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对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女真各部采用“分而治之”、“各自雄长，不相归一”[7] 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实质就是力图保持东北女真各部力量分散，防止某部强大或各部联合起来威胁明王朝的统治，因此明王朝对女真各部采用镇压、防范、招抚等措施。
十六世纪初，在女真各部中扈伦四部社会经济最为发达，其中哈达最强。加上哈达所据开原东南，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开原孤悬，扼辽肩背”[1](P119)，其首领又都忠顺明朝。因此明王朝利用哈达约束女真各部，达到“东陲宴然”的作用。但到十六世纪末，随着哈达的衰落到最终灭亡，明廷的政策出现失误。
首先，插手哈达内乱，坐视哈达灭亡。哈达内乱时，明廷意见不一，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主张“以南关弱，谋讨北关，以辅翊之”。开原兵备王缄则主张招抚，他主张拘留企图逃亡北关的康古陆和温姐。然后杀康古陆以敬众，促使温姐、猛骨孛罗同歹商合作。结果王缄出兵抓获了康古陆和温姐后，猛骨孛罗竟自焚其巢投靠叶赫。明廷又出兵攻打猛骨孛罗，猛骨孛罗损失惨重，最终使哈达自身实力削弱，无能力应对外敌。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出兵灭哈达时，明朝并未派一兵一卒给予哈达援助，坐视哈达灭亡。事后明朝只是派使者前去诘问努尔哈赤此事。而努尔哈赤表面应允恢复哈达。但囚禁猛骨孛罗长子吾儿忽答于寨中，只准许猛骨孛罗次子革把库及部夷一百二十户回哈达。实际上哈达已经处在努尔哈赤的监控中，成为努尔哈赤的囊中之物。
明朝作为长期扶持哈达的盟友，通过此事件，已经充分的表明明朝已经决定放弃哈达，寻找新的控制女真各部的领导人。
其次，重点打击叶赫部，忽视建州等其它部。十六世纪末，叶赫成为扈伦四部中实力最强的部落，实际上已取代哈达成为海西各部盟主，但叶赫对明朝时服时叛，反复无常，加上叶赫勾结蒙古对付哈达，这就动摇了明朝“以东夷制北虏”的基本国策，因此明朝利用哈达与叶赫的战争之际，支持哈达打击叶赫，结果不仅使叶赫损失甚大，失去了在与努尔哈赤争雄中的优势，也使明军在多次对叶赫用兵中，增加了军费开支，削弱了战斗力。这样在客观上为努尔哈赤的勃兴扫清了道路。正如章太炎在《清建国别记》中所说：“然成梁已戮，数年复，大破迤东都督王兀堂，诛阿台，无几又与巡抚李松诛北关首领清加奴、杨吉奴，斩其骑兵千五百人，群夷詟服，而努尔哈赤以枭雄之姿，晏然乘诸部虚耗吞食以尽。藩翰既溃，祸及全辽。则是成梁之功，适为建州之驱除也。”
加上明朝末年政治腐败，阶级斗争尖锐，边备空虚，外强中弱之势已成。努尔哈赤正是抓住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采取正确的政策策略来迅速发展壮大自己，从1583年起兵，用了将近十年时间统一了建州本部。
在努尔哈赤正式反明之前，他一直对明采取忠顺态度。他不但不派士卒侵扰明边境，掠夺人畜财物，还常把部属擅自掠夺来的汉人和牲畜送还明朝。木札部女真酋长克五十抢掠柴河堡，杀害明指挥，明政府令努尔哈赤消灭克五十，努尔哈赤就立即率部杀死了克五十。努尔哈赤不但经常派部下进京朝贡，而且还多次亲自进京朝贡。
努尔哈赤的种种努力，也完全取得了明朝的信赖和支持，不断给他封官行赏。万历十七年（1589年）他因“屡还汉人口，且斩克五十有功”，“得升迁都督”[3](P172)。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又因“保塞有功”被封为龙虎将军。到这时，努尔哈赤“既窃名号，耀夸东夷，势愈强，控弦数万”[3](P172)。 他取得这种显赫的政治地位后，在与海西和东海女真的斗争中，就处于优势地位。
努尔哈赤忠顺明政府的政策也为他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他所必需的布帛、食盐、农具、耕牛等生活生产用品，都主要通过贸易的方式从明朝获得。贸易方式一是在抚顺、开原、清河等处设立马市，二是进京朝贡，史称“因此满洲民殷国富”[2](P312)。
而明王朝在较长的时期内被努尔哈赤的“忠顺”所麻弊。错误地认为努尔哈赤服从天命，成不了大事，却把重兵用在对付“北元”势力和扈伦四部，直到努尔哈赤灭掉扈伦三部，威胁到叶赫部时，明廷才以武力进行阻止，可是努尔哈赤所部“羽翼已成”。
总之，明王朝后期经营辽东的政策处于被动消极的局面，面对哈达与叶赫的战争，明朝没有掌握好调节两部矛盾的尺度，相反却加深了两部的仇恨。对努尔哈赤这股潜在危险势力却长期视而不见，听之任之。最终不但葬送了哈达，也葬送了自己。当然，这和明王朝的腐败是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哈达从最先强盛于海西四部，到在四部中第一个被努尔哈赤灭掉，是有着深刻原因的。哈达自身统治腐败残暴，内部残杀，这是它灭亡的首要原因；与叶赫的长期战争，导致两败俱伤，这是哈达灭亡的重要原因；随着明王朝的江河日下，腐败不堪，对辽东经营不善，哈达部失去了强有力的靠山，一代强邦灰飞湮灭。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或许我们可以从哈达灭亡的原因中得到些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