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寅恪先生所谓大唐帝国自安史乱后实分为两部、河北藩镇成为胡化戎区的论断，如实反映了唐代朝野特别是唐皇朝直接控制地区的社会普遍心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河北藩镇一律排斥“周孔文教”。除了外来的士子，当地有儒学传统的家族仍承习“世业”，从而使得政治军事上似乎“自为一秦”的河北藩镇，仍以文化为媒介与长安皇朝保持着内在联系，墓志资料所见成德镇的情况即为实例。

　　关键词：唐代藩镇；唐代节度使；墓志；藩镇形象；儒学传统
　　　
　　一、缘起
　　
　　陈寅恪先生《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指出：“大唐帝国自安史乱后，名虽统一，实则分为两部。其一部为安史将领及其后裔所谓藩镇者所统治，此种人乃胡族或胡化汉人。其他一部统治者，为汉族或托名汉族之异种。其中尤以高等文化之家族，即所谓山东士人者为代表。此等人群推戴李姓皇室，维护高祖太宗以来传统之旧局面，崇尚周孔文教，用进士词科选拔士人，以为治术者。自与崇尚弓马，以战斗为职业之胡化藩镇区域迥然不同。”陈先生从“文化、种族”视角，其实主要是从文化视角，将安史乱后的唐帝国视为二部，认为至开元晚世，诸胡族大量人居河北，以至“喧宾夺主，数百载山东士族聚居之旧乡，遂一变而为戎区”，藉以揭示唐后期藩镇割据形势之所以出现的文化、民族背景。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将李栖筠之自赵徙卫与“河北地域政治社会之大变动”乃至“中古政治社会上之大事变”联系起来，使之顿具重大历史意义。陈先生又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引用《樊川集·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认为“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日周公、孔夫子”的卢生，其“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实“代表河北社会通常情态”。陈先生见微知著的眼光和史识，在上述论析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上述问题意识激发了一大批相关研究，在陈先生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推进，如毛汉光先生《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一文，即堪称代表。但对陈先生就卢霈墓志所论安史乱后河北藩镇区之“社会通常情态”，笔者内心深处又常存一丝疑虑。这一地区(至少卢龙节度使驻节地幽州以南)至迟自秦汉以来就是汉民族聚居的农耕之区，经济文化素称发达之区，何以竟在盛唐时代出现如此丕变，最后导致藩镇长期割据之局?河北地区具有千余年传统的周孔之教，何以竟在短时期内如此迅速地从该地撤出?近读唐代墓志，特别是郑涑及夫人崔氏的合葬墓志，又引起了对一问题的思考。为便讨论，先节引志文如下。
　　《唐故冀州阜城县令……荥阳郑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铭》
　　承务郎前试太常寺协律郎云骑尉王球撰
　　府君讳潨，大唐贞元十二年六月二日，终于冀州阜成县。……夫人博陵崔氏，大和六年岁次壬子五月九日，遘疾终于平阳里之私第，享年六十七。其年七月七日，合葬于东都河南县平乐乡北邙原祔什先茔礼也。夫人……奕叶华荫，门高士风，联联绅冕，光辉不乏。洎丝簧同韵，銮珮等音，承盥酢以奉庙献，守敬顺以和中外，风雨霜露，三十七载。有子三人：前绛州司马赐绯鱼袋长日杞；前赵州平棘县丞二日枢；前赵州参军三日楬。有女一人……夫人年十五。归于府君。常以府君家本居秦，偃仰皇泽百余载，大历初，偶因薄游滞留河北，当时国家化流八表。仁人之谊，先浸于河朔，求名学宦之士，如不失疆理矣。又值廉察使王武俊采掇贤彦。重仰才能，且以荐用，假名于理剧之奥，终遣求事，得地于膺艺之乡。以是申婚礼于他域。系名族于德门，士君子亦日叶时之美称矣。