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文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对宋代的罚铜与罚金做了一番比较，如下所示：
1. 二者的适用范围及适用罪名都较广，涉及到教育、人才举荐、外交、医疗、财政等领域的官吏失职罪、擅权罪、赃罪等类型的犯罪行为，且相对而言危害都较小。
2. 二者性质相似，均可被作为主刑及附加刑；均符合罪刑相应原则，当然，由于外来因素如“大赦天下”及权势的干扰，有时也会出现重罪轻罚的不合理现象，但这种情况不占主流。
3. 与罚金一样，罚铜也是直接判处的财产刑，且在所罚“铜”、“金”等级中，二者均以10斤、20斤及30斤最常见。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以为可以认定宋代的罚铜属于广义的罚金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看作罚金刑，这就又为证明“宋无罚金之刑”的错误论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但是，既然罚金刑的“金”本来就包括铜和黄金，那为什么在宋代还会有“罚铜”一说呢？最后实际交纳的到底是“铜”还是“金”?这要从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金属货币的使用以及金属冶炼技术来进行考察。我们知道，罚金在具体执行时所实际征收的“金”并非一定就是黄金，而大多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而定，例如汉初也有罚钱、谷、缣的，但以罚黄金为主［11］9-10，因为汉代尤其是西汉黄金的储量非常大，甚至是“黄金泛滥”。［7］14宋代采用胆铜法冶炼铜，从而使铜产量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而黄金的储量相对较少，“为难得之货”［3］卷296《杜镐传》，因此极少被用于刑罚当中，即便是用于代表皇帝权威的赏赐所用的黄金，数量也很少，例如30两［3］卷325《王传》、100两［3］卷266《王举正传》、200两［4］卷196《嘉七年三月辛亥》、300两［3］卷324《石普传》、400两［3］卷278《雷有终传》、3 000两等等［3］卷246《魏王传》，不像汉代时“动辄五百斤、千斤、万斤及几十万斤”［7］14。由于黄金难得而铜易得，罚金刑在宋代所最终征收的实物绝大多数是铜，所以在许多情况下，罚金径直被具体化为罚铜就不难理解了，换言之，罚铜是罚金在宋代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表现形式。但作为一种刑罚，罚金一词并未退出刑罚体系，在一些地方还有交互出现的情况。为更进一步说明问题，下面我们再来看几组史料：
第一组：
1) 《长编》卷401：“诏姚麟罚铜八斤，以殿前司言，步军司擅勾抽捧日指挥人救父故也。”小注有“若朝廷止令罚金”句。
2) 《长编》卷427记载朝廷对蒲宗孟等人处以罚铜十斤，安焘不满于这种处罚，他认为：“蒲宗孟不遵诏条，政事惨酷，监司坐视，无所按举，薄责罚金，未足惩戒。”
3) 《宋史》卷464：“玮，选尚兖国公主，积官濮州团练使。以朴陋与主不协，所生母又忤主意，主入诉禁中，玮皇恐自劾，坐罚金。”《长编》卷192：“……玮惶恐自劾，……免降官，止罚铜三十斤，留京师。”
4) 《宋史》卷355记载李南公与范子奇因在“开迎阳埽旧河，于孙村置约回水东注”一事上前后意见矛盾，为御史所论，诏罚金。《长编》卷374也记载了此事，对范、李二人的处罚是“各罚铜十斤，展二年磨勘”。
第二组：
1)《长编》卷102：“判刑部石宗道罚金八斤，详覆官梁如圭罚铜十斤。”
2) 《长编》卷500记载曾布和皇帝在讨论“祖宗以来，宰辅未有放罪者”这个话题时，上曰：“元丰中曾罚铜”，布曰：“唯元丰曾罚金”。
第一组四则材料有一个共同点，即“罚金”往往是“罚铜××斤”的省称，如材料1)罚金即罚铜8斤，材料2)罚金即罚铜10斤。且《宋史》多采用“罚金”一词，而《长编》多采用具体的罚铜数量。这种语言表述上的差异正可以说明二者的密切关系，但到底在什么情况下征收“铜”或“金”，仅从文献中我们无法明确判定，不过，依据上文对于宋代铜与黄金储量的分析，我们可以推定：在大多数案例中，“铜”为“罚金”在宋代的最终体现物。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们才可以肯定的确交纳的是“金”，如第二组材料的1)。此外，在特定的语境中，二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有差别的，罚金有“罚以示辱”的功能，如第二组材料的2)。
四
最后，还须特作说明者主要有：
