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历史地图的形式反映城市地理变迁。明代编绘方志地图时往往利用唐宋旧志，而明初新修方志中的地图也往往是续编方志时地图编撰的资料来源，同时这些旧志中的地图也往往被保存在新方志中。嘉靖《惟扬志》之崔桐《嘉靖惟扬志叙》云：“是志也，蜀岗盛大卿……溯诸二十一史，踵诸宝佑遗志，参诸先儒绪论，遮诸乡达私录，宏致而慎取之。”另据该志卷十二《经籍志》载有《地图志》，《淮南路图经》九十卷，《扬州图经》，宝佑《惟扬志》三十六卷，《扬州府志》十五卷，等旧志。其书凡例又言：“今搏采诸史传文集为历代志，庶古今扬事一览可见其概。”又言“宝佑志等书，中间繁简不一。今取其善，补其遗，而削其无益劝戒者。”由此可见，旧志图是嘉靖《惟扬志》编纂舆图的主要资料来源。该志卷一《郡邑古今图》共载有图二十一幅，其中“宋江都县图，宋城成图，宋大城图，宋真州图”即应是宋代旧志图，表现了宋代扬州城的面貌。隆庆《临江府志》在这方面更为突出，该志卷一《舆图》直接道明了这一点：“临江新辑郡乘舆图要矣，追刻而编次之者，怀古重始之微也吁”。（注：管大勋修，刘松纂，（隆庆）《临江府志》。） 该志除新刊各图外尚有：《重刊宋临江军旧城图》、《重刊宋临江军旧治图》《重刊洪武己巳疆域图》、《重刊洪武己巳郡城图》、《重刊洪武己巳郡治图》、《重刊弘治壬戌志郡城图》，《重刊弘治壬戌志郡治图》诸图，很清晰地展现了临江府舆图的“层累”过程和临江（今江西樟树临江镇）城市地理的历史变迁。
    第三，为了记载当时当地特殊的人文地理景观变迁。嘉靖《建阳县志》凡例云：“建阳县之图仍旧，不必更画。但廓图如儒学，昔在廓内，今迁溪之东北，扣水寺今改为西察院，水陆寺今改为公馆，故不得不更画以便稽考。若儒学书坊，亦宋儒经履之区，故特附云。”由此可知该志编者对区域内重要人文地理景观的变迁较为敏感，希望在舆图的编绘中能够如实地加以反映。所云“不得不更画以便稽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求真的态度，为的是能够达到反映具体的人文地理景观的空间位置的变化，便于后人考古。
    而嘉靖《萧山县志》对儒学的图绘还有另一层意图。该志《儒学图》后有文云：“衙门基地无不方正者，而儒学不然，以法令无施而人易欺侵也。萧山儒学基地见侵于民者颇多。嘉靖三十二年，察院陈公尝经断之参，而竟末复旧，事属相沿，法难尽执尔。侵者既已坐罪，复令有司筑墙以界限之。夫民之所以能侵学地者，乘墙之倾垣也。使时加修葺岿然不变，欺侵其永绝矣乎。时移势改之后，或恐前弊复生，爰书此以告后之尹萧山者。岘山魏堂识。”从这一陈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该图编绘者对于儒学遭受欺侵命运的哀怨与爱莫能助的无奈，希望能够通过图绘和图说来达到记载其具体的空间位置，并引起地方官吏的重视，从而使它的生存空间能够在得到维护。（这里所言儒学基地受到侵夺的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官学地位的变化，即由明初之盛到中后期日趋无足轻重）
  第四，地域的简单区别。如嘉靖《袁州府志》严崇《重修袁州府志序》所言：“是故首之图，境土别矣。”嘉靖《福宁州志》目录通叙云：“是故按迹以图，先其概也，故冠诸篇。”正德《云南志》《修志义例》云：“志首总图以著各府州县方位，各府及直隶州司并军民卫司又各图以别之。”上述陈述体现了比较简单的意图，就是给人一个直观的概念以区别反映辖区的空间概貌，而且是比较简单的概略性的空间。
    第五，传诸久远，便于后世考证。希望使区域内的地理景观，尤其是当时人认为有重要价值的地理景观能够通过图绘的形式流传后世，这是当时人赋予地方志舆图的一个常见的功能。嘉靖《云阳县志》修志义例云：“志也者志也，谨识遗忘而用传永久者也。故经之以天，纪之以地，列之以人，三才备而事情著矣，事情著而道法行矣。是故首图绘而嗣以谱、城池、疆域、山川，形胜概备焉。”据此，图绘是和地方志中的其他内容来共同承担传诸久远的功能的，是一种符号形式的传承。与传诸久远相关或相类似的是便于后人考证。如上引嘉靖《建阳县志》所言“不得不更画以便稽考”。便于稽考的意图之一是为了向后人展示当时之“盛”。