保大十三年（955）上杭场政府机构移至禾 丸梓堡，那一带至今仍被称为 “铁乡”。根据当地人所说，这一带人靠制作铁器谋生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宋末元初。 淳化五年（994），上杭由场升格为县，县府也由禾丸梓堡迁往100公里以外的白砂里。近年 有关方面在白砂里发现了宋代铁精炼炉的遗址，可见宋代的白砂里也是一个铁矿产地。以后 ，上杭县府于咸平五年（999）从白砂里移至语口市（今日的旧县全坊村），当时那里设有 语口铁场。上杭县府又于天圣五年（1027），因钟寮场一带“矿冶兴隆，商客云集”，搬至 钟寮场，至乾道三年（1168），由于钟寮场衰颓，县府又搬迁至来苏里郭坊。根据《郭氏族 谱》记载，郭坊始祖郭福安是山西太原人，宋代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率家族和100 多名矿冶技术人员来到钟寮场，奉命设立矿场，并教附近乡人冶炼技术。由此可见，宋代 设置上杭县的目的与唐代设置上杭场的目的一样，都是为更有效地管理矿业，而由此也可推 知当时汀江流域矿业所具的重要性。武平也和上杭同时由场升格为县，武平铁场的存在则是 这一行政机构变动的社会经济背景。
矿业也推动了汀江流域的流通业和城市的发展。斯波义信就曾在《宋代商业史研究》中 ，把汀州城视作宋代城市发展的一个典型事例［28］310-313,343。宋代汀州的坊市 人口也 明显增加，至开庆元年（1259），已达73 139户，150 484口［8］《户口》 ，就户数来 说，已接近当时该地区总户数的33%。推动这一城市发展、坊市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即是 当时该地矿业的兴盛。在汀江流域的开发和地域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矿业也是最为重要的动力。汀州人口从元和 年间（806-820）的2 618户到元丰三年（1080）增长为81 454户，到开庆元年进而 增长至223 432户、532 681口［8］《户口》。作为人口激增的社会性要因 ，除了先住民中编 户有大量 增加之外，另就是外来移民大批迁入。通常，大规模外来移民迁入，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 是外部有大量流民产生，二是本地要具备接受并能使之定居的条件。客家研究界大多以黄巢 之乱引发大量流民，而闽粤赣边区远离战地且外地人难以入侵，犹如“世外桃源”。但如上 所述，以汀江流域为中心的闽粤边区耕地资源匮乏，宋时又处在刀耕火 种依然十分普遍的阶段，仅靠农业，根本无法解决大量外来移民的吃饭问题。而如果对照汀 江流域的人口变动与矿业的发展状况，则可见人口的激增与矿业的繁荣在时期上具有惊人的 一致性。
综上所述，汀江流域虽为山区，但在历史上因“汀江—韩江航路”而和民间海洋贸易盛行 的潮汕地区相连接，进而通过“汀江航路—汀州瑞金通路”，成为以赣州为中介的潮汕地域 与长江流域之间的交通运输要道上的一个连接点。汀江流域的这一地理位置不仅带来繁荣 的中转贸易，而且使它利用特有的山区自然资源成为海洋经济对外输出的产品生产基地。汀 江流域的这一特点显然不同于一般山区的地理环境，与“闭塞性”无缘，甚或可说具有“开 放性”。
根据以上对汀江流域历史地理环境的分析，笔者想就客家形成的自然背景指出两点。第 一，从连接汀江流域和其他地区的交通路线看，闽粤赣边区和粤湘赣边区在历史上是一个重 要的交通圈。这里值得注目的是这个交通圈内大多数地方的方言，在言语学分类上是被称 作为客家语的。根据这个交通圈和方言圈的重合性，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客家的形成与其 说是历代移民在封闭的深山维护自己固有语言的结果，还不如说是这个交通圈内的居民在互 相交流基础上形成共有文化过程中的产物。第二，中国大陆与汀江流域具有相同地理特征的 只有梅江流域，而在母语及民族认同方面与汀江流域居民最为接近的也是梅江流域的居民。 由此可知，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两地的地理环境与客家的形成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和共性， 因此在研究客家形成的背景问题上，实有必要对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所具有而其他地域所无 的山海联结之地这种独特地理环境加以更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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