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这种思路探寻下去，我们会发现，实际上，西绪福斯式的观点贯穿于整个西方思想的历史。这种暗喻式的观点达到更高的形上层次的产物，是表现在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的宗教教义之中的一些观念。如最早的赫西俄德把世界和历史划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的三个历史循环学说，就带有明显的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历史在不断循环，最好的黄金时代过去是稍次一等的白银时代，接着是最糟糕的青铜时代，当青铜时代毁灭后，整个世界又回到黄金时代。如此循环往复。这与西绪福斯的巨石何其相似!而人处于这种无限循环的、已经被安排好了的历史之中，怎能不感受到生存的沉重——同时又是坚定?人生的方向已经确定，人所需要做的就是走下去。
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认为，没有什么事物是变化的。人生和历史都是一成不变的，有着固定的目标。而继承巴门尼德思想的柏拉图，更是建立了一个“理想国”，设计了人类所理应生活的最美好的世界。在他看来，“理想国”是宇宙问的至真至善的理念的集中体现，也是人的生命的目标和历史的最终归宿。总之人生有方向，有先验的规则和目标，历史亦然。因此生命是沉重而有意义的。
这样的生命观、历史观的思维模式延续到中世纪，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变。只不过“上帝”战胜了“理念”，天堂代替了理想国，祈祷福音取代了追求真理。相比之下，宗教外衣下的这种生命观和历史观比以往更具有情感因素和价值判断倾向，顺从命运、坚定信仰被赋予“至善”的定义。而那些异想天开特立独行的思想，自然就被看作“异端”而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这种情况下，“生命之重”被彰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人的轻松自由的生存本质已经被“上帝的荣光”所遮蔽。
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对“重”持肯定态度的生命观，已经从最初的自发地对自然敬畏、对命运顺从的感性认识发展为具有价值判断的哲学观念，它强调了社会的责任、历史的循环和生命的目的性，在西方世界漫长的古代，尤其是中世纪时期，占据着“正统观念”的地位。
但是与上述观念针锋相对的，还有另外一种生命观念，即：生命是无目的的，历史是虚无的。这最早可以溯源到酒神狄奥尼索斯：
狄奥尼索斯或者说巴库斯，原是色雷斯人的神。……巴库斯在希腊的胜利并不令人惊异，正像所有开化得很快的社会一样，希腊人，至少是一部分希腊人，发展了一种对于原始事物的
爱慕，以及一种对于比当时道德所裁可的生活方式更为本能的的、更加热烈的生活方式的热望。对于那些由于强迫因而在行为上比感情上来得更文明的男人或女人，理性是可厌的，道德是一种负担与奴役。……审慎也很容易造成丧失生命中的某些最好的事物。巴库斯的崇拜者就是对于审慎的反动。
酒神精神“用一种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之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和充满欢乐的”。这种出于对人性的渴望而反抗“审慎的”社会规范的思想，可以看作是最早的追求“生命之轻”的宣言。而在托马斯身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那种“对于比当时道德所裁可的生活方式更为本能的、更加热烈的生活方式的热望”。而到了依壁鸠鲁，这种观念就更加成熟和理论化了。依壁鸠鲁认为“快乐就是善”，尤其是心灵的快乐。主张追求宁静的心灵快乐，“要逃避任何一种教化的形式”。他尤其反对宗教，认为那是“恐惧的根源”应该抛弃。他并且还否定“天命”，反对灵魂不朽。
这种精神在宗教专制的中世纪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排斥，被视为异端邪说。但人性的张扬不可能被永远压抑，酒神精神也永远不缺乏继承人。哪怕是在清规戒律多如牛毛的中世纪，也不仅仅只有骑士们在追求爱情和自由。而一嗣文艺复兴伊始，对于人性的呼唤和赞美更是如春雷般滚滚而来。无论是《十日谈》还是《巨人传》，都令正统思想卫道士们瞠目结舌；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涉及对世俗幸福的赞美以及对人性的肯定的段落也比比皆是；通俗的骑士小说中，就连修士也挥舞着大棒，跟骑士们狂欢作乐，口中赞美着酒神和美好的生命。