这种盛观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表示地方统治的所谓政通人和。嘉靖《淄川县志》图后附论，便是此类陈述的一个例子。其文云：“诸方封域类有志，然多无图。士君子生于其时者皆得以观其盛，惟出于其后者莫得以究其详。故观《泰山记》可以考帝王巡狞之方，观阙里图可以识圣贤宫墙之类，此其选也。夫淄川在昔为国州为路，其变易之繁，分属之迹，不可得而图也。据今之为邑，而县境县治学校列为三图。山川流水城郭之分，公署学校之设，使旷世之下，可以知建置，可以示殊方，不必旁搜浩索，其欲观约以见博者，皆据图可考焉。”在此，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明代方志中的相关陈述比较注重其便于考证的功能，其所言之考证与清儒所重之考据很为相似，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第六，便于浏览。地图作为地表形态的直观呈现，它的一个重要价值是可以让观者通过形象的图案和符号快速有效地掌握某一地区的概貌。这可以说是地图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功能。对此，明代地方志中多有陈述。如嘉靖《天长县志》叙志之缘由云：“地舆志首疆域……县治学宫县城县境有图，便观览也。”嘉靖《邓州志》潘诞楠《邓州志自序》：“是故志之首图也，邦国之故，分合互呈以标大意，括繁辞，为郡县五图。”嘉靖《永丰县志》卷一图表：“志作而首图表何也？图以形之，图见而地舆可坐知也。”
    第七，懒惰型，以之聊备一格。有些明代地方志对舆图的编绘并不重视，在方志中编绘舆图只不过是聊备一格，使体例相对完备而已。因此这类方志舆图的编绘就比较简单和粗略。如隆庆《赵州志》“赵州志图引”云： “右州县图疆里略备，其诸城邑之方位具在志中，已可考见。固无矣悉图也。今止录其封疆之界云。”而更为偷懒的是用绘工手中之旧本稍加编排便作为新图了。如万历《会稽县志》云：“右图凡五，聊以似邑治之概，亦多从绘工之旧本而稍次之耳。大而详于书者此不能尽画载，或细而略于书者此顾载之，亦不为一一琐较以务求其合也。”如此编绘的舆图自然很难起到真实反映地理景观的作用，比起没有编绘舆图的地方志并不高明多少。然而从上述方志的陈述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动向，即在明代地方志的编撰中，至少从隆嘉万时期开始，地图的编绘作为地方志中所应该包含的内容这一思想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方志编撰者的一种共识，基本改变了永乐以来的状况。

    　　　　三　小结

    通过上文对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初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地方志的编撰者和地方志舆图的编绘者对于地图编绘的态度和认识是丰富多彩的，是生动活泼的。在他们的陈述中，我们既可以发现某些共同之处，如相当数量的陈述突出地强调了舆图的政治功能，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其中的差异，如对舆图的政治功能的认识就各不相同。而更值得考察的是在此之外的差异，如对区域地理景观自身的关注。通过对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重新呈现，我们已经可以大致地得到从中所体现的当时人的地理知识的不同传统和一些虽然微弱但却是新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变革萌芽的知识兴趣。这些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一般的地理学观念与知识系统，同时表现出方志地图在地理学史和地理学思想史中所可能具有的地位和意义。这些还有待于我们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知识背景以及世界图景中做更为细致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