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以来的《洛阳伽蓝记》研究，在其作者身世、文本笺注、文体特征、史学价值、人文地理及文学成就等方面均获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与南北朝的其他专书研究相比，其研究状况相对滞后，它在北朝史学、中古佛学、中古文学、语言学、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宗教建筑等课题上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空间仍需大力开拓和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20世纪；《洛阳伽蓝记》研究；回顾；展望
　　
　　《洛阳伽蓝记》是我国历史上一部以记载佛寺为纲、具有文化与文学价值的历史地理名著，是与《水经注》、《颜氏家训》相齐名的北朝三部杰作之一，一直为世人所瞩目。它既有优美之文笔，更有丰富的内涵、珍稀的史料，在历史、文学、地理、佛教、交通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价值，是北朝文献中极其珍贵的精品。本文试图对20世纪以来《洛阳伽蓝记》(以下简称《伽蓝记》)研究作一回顾，并展望《伽蓝记》的研究前景。
　　
　　一、《伽蓝记》研究综述
　　
　　近百年的《伽蓝记》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以前的近50年为第一阶段，此阶段的研究重在校勘、注释与考证，为后来的研究积累了一定基础；第二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此时期出现了几个重要的《伽蓝记》整理和校注的本子，但国内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伽蓝记》研究显得沉寂、低迷，一些观点也较为偏颇；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由于学术思想得到解放，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研究视野和思路不断拓宽，取得的成绩较为显著。
　　自《伽蓝记》问世流传1000余年来，在学术史上一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偶有涉猎者，只是著录、序跋、题识，略记其概，缺乏一个整理的善本。直至近代，《伽蓝记》方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因此《伽蓝记》研究第一阶段的近50年，学者多在校勘版本、训解文字、考案史实和注释笺疏等方面用力，这些对《伽蓝记》的研究可谓具有筚路蓝缕之功。20世纪上半叶，较早对《伽蓝记》进行校勘和整理的，是1915年唐晏所撰的《洛阳伽蓝记钩沉》。1930年张宗祥综合诸家版本，作《洛阳伽蓝记合校》。1937年，周延年撰《洛阳伽蓝记注》，这是对《伽蓝记》全面加以诠解的第一个注释本。其后屠敬山撰写《伽蓝记》注及校勘记各五卷，惜稿本于赴蒙古途中被盗贼劫去。由于受到西方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撰写有系统的《伽蓝记》专题论文。如1939年陈寅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2分册发表的《读<洛阳伽蓝记>书后》，1943年孙次舟在《金陵女大集刊》第一辑发表的《洛阳伽蓝记子注释例》，1944年郑骞为纪念周作人60岁诞辰撰写的《洛阳伽蓝记丛考》等。
　　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伽蓝记》在整理和校注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科学出版社，1958)和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是两种已有广泛影响的《伽蓝记》校注本。在研究论文方面，黄公渚在《文史哲》1956年11期刊出了《<洛阳伽蓝记>的现实意义》，该文分七个部分论述了《洛阳伽蓝记》及其作者的思想，是一篇较有深度而又全面的论文。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序》用了20 000多字，从五个方面介绍和评论杨街之及其所著《洛阳伽蓝记》，是继黄公渚之后《伽蓝记》研究的一部力作。1960年1月31日，罗根泽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洛阳伽蓝记)试论》，论述了北魏建佛寺的意义以及杨街之写作《洛阳伽蓝记》的目的。由于受左倾思想的限制，此时期对《伽蓝记》的评价不高，如社科院编文学史认为“书中也常常表现出杨街之的一些落后思想”，“写佛像流泪等迷信故事也很多”。