厥后天下军威转雄，兵志难戢，薄之即不守封限，宠之即不循略度。从建中初，镇冀之间，自为一秦，颇禁衣冠，不出境界，谓其弃我而欲归还。府君与夫人男女，戢在匪人之土矣。暂谓隔王化于三千里之外，离我戚于五十年间。府君至于身殁，不遂却返。夫人遭从夫之痛，霜在危邦，司马季仲幼志未立，与诸骨肉落为污俗，赖去元和中，司马亲叔'瓒以文畏佐以学重慕于彼地之帅，帅殒而子承元以顺逆自谕，举军来王，司马扶(版)舆出乎虎口，持小辈附于骥尾，其余血属姊弟，数年之内，稍稍而至。司马遂为忠孝所闻。顷者李寰仆射受镇于此，奏举成名，余见司马当理第宅于晋，授甘滑于绛，再陇西李氏淑令勤虔，修养晨夕，实仁子之教妇也。先太夫人谓司马曰：尔官虽贫，秩且自立，使吾儿孙男女欢聚不远，寝食爱思，得复乎清平之代。如此非汝之力，吾谁致之?……天夺其和，翌日疾作，司马与李妇面垢而形容摧赢，怀忧而骨髓轸瘵。衔毒止中，请命于上。及夫人之终，号昊一声，洒血在地，外人闻之，亦为之陨涕。……夏五月，司马乞诸途，而成诸礼，糯车启路，哀绝请书。余为里人也，谙备景行而志诸忠孝，俾粹琬琰，荐于馨香。铭日(下略)。
　　下面结合此志试作考析。
　　
　　二、崔氏丈夫郑潨的墓志及相关问题
　　
　　郑潨出自荥阳郑氏，所娶博陵崔氏，均为北朝以来第一流大族，堪称门当户对，可惜志中所载崔氏曾、祖、父辈，郑潨兄弟及诸子，均不见两唐书纪传及《宰相世系表》。志称郑潨“贞元十二年(796)六月二日终于冀州阜城县”，崔氏“大和六年(832)岁次壬子五月九日，遘疾终于平阳里之私第，享年六十七”，夫妇卒年相距37载。志云“洎丝簧同韵，銮王珮等音，承盥酢以奉庙献，守敬顺以和中外，风雨霜露，三十七载”，初读似乎是指崔氏结缡郑氏以来的全部生涯，据上推算，实则仅指郑潨过世后的孀居岁月。崔氏逝世当年的七月七日，即与郑潨“合葬”于“东都河南县平乐乡北邙”郑氏先茔所在，故墓志题为“崔氏合祔墓志铭”。惟其如此，志文但以崔氏为主，仅在志题中出现郑潨的结衔冀州阜城令，郑潨仕历及父祖均不见于志。不过志中亦有交待：“(郑潨)三代官业名氏，旧志之所详焉，故不重书，春秋简文而已。”所幸笔者最近阅读唐代石刻，发现这方郑潨的“旧志”尚存于世，即《唐冀州阜城令荥阳郑君墓志铭》，惟志中郑君名字空白未刻，所以不为人知。为便讨论，兹录其全文于下：
　　维唐贞元九年，岁在癸酉，六月二日，冀州阜城县令郑君终于恒府真定县之私第。公讳口口。自桓武佐周，因地命氏，至国朝开元末。割荥阳县两乡属河南府，今为汜水人也。郑氏北祖襄成公之后。公门风祖业，为姓之夹(奕)著；贞干绪白，为吏之徇良。高祖皇驾部郎中府君讳毅，郎中生洛阳令府君讳歆，府君生公之大父河南府寿安县主簿府君讳翰，主簿生公之列考皇大理司直兼穆州桐庐县令府君讳镙，公则府君之第二子也。以才地称，释褐奏授沦州长芦县尉；以干蛊闻，恒冀观察使奏迁冀州信都县尉；秩满，以清白著，又奏授德州录事参军。当纠辖而群吏肃，佐徭赋而夫家集，迁冀州阜城县令。当道节度使王公表荐充节度巡官。方欲浊居台宪，用展轮翮。呜呼!天与促算，不与厚禄，制命未降，俄以消疾而终，享年卅七。夫人博陵崔氏，有子四人，长日枢，次日札。札以贞元十八年正月四日奉夫人之命，自恒阳启殡，葬于河南府洛阳县城北廿里张阳村先茔桐庐府君墓之后，礼也。弟成德军节度(军)口口(渍)
　　对照上引崔氏合祔墓志，从郑潨官职(阜城县令)，卒于任上及卒地(冀州)、逝世月日(六月二日)、最后葬地(北邙)，夫人姓氏籍贯(博陵崔氏)，子女人数(四人)及长子、次子名氏(枢，札或杞)，以及郑潨之弟任官于成德等，均相符合，足以判断此志即为郑潨墓志。郑潨墓志由时任成德节度属官的弟弟郑潨亲自撰写，不仅明确记载了郑潨的“三代官业名氏”及本人官历，而且还可以据以补充、澄清上揭崔氏合祔墓志中的若干不明乃至错误之处。
　　1、灒在郑潨墓志中自称其家族郑氏为“北祖襄成公”之后，然而《新唐书》卷75上《宰相世系表》郑氏条载郑氏北祖为后魏建威将军郑晔之后，“北祖襄成公”未知何人。而且郑潨高、曾、祖、考四代官位均不显，不见于《宰相世系表》。
　　2、郑潨墓志记其长子名枢，次子名札，崔氏合祔付墓志却记其长子名杞，次子名枢。札、杞应为一人，二者必有一误，盖因形似致误。问题是郑枢和郑札的排行，两志的记载对立。如果注意到由郑札而不是由郑枢护送郑潨之丧归葬洛阳，在这一点上两志记载完全一致，那么可以推知，郑潨的长子郑枢在当时可能已然早逝，故次子郑札受其母命当此重任，从后来崔氏亦卒于郑札家而不是长子郑枢家，可资证佐。崔氏15岁结婚，28岁(贞元九年)时已生养4位子女，故其长子郑枢、次子郑札的年龄应相差不大，由于郑札数十年来即为郑家事实上的长子，主持家务，故志文撰者误以其亡兄郑枢为弟，似不难理解。
