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是重要的军事装备，契丹限制将马卖给北宋，而宋则千方百计设法多购得契丹战马，不仅是为了加强自己，同时也是为了削弱对方。为此，宋朝“尝诏听边民越拒马河塞北市马”（注：《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二二，《御边》。）。不但不加限制，而且给以高价鼓励。景德二年六月，宋真宗诏雄州：“契丹诣榷场求市马者，优其直以与之。”（注：《宋会要辑稿·蕃夷》二之五、一之三四、二之三。）
辽朝的粮食常有短缺，往往需要向宋朝购买。大中祥符三年六月，雄州李允则言：“契丹界累岁灾歉阙食，多于近边市籴。诏本州出廪粟二万石，出籴以济之。”（注：《宋会要辑稿·蕃夷》二之五、一之三四、二之三。）仁宗时，契丹境内发生饥荒，宋朝曾有米出塞不得过三斗的规定，雄州知州赵滋说：“彼亦吾民也。”令出米无所禁，边人德之（注：《宋史》卷三二四，《赵滋传》。）。北宋虽然限制粮食输往契丹，但当辽境内发生灾荒时，北边地方官为了边境地区安宁，还是大量出卖粮食给辽。
辽朝境内胡汉各族普遍饮茶。宣化下八里M6墓葬属辽代晚期，其前室东壁的茶道图，表现了从选茶、碾茶到煮茶等一系列过程，画中有男有女，从中可以想像当时人们对茶的普遍热衷（注：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韩师训墓》，《文物》1992年第6期。）。然而，辽境内并不产茶，辽只能从北宋大量购进茶叶。茶叶贸易使北宋大量获利，“盖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后，河北籴便之法荡尽，此后茶利十丧其九。（陈）恕在任，值北虏讲解，商人顿复，岁课遂增。虽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旧额。至今称道，盖不虞之誉也”（注：《梦溪笔谈》卷一一，《官政》。）。
金与南宋贸易，购入者也以茶为大宗。金以纺织品换取茶叶，经济上不堪重负。泰和八年（1208年）七月，言事者以为“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棉锦绢有益之物，不可也。国家之盐货出于卤水，岁取不竭，可令易茶。省臣以谓所易不广，遂奏令兼以杂物博易”（注：《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即不准在榷场贸易中以丝棉锦绢等换取南宋的茶，而只准以盐及杂物博易。女真统治者在限制榷场茶叶贸易的同时，以其有利可图，承安四年（1199年）三月，于淄、密、宁海、蔡州各置一坊，造新茶，命山东、河北四路转运司按各路户口配售。而造卖私茶，侵侔榷货的，则“比煎私矾例，罪徙二年”（注：《金史》卷四九，《食货志》。）。然而，人们还是酷爱南方茶叶，“新茶”的强制配售因遭到普遍反对而不得不停止。
宋辽金时期，南北文化交流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从而促进了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景祐三年（1036年）五月，“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请与同贬，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由是三人者皆坐谴。（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注：《宋史》卷三二○，《蔡襄传》。）。契丹人非常崇拜欧阳修、苏轼等文化名人。苏辙“使契丹，馆客者侍读学士王师儒能诵洵、轼之文及《辙茯苓赋》，恨不得见全集”（注：《宋史》卷三三九，《苏辙传》。）。范镇“其学本《六经》，口不道佛、老、申、韩之说。契丹、高丽皆传诵其文。少时赋《长啸》，却胡骑，晚使辽，人相目曰：此‘长啸公’也。兄子百禄亦使辽，辽人首问镇安否”（注：《宋史》卷三三七，《范镇传》。）。
金朝统治者出于稳定政治统治的需要，早在金熙宗时期，即开始确立孔子及其学说在思想领域中的统治地位。金初在上京建立孔庙，其用意正在于此。金朝在黄河流域推行女真化的尝试遭到失败之后，更是极力倡导尊孔、读经。明昌六年（1195年），党怀英在《重修圣文宣王庙碑》中说金章宗即位以来，“其与万方同归文明之治，以为兴化致理，必本于尊师重道，于是奠渴先圣，以身先之”。“凡立功建事，必本《六经》为正，而取信于夫子之言。”（注：《山左金石志》卷二十。）孔子及其学说被赋与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北宋程颐、程颢的理学，在金朝得到继承和发展，南宋朱熹的理学对金朝思想界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磁州（今河北磁县）赵秉文（1159—1232年）号为金末文宗，研治理学，标榜继承周敦颐和二程。他认为“遏人欲、存天理”，是“周、程二夫子绍千古之绝学，发前圣之秘奥”（注：《闲闲老人滏水集》卷一，《性道教说》。）。人们的物质欲望都需要用“天理”加以节制。“喜怒未发之前，求之以戒慎、恐惧，”（注：《闲闲老人滏水集》卷一，《性道教说》。）如果人们都相信这种说教并照此办理，统治者就可以不必担心会有人起来造反了。正因为理学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它在金朝得以继续发展。