而到了现代，这种酒神精神的狂欢形式就是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哲学。在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性解放大潮中，“人”被重新发现，轻松的生命本质被讴歌和张扬。尼采公然声称：“我，哲学家狄奥尼索斯的最后一个弟子。”酒神精神被赋予了更新、更深刻的涵义。这条思想进路对于理解现代性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沿着它，在进入视野更广阔、生活更复杂的20世纪后，这种对生命之轻的肯定从原先的“狂欢”转为深层的哲学思考，人性之自由被抬高到价值论范畴。萨特著名的命题“存在大于本质”，意即反对先验的“生命目的”或“历史归宿”的设置，主张存在即存在本身的意义，生命的目的和意义都不是而且不应该被设置、被约束。
而米兰·昆德拉无疑倾向于后一种生命哲学。即：生命的存在本无固定意义可言，历史的发展是一去不返的直线而非往复循环的圆形。前者最明显的表现为托马斯对爱情的困惑：
他望着外面院子那边的脏墙，知道自己无法回答那一切究竟是出于疯，还是爱。……他生
着自己的气，直到他弄明白自己的茫然无措其实也很自然。
他再也无法明白自己要什么。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既不能把它与我们以前的生
活相比较，也无法使其完美之后再来度过。
而后者则表现为他对历史的思考：
尼采常与哲学家们纠缠一个神秘的“众劫回归”观：想想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吧，想想它们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无休无止地重演下去!这癫狂的幻念意味着什么?从反面说“永劫回归”的幻念表明，曾经一次性消失了的生活，象影子一样没有分量，也就永远消失不复回归了。无论它是否恐怖，是否美丽，是否崇高，它的恐怖、崇高以及美丽都预先已经死去，没有任何意义。它象十四世纪非洲部落之间的某次战争，某次未能改变世界命运的战争，哪怕有十万黑人在残酷的磨难中灭绝，我们也无须对此过分在意。
然而，如果十四世纪的两个非洲部落的战争一次又一次重演，战争本身会有所改变吗?会的，它将变成一个永远隆起的硬块，再也无法归复自己原有的虚空。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米兰·昆德拉也并非毫无保留地倒向酒神和萨特。这在他的小说的标题中就得到了充分的说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份自由存在的“轻”，居然是生命不能承受的。生命的本质却无法被生命本身所承载，这不是很奇怪的么?为什么在充满着解构“生命之重”的倾向的当代社会，昆德拉会用这样一种对“轻”的反思和疑虑的方式达到对“重”的辩护和回归?
我认为，米兰·昆德拉用这种方式对酒神精神和存在主义进行了深沉的反思。这种反思的根源，一方面在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自13世纪以来，捷克就一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查理一世的一手遮天，雅盖隆王朝的漫漫黑夜，哈布斯堡的无尽噩梦，再到希特勒的“慕尼黑阴谋”，最后是“布拉格掷窗事件”和苏联入侵。其间每一次的反抗行为都导致了捷克民族堕入更为深重的灾难。捷克长期以来几乎完全丧失独立。捷克人民在历经数百年的苦难沧桑后，已经变得麻木，早已习惯了一切，再大的灾难在他们看来，也只是“永劫回归”的一场游戏。人生充满了悖谬精神。在这一点上，捷克人民的遭遇与2000多年前的犹太人非常相似。犹太民族在饱经苦难之后创造了历史感异常沉重的宗教哲学；而捷克环境下的昆德拉，则在对“生命之轻”有充分向往和认识之后，油然产生了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反思。这是一种哲学上的深层次反思。
另一方面，“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也可以看作是哲学思想的历史性循环往复，是哲学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物极必反，哲学思想的发展总是在左右摇摆中前行。呼唤张扬生命之轻之后，必然是对轻的反思和对重的回归，对理性的回归。
综上所述，历史悠久、意蕴繁复的西方文化中“轻与重”纠结缠斗的传统，是米兰·昆德拉关于这一主题的文学思想的底色，是其根源所在。而自近代以来捷克在欧洲历史上的种种不幸遭遇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环境，造就了米兰·昆德拉认识世界、批判世界的基本视角，产生了其对历史事件的独特描写和阐释。这种描写和阐释给我们的是既在情境上熟悉，又在精神上陌生的独特感受。在这种认识以及历史溯源的基础上，我们就不难理解米兰·昆德拉小说的思想内涵，并能够进一步地思考我们自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