　　3、崔氏合丰付墓志称“赖去元和中司马(郑札)亲叔(郑)灒以文畏佐以学重慕于彼地之帅”，可知宪宗元和年间郑潨弟郑灒任职于成德军。又据《(唐)光州刺史李公(潘)墓志铭》，李潘“家于常山”，其“八岁”之时(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太守郑公灒性乐善，喜后进，因目之为奇童，荐于连帅”。按常山太守即恒州刺史，当时由成德节度使王武俊自任，郑灒官位尚不至如此之高，但据李潘墓志，并参据上引郑潨墓志末句“弟成德军节度(军)口口(灒)”，可证郑灒早在德宗贞元年间即人成德军幕。故郑潨卒官及迁葬之时，郑’攒已在成德。其所撰其兄郑潨墓志中明确记载“札以贞元十八年(802)正月四日奉夫人之命，自恒阳启殡，葬于河南府洛阳县城北”，不应有误。
　　4、郑涑墓志载其卒年为贞元九年(793)，并附当年干支“癸酉”，正合。且贞元十八年归葬洛阳，距郑涑去世不到10年，潨妻崔氏健在，志文又由在成德任职的潨弟郑灒亲自撰写，所记卒年亦不应有误。崔氏合利寸墓志作贞元十二年(796)，盖因郑潨去世已40载，既年深月久，其妻崔氏亦卒，其子女记忆或误，撰墓志者据以书写志文，遂将郑潨卒年晚记了3年，下推崔氏孀居岁月为“三十七载”，亦相应晚了3年。崔氏死后与丈夫合祔，可能采取的是同坟异穴方式，并没打开郑涑的墓穴，因而没有见到当年郑灒所撰郑潨“旧志”，以致崔氏合祔墓志在郑潨卒年、郑枢、郑札兄弟的名氏、行次等问题上与郑涑墓志不合，就郑潨卒年而言，可以肯定是合丰付墓志误记。
　　5、据合丰付墓志，由于成德军“颇禁衣冠，不出境界”，郑涑家族在河北生息长达半个世纪(“离我戚于五十年间”)。按郑潨“大历初(766—779)偶因薄游，滞留河北”，直到元和十五年(820)成德节帅王承宗死，其弟王承元“举军来王”——即以成德所统四州归朝，郑札才得以扶老携幼(“扶版舆”、“持小辈”)离开河北，“其余血属姊弟，数年之内，稍稍而至”，前后正好50余年。不过郑潨虽“至于身殁，不遂却返”，其丧柩却早于贞元十八年(802)就已归葬洛阳。
　　
　　三、崔氏合祔墓志所见成德藩镇形象
　　
　　合祔志称德宗建中(780—783)以后，“镇冀之间，自为一秦”。按“自为一秦”，即指建中三年(782)恒冀观察使王武俊据镇反，称赵王自立，与唐王朝决裂。志称郑潨“本居秦，偃仰皇泽百余载”，自郑潨“滞留河北”，“府君与夫人男女，戢在匪人之土矣。暂谓隔王化于三千里之外”；“夫人遭从夫之痛，霜在危邦，司马季仲幼志未立，与诸骨肉落为污俗”。墓志作者将当时的成德藩镇区视为“王化”之外的“危邦”、“污俗”、“匪人之土”，而称王承元“举军来王”后郑涑家族及其亲属迁出成德，是“出乎虎口”。志称主持其事的郑札“遂为忠孝所闻”，所谓“忠孝”，即指他率领家族离开河北藩镇回归洛阳王化之地。崔夫人临死之前，还不忘赞扬其子郑札将全家人带出成德，“得复乎清平之代”。
　　《新唐书》卷148《史孝章传》载孝章上谏其父魏博节度使史宪诚时有云：“大河之北号富强，然而挺乱其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身为河朔藩帅的田弘正亦自称“自天宝以还，幽陵肇乱，山东奥壤，悉化戎墟”，“六十余载矣，河北之地，教化之所不及，冀、赵、魏、常山又河北之尤者，日月积习，遂为匪人”。据前揭杜牧《范阳卢秀才墓志》，镇州儒者黄建在给年二十尚不知有周公、孔夫子的卢生讲述“先王儒学之道”以后，又给他描述了“自河以南”的另一个“土地数万里”的光明世界：“有西京、东京，西东(京)有天子，公卿士人畦居两京间，皆亿万家，万国皆持其土产，出其珍异，时节朝贡。一取约束，无禁限疑忌，广大宽易，嬉游终日……至老不见战争杀戮。”参据崔氏合祔墓志，可知在时人心目中，河北藩镇与两京为中心的朝廷直接控制之地，实为截然不同的两个社会。二者之间不仅有心理空间的隔绝，而且“颇禁衣冠，不出境界”，在政治、军事上亦处于对峙状态。陈寅恪先生“大唐帝国自安史乱后，名虽统一实则分为两部”之论，正是从当时人的实际心理印象中来，又如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诚为不易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