第一，及至宋代，各种金属的称谓已趋成熟，如见诸文献的就有黄金、白金（银的古称，铂的俗称）、银、铜、铁、铅、锡等，所以，虽然“金”从广义而言是金属的统称，但在宋代，如果说“罚金”，其“金”就确指黄金，至于实际征收的实物是什么，则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金”在宋代多全称为“黄金”，也有省称“金”的，但多是承上文而省。［3］卷296《杜镐传》之所以称“罚金”而非“罚黄金”，是因为“罚金”是源起较早的一种正式刑罚名称，易名则不妥，故沿用之。那么“罚金”之“金”会不会是“白金”的省称呢？这一疑问完全可以排除，一则“罚金”的“金”从来就只在铜与黄金之间跳转，笔者目前尚未发现代指白金的例证。二则黄金、白金在宋代绝无混淆之例，区分地很清楚，如“赐黄金三千两、白金一万两”［3］卷246《魏王恺传》，“今用上下库黄金、白金、铜钱九百万”［3］卷384《衡传》。此外，罚铜不等同于罚铜钱，理由是：（1）前者以“斤”论，而后者以“缗”为单位。（2）在宋代，罚铜与罚钱并行不悖，《庆元条法事类》记载“赎铜”的铜1斤可折算成120文铜钱交纳［8］卷76《当赎门·罚赎·断狱格》(注:按：也可折合成一定的铁钱，《长编》卷19《太平兴国三年正月辛亥》：太宗令川、峡诸州犯罪可赎者，“每铜一斤，输铁钱四百八十”。)，据此推知罚铜也可以折合成一定数量的铜铁钱交纳，但具体的换算比例尚缺乏文献支持。至于罚铜与赎铜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二者是一回事，笔者不敢苟同，拟另具文讨论，此不赘述。［12］86
第二，罚金与赎金关系密切。例如后军统制韩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赎金。康言：“世忠无赫赫功，祗缘捕盗微劳，遂亚节钺。今其所部卒伍至夺御器，逼谏臣于死地，乃止罚金，何以惩后？”诏降世忠一官。［3］卷375《滕康传》在这条材料里，罚金和赎金是一回事。还有两例表明二者还是有区别的，例如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大理寺丞李颖士奏论“州县断狱蔽讼，赎金之弊，变成罚金，多至数百缗，人为破产”。再如“以本路将官宋整实病而摄入禁，致触阶而死”， 河东路经略使、龙图阁学士、朝请大夫曾布特降一官，管勾麟府军马赵宗本特追两官勒停，知麟州王景仁、通判魏缗罚金有差，并冲替，同签军马司事折克行赎金。［4］卷437《元五年正月己丑》戴建国认为：对朝廷官员来讲，罚金就是赎金，二者可以换称；对平民百姓而言，二者是不能等同的；少数民族犯人用来抵消刑罚的钱财称“罚金”，不叫“赎金”。［12］86
第三，宋代的罚金并不像沈家本所说的“恐即后来之罚俸也”。二者所适用的对象、处罚的方式等都不同：罚金既适用于官吏也适用于百姓，而罚俸只适用于有经济收入的朝廷官吏，是通过扣除俸禄来惩罚官吏犯罪行为的刑罚；罚金处罚时以“斤”、“ 两”论，而罚俸者以半月为一等［8］卷76《当赎门·罚赎·名例敕》，依官品高低定其数额。如太宗端拱元年大臣徐铉和张议定广安军安崇绪一案失误，各被罚一月俸。［9］卷170《刑九》宋律规定：凡给予罚俸处罚的官吏，“不在官荫减等之列”。［8］卷76《当赎门·罚赎·名例敕》罚俸与罚金相比显然不同，此外，它与罚铜也不同，例如右正言余靖言：“且以常情言之，若与贼斗，动有死亡之忧，避不击贼，止于罚铜及罚俸。谁惜数斤之铜，数月之俸，以冒死伤之患哉？”［4］卷141《庆历三年六月甲子》再如“甲辰，前权三司使李咨落枢密直学士，前领计置司刘筠、……周文质各罚铜三十斤，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各罚一月俸。”［4］卷104《天圣四年三月甲辰》
第四，据笔者所见，除罚金、罚铜、罚钱之外，宋代还有罚直、罚直食钱、罚俸、夺俸、赎铜、赎金等处罚形式，他们之间关系如何，笔者拟另撰文辨析。
［ 参 考 文 献 ］
［1］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M］.北京:中华书局，l985.
［2］ 邵维国.中西方社会罚金刑起源比较研究［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11-15.
［3］ 脱脱,等.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2.
［5］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赵铁寒.宋史资料萃编.第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
［6］ 李心传.旧闻证误［M］∥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7.
［7］ 唐任伍.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之谜考［J］.史学月刊，1989（5）：14-20.
［8］ 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M］.北京：中国书店，1981.
［9］ 马端临.文献通考［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 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1］ 高叶青.汉代的罚金和赎刑——《二年律令》研读札记［J］.南都学坛，2004（6）：1-13.
［12］ 戴建国.宋代赎刑制度述略［J］.法学研究，1994（1）：83-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