　　“新时期”以来的20多年里，《伽蓝记》研究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各种专题论文纷纷涌现，研究视角呈现出多样化，研究内容也逐渐丰富起来。在这些论文中，对以下几个问题的探讨尤为引人注目：(1)《伽蓝记》的作者姓氏、籍贯和生平问题；(2)杨街之的思想与《伽蓝记》的创作主旨；(3)《伽蓝记》版本、笺注及文体问题；(4)《伽蓝记》的史学和文化史价值；(5)《伽蓝记》的建筑和园林艺术研究；(6)《伽蓝记》的文学成就；(7)《伽蓝记》的中古语言学价值。在这些众多的论文中，罗晃潮《<洛阳伽蓝记>版本考述》(《文献》1986年第1辑)对《伽蓝记》流传的不同版本系统作了清晰的梳理；李晓明《(洛阳伽蓝记>的特点》(《史学史研究》1994年3期)，从史学的角度探讨了《伽蓝记》的特点和价值；曹虹《<洛阳伽蓝记>新探》(《文学遗产》1995年4期)，从新的视角作了探索，指出：“作者面对的这一片佛教建筑，既是一种宗教景观；又是一种更为广泛的人文景观。”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北方论丛》1996年5期)对《伽蓝记》文体的形成及文化渊源进行了深入研究；曹道衡《关于杨街之和<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2001年3期)对《伽蓝记》及其作者生平思想等六个问题作了精审考证和论述；等等。这些论文均能自出机杼，别立新意，把《伽蓝记》研究引向深入。
　　台港地区及国外日本、欧美等国家的《伽蓝记》研究也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绩。在港台地区，有几种《伽蓝记》整理版本很值得注意，如徐高阮精校的《重刊洛阳伽蓝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二，1960)，田素兰的《洛阳伽蓝记校注》(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1972)，香港中文大学杨勇的《洛阳伽蓝记校笺》(台北：正文书局，1982)。此外，徐高阮的《<洛阳伽蓝记>补注体例辨》(史语所集刊22本，1950)、王伊同的《诠释(洛阳伽蓝记)志余》(《清华学报》1983年12月第15卷)、詹秀惠的《<洛阳伽蓝记>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院刊》第1期，1983年6月)、林文月的《(洛阳伽蓝记)的冷笔与热笔》(《台大中文学报》第l期，1985年11月)等论文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与祖国大陆的成果相映成辉，构成20世纪《伽蓝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伽蓝记》至少有三种版本：日本学者入矢义高译注的《洛阳伽蓝记》(平凡社，1974)，英国W．J．F．Jenner译注的Memories 0f Loyang：Yang Hsiian-chih and the Lost Capital(493—534)(Oxford：ClarendonPress，1981)、美国华裔学者王伊同的译本A Record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Lo-yang(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84)，显示出国际汉学界对此书亦颇为重视。
　　
　　二、《伽蓝记》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伽蓝记》作者姓氏、籍贯和生平的研究
　　杨街之虽因著《伽蓝记》而名传后世，但正史中无传，人们只能靠历代书目著录和《广弘明集》中极简略的小传等零散的记载来研究其姓氏、籍贯和生平等问题。从隋唐以来的各种著作所记看，街之的姓有“杨”、“阳”、“羊”三种写法。究竟衙之为何姓?历来就有争论。但争论者一般弃置“羊”姓不论，多主“杨”姓或“阳”姓。主“杨”姓一派者自《四库提要》始，认为：“刘知几《史通》作羊街之，晁公武《读书志》亦同，然《隋志》亦作杨，与今本合，疑《史通》误也。”其后清人李文田、今人余嘉锡、范祥雍、刘跃进、詹秀惠等倾向“杨”姓说。主“阳”姓一派者最早出自周延年《杨街之事实考》：“详考《北史》及《魏书》杨氏达者无北平籍，……则北平之阳氏以文章传家，已可概见。街之若果为阳姓，其为休之之弟及族昆弟，必无疑矣。”郑骞、黄公渚、周祖谟、王仲辇、范子烨等力主“阳”姓。街之的籍贯，据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六《辨惑篇》说是“北平人”。但《魏书·地形志》载，北魏时有两个“北平郡”：一属平州，一属定州。主“杨”姓说者，大多认为街之属定州之北平；主“阳”姓说者，则多认为应属于平州之北平。街之的生平，周祖谟《杨衙之事实考》和范祥雍《杨街之传略》记述最为翔实，一般认为，衙之曾任过奉朝请、期城太守、抚军府司马和秘书监四个官职。而曹道衡据北魏史实考证，街之任秘书监一职很不可信。
　　(二)《伽蓝记》创作主旨与文体的讨论
　　《伽蓝记》的创作主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寄托怀念故国的情思，二是街之对待佛教的态度。第一个主旨从《伽蓝记》序中可以明显看出，毫无疑义。而人们对《伽蓝记》的佛教态度，则争议颇大。一种意见认为街之著《伽蓝记》的宗旨是为了排佛。如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认为：“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为公认的反佛的激烈文献。”黄公渚《(洛阳伽蓝记)的现实意义》、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序》均赞同侯说。当代学者范子烨则提出街之当为天师教道徒，他撰写《伽蓝记》“同时为了给自己尊奉的道教鸣不平”。另一种意见认为《伽蓝记》并没有反佛的宗旨。如罗根泽《<洛阳伽蓝记>试论》认为“忠于拓拔王朝和对佛教的尊信”是《伽蓝记》的一个重要内容。曹道衡《关于杨街之和(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持相似观点，认为《伽蓝记》“并不反佛，而是反对王公贵族的奢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