南北经济联系的加强以及儒学和理学为进入中原的各民族所普遍接受，民族融合得以加速发展。
三、语言风俗的相互仿效
契丹统治者对幽蓟十六州地区广大汉族居民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这一地区的汉族世家大族来实现的。这些大族效忠于契丹统治者之后，思想、文化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契丹人的影响。河北省宣化下八里M5辽张世古墓前室西壁的壁画由三人一马组成。马夫都身着圆领胡服，这些马夫可能是契丹人或者是在一定程度上契丹化了的汉人。这表明幽蓟地区大族的生活方式，也受到了契丹人一定的影响。
燕京地区不论士庶，皆自称“小人”，这种谦称，颇使中原人感到奇怪和可笑。《钱氏私志》记载：“燕北风俗，不问士庶，皆自称‘小人’。宣和间，有辽国右金吾卫上将军韩正归朝，授检校少保、节度使，与诸兄同正任班，对中人以上说话，即称‘小人’，中人以下，即称‘我家’。每日到漏舍诵《天童经》数十遍，其声朗朗，然且云：‘对天童岂可称我？’自皇天生我，皆改为‘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载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辅小人。’前后二十余句，应称‘我’字，皆改为‘小人’。诵毕，赞叹云：‘这天童极灵圣。’王才元少帅云：‘若无灵圣，如何持得许多小人？然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小人之称其来古矣，施之于经。是可笑也。”
{博饦，不知身之在远也”（注：《墨庄漫录》卷四。）。“汤饼唐人谓之不托，今俗谓之博饦矣。”（注：《归田录》卷二。）
在服饰方面，契丹人对中原人也有广泛影响。庆历八年（1048年），宋仁宗诏“禁士庶效契丹服及乘骑鞍辔、妇人衣铜绿兔褐之类”。政和七年（1117年）徽宗又诏“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钓墩之类者，以违御笔论”（注：《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钓墩，今亦谓祙袴，妇人之服也。”）。
语言融合，首先是北方少数民族普遍学习、应用汉语。契丹自耶律阿保机和耶律德光以来，统治者即能说汉语，而女真人进入中原后更是普遍改说汉语。不仅进入中原的北方民族普遍通汉语、识汉文，同时，宋人也以学胡语为时尚。宋初，左领军卫上将军燕国公刘重进，“无他才能，徒善契丹语”（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宋太祖开宝元年春正月壬辰。）。余靖“使契丹，能为胡语，契丹爱之。及再往，虏情益亲，余作胡语诗，虏主大喜”（注：《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卷九。）。”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辽宋双方商议订立盟约期间，辽使韩杞面见宋真宗后，曹利用曾对真宗说：“臣向使晓契丹语人密伺韩杞，闻其乘间谓左右曰：‘尔见澶州北寨兵否？劲卒利器与前闻不同，吁可畏也。’臣此行得熟察之，苟妄有邀求，必请会师平荡。”（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庚辰。）曹利用能找到懂得契丹语之人，了解韩杞与其随行者密谈的内容，此事也说明，身为辽使的韩杞也会说契丹语。韩杞虽在辽朝做官，但不是契丹人，而是燕京大族。汉人也学女真语。陆游有诗云：“大梁二月杏花开，锦衣公子乘传来。桐阴满地扫不得，金辔玲珑上源驿。上源驿中捶画鼓，南人作客北人主。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注：《宋诗钞》卷六四，陆游《剑南诗钞·得韩无咎书寄使北时宴东都驿中所作小阕》。）经过金朝的长期统治，开封的舞女已经不记得北宋时“宣和妆”是什么样子了，“庐儿”——奴仆则都讲女真语。
女真歌曲也在中原传唱。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卷二载：“古人云有文章者谓之乐府，如无文饰者谓之俚歌，不可与乐府共论也。又云作乐府切忌有伤于音律，且如女真风流体等乐章，皆以女真人音声歌之，虽字有舛讹，不伤于音律者不为害也。”是书成于泰定元年（1324年）。在女真人大批进入中原二百多年后，“女真风流体”在中原民众中广泛传唱，反映了中原文化已经融合了女真因素。
辽金长期统治北方，使得中原的汉族加速与南下的北方各民族融合。宋金对立时期，南北差异日益显现。在金境内，称汉人为“汉儿”，“女真、契丹奚皆同朝，只汉儿不好。北人指汉儿，南人却指作番人”（注：《老学庵笔记》卷六。）。南宋人称金境内的“汉儿”为“番人”，正表明中原这个中国心脏地区，已经形成了融合北方民族文化的、与同时期南方文化明显不同的民族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原各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