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内迁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包含的内容很宽泛，可以研究的东西很多。近年来一些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专门从某一角度着手对其中若干问题进行研究。如侯德础《高校内迁与战时西南科技文化事业》 (《抗日战争研究》)1998.2)一文就着重阐述了高校内迁对战时西南科技文化事业的影响。他认为高校内迁是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西渐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打破了西南地区长期封闭、发展停滞的状态，一方面给西南地区传播了新思想、新技术、新知识，推动了教育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开启了民智民风，一方面培养了大批后方开发与建设的急需人才，推动了西南地区学术文化的发展，从而促使当地经济文化出现一段“跳跃式”的发展，加快了西南地区近代化的过程。熊贤君《抗战时期内迁高校的西部开发》(《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1)一文着眼于高校内迁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认为一些富有战略眼光的高校别具心裁、深谋远虑地选择内迁路线和校址是为了使学校的内迁与当地经济开发相结合，并结合当地经济的特色，根据本地物产寻找研究课题，进行经济开发和建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抗战时期的经济困难。同时内迁高校积极开展学术研究，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普及教育，提高民众文化素质，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培养了大批西部开发所需的人才，为西部开发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也为当今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初步的经验。虽然这些文章对高校内迁与西部开发的关系做了详尽的阐述，但在高校内迁运动与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以及联系当今西部大开发实际等方面的研究还是欠缺力度，因此也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的研究。
(4)关于高校内迁问题的区域性研究
抗战时期内迁之地较多，但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等若干区域。如李铁虎《抗战时期北平高等院校的兴衰》(《北京党史研究》1995.4)一文通过论述抗战时期北平这一地区的高校的辗转内迁和兴衰沿革来反映当年教育事业的颓败。禄旭《试论抗日战争时期的贵州高等教育》(《贵州大学学报》1995.2)一文通过论述内迁至贵州的高校和国民政府于抗战期间在贵州兴办高校的史实概况，来论述抗战时期贵州高等教育的空前发展并在贵州经济开发和近代化历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夏绍先《抗战时期云南的教育——内迁院校与云南教育的发展》(《云南师大学报》2002.6)一文阐述了大量院校内迁云南，使昆明成为中国大后方教育中心之一，同时为云南带去了先进的文化、科技知识和活跃的学术氛围，云南教育史上出现了难得的黄金时期；高等教育、中等教育、社会教育都得到发展，为云南教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袁武振《论抗战时期大后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经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1999.4)一文认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高等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阶段，在扩展教育规模，保证教学质量，开展学术研究，促进文化交流及直接服务抗战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从而为中国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5)内迁高校个案研究
抗战时期我国内迁高校数量众多，史学工作者对其中若干高校进行个案研究。如杨应康《中山大学在##江》(《中山大学学报》1984.4)对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槲江的概况，办学条件、教学实习、社会调查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进行阐述，认为中山大学对##江文化、教育及社会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伊秀芬《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南大学》(《民国档案》2002.1)论述了河南大学在抗战期间辗转办学的艰辛历程，生存与发展及办学特色，在河南教育史和河南大学校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黄薪宪《抗战时期的福建协和大学师生》(《福建论坛》1995.4)叙述了该校师生在战时艰苦的环境中发扬爱国精神，积极投身抗战，坚持办学发展壮大自身实力，为抗战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吴文革、辛文义《学运系于国运——抗战中的安徽大学流徙纪实》(《安徽农业大学学报》1995.2)阐述了抗战时期安徽大学的流亡过程。近年来，史学界对西南联大的研究颇为重视，主要集中在对西南联大的办学、管理、培养人才等方面的研究、如盛冰《浅析西南联大联办的特色》(《广州大学学报》2000.2)对联大的教育组织、行政管理、资源利用、课程设置和科研等方面进行论述，总结其成功经验，目的是为当今高等教育改革提供借鉴。杨绍军《西南联大与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学术探索))2000.6)对联大的办学思想和办学特色进行了总结，如教授治校、自由流动、科教并举、通识为本，从而揭示出其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和借鉴作用。俞海洛《西南联大教育理念对当今高校合并融合的启示》(《中国高教研究》2004.3)认为联大提倡的通才为本、兼容并包、大师为重的办学思想是联大的成功之道，对今天高校合并有重要的启示。应该说，西南联大是抗战期间内迁高校坚持办学和发展的典范，，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对当今大学建设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因此对该校的研究还是有待于进一步突破的。
(6)关于国民政府战时高教政策与高校内迁研究
随着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爆发，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遭受到巨大的破坏也因此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制定的战时教育方针和政策对高等教育能否保存和发展是起着至关重要影响的。然而以往的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国民政府推行的法西斯高教统制政策对战时教育的消极影响，对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高等教育状况不仅缺乏系统的研究，也缺乏全面、客观的评估。不过近年来，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开始关注并有了重新的认识。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梁月兰、袁武振的《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高等教育述论》(《唐都学刊》1995.4)；王安平《浅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的作用》(《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7.2)；张谦、黄升任《抗战与中国高等教育》(《档案与史学》1994.4)。这些文章对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方针和政策进行了阐述和评价，大都认为国民政府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战时教育政策，特别是对高校内迁、整顿及其改进高等教育的各项措施不仅保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连续性，推动高等教育的顺利开展，同时为抗战建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对于落后地区的文明开发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具体论及到国民政府对战时高校采取的整顿和改革的措施方面，仅局限于史料的罗列和叠加，缺乏评述，具体政策、措施等内容的阐述也只是粗略的探讨，缺乏全面性、系统性和一定的深度。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是不足的，有待于进一步地深入展开。
综上所述，抗战期间大迁移运动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一部宏伟壮丽的史篇，虽然近年来史学界已经开始关注到这一专题，但这方面的学术专著和论文还是甚少，在研究的深度和力度上尚有欠缺，在史料方面还有继续挖掘和开发利用的余地，尤其在对战时高校的办学、发展及其对当今高校建设提供的经验借鉴以及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方面尚可做进一步细致深入地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