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湘南起义的政权、军队建设经验，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是受压迫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任何革命最终都是为了夺取政权。湘南起义中，先后成立了宜章、郴县、永兴、耒阳、资兴、安仁六县苏维埃政府，各县都建立了区、乡两级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一经建立，立即健全职能机构，大都设有：“土地委员会、经济委员会、镇压反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青年委员会、秘书处，中设一主席。”各级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便以政府的权威力量，组织、领导本地的武装斗争和土地改革。为协调各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1928年3月20日，在永兴太平寺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并对外发表《快邮代电》。这个湘南统一权力机关的建立是一个创举，是我党最早建立较高层次革命政权的第一次勇敢而大胆的尝试。尽管它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的政纲和宣言、通电飞翔于湘南各县，其政治影响波及湘粤赣三省。这种在一个地区建立统一革命政权的实践，为井冈山根据地统一政权的建设提供了直接的经验。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不久，井冈山根据地就在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工农兵政府的基础上建立了更高层次的政权——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可以说，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的建立和巩固就是湘南起义政权建设经验在井冈山根据地的进一步运用和发展。
革命政权需要革命武装来建立和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需要革命武装和战争的胜利来保障。为建立和保卫革命政权，让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有确实的保障，湘南起义建立了正规军、地方武装与群众武装等多种武装组织形式。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湘南起义中，朱德、陈毅一开始就采取组织武装农民的政策，起义军每到一地，就号召当地农民组织起来，并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湘南起义中，起义主力部队(正规军)由一千余人发展到二千余人，帮助组建了3个工农革命独立师和2个独立团。从起义军派出到农军工作的军事、政治干部，对农军进行了一定的政治、军事训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军的政治、军事素质。在战斗中，起义军统一指挥，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充分发挥正规军、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的不同作用，成功地打击了敌人。起义中形成的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成为组织、动员和武装人民参加革命战争的一种好形式，为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多种形式的武装组织，巩固、发展根据地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五、湘南起义的实践为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提供了鲜活的实践经验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最早出现是在1927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给朱德并转军中全体同志的信》中，信中指示：朱德应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共同计划发动群众以武装力量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后来，毛泽东明确地将其概括为“工农武装割据”。这一思想的形成是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湘南起义对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湘南起义建立了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南昌起义失败后，由于朱德、陈毅等人的坚定意志和坚强的领导，起义余部终得以保存，并在湘南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发动了湘南起义。湘南起义不仅保存了南昌起义的骨干力量，还建立了当时最大的一支工农革命武装力量并成功地转移到井冈山根据地，这一支武装力量构成了我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一个要素：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井冈山根据地正是有了由湘南起义军、秋收起义部队组建的红四军，根据地才得以巩固、扩大，统一的革命政权得以建立，土地革命得以深入、持久地开展。
2、湘南起义成功地实现了工作重心由城市到农村的转变，开始了“农村武装割据”的初步实践，为革命新道路的探索提供了实践范例
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就提出要到边远的农村找一个落脚点。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在艰苦的转战途中，也有找“立足点”的思想，提出“找个地方站住脚，然后就能发展”，到农村“打游击”的主张。可见，这两位著名革命领导者当时都已意识到建立农村“武装割据”的必要性。湘南起义爆发后，朱德、陈毅就与地方党组织召开特别会议，提出了面向农村、走工农武装割据的总方针。整个起义中，他们都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协助地方党组织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政权之上，而不是攻城掠地，更不是冒险进攻城市。湘南起义采取的军事方针是：对南面取守势，以巩固宜章政权；趁湘、桂军阀内争无暇南顾的机会，对北面取攻势，扫荡郴县、耒阳、永兴等县敌军和民团，向衡阳游击。起义军一面打仗消灭敌人，一面建立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很好地处理了军事斗争与农民运动的关系。当强敌压境、湘南不能立足之时，起义军避敌锋芒，主动撤离湘南，直奔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合，继续在井冈山根据地进行“农村武装割据”的实践。
3、湘南起义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深刻地揭示了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为革命新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借鉴
湘南起义一共坚持了三个多月，参加起义的农民在一百万以上，短时间内组织了上万人的革命武装，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这是当时的城市斗争很难做得到的。起义建立的各级政权，虽然短暂，但它毕竟维持了一段时间，这是拥有3万正规军的南昌起义也未曾取得的实践经验。这些成功的实践，让朱德等共产党人看到了在农村开展革命斗争的美好前景，坚定了他们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的信念。同时，湘南起义最终的失败也从反面证明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近一百万人参加、拥有一万多人武装力量的湘南起义最终不得不退出湘南，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正如黄克诚所说的：由于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导致了“八千湘南子弟所剩无几”，“最后还是靠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坚持的这块根据地，保存了革命力量，站稳了脚跟。”也正是因为这样，让湘南起义的幸存者更深切地体会到建立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到了井冈山后，自觉地投入到建立根据地的洪流中去。
总之，湘南起义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历史已证明，有了湘南起义，才有井冈山的会师，才有巩固的井冈山根据地，甚至可以说，才有光辉的井冈山时代”。不仅如此，湘南起义的实践也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并由此总结出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起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湘南起义“为我党和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总结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光辉的理论，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