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李昉所编《太平广记》，历来都被作为小说资料进行运用，主要用于小说文化的研究，而其史学价值一直很少有人问津。近年来，社会史的研究开始注意使用《太平广记》部分资料，但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小说不是正史，很多内容是虚构的。作为史料来用，就要十分注意其真实性。但小说是社会现实最直接的反映，有时其所反映的一些社会现象是比正史更真实、更鲜活。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梳理这些小说资料，再现一些历史现象，这是研究社会史的一个新角度。本文就试图通过《太平广记》中对唐代胡商的记载，勾勒出唐代胡商的基本状况和这一现象背后的异域文化，同时说明《太平广记》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唐朝作为一个开放的朝代，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达，吸引着无数国家和地区的商人，来到大唐进行经济贸易，朝廷贸易与民间贸易都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在唐代，来自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都被唐朝人称作“胡”。其实，“胡”这个名称在上古时期专门指称中原王朝北方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即“胡族”。但是在唐代，“胡”主要是用于称呼西方人，特别是用于指称波斯人、大食人以及天竺人、罗马人，还包括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及国家。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商人统称为“胡商”。这是一种相对的称呼，既表现了与唐朝本土商人的差别，也反映出唐朝人对这些商人的蔑视态度。胡商在唐朝的商业活动是唐朝商业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胡商在唐朝活动情况的史料记载，如《新唐书》、《旧唐书》及《通典》、《唐会要》、《唐六典》等所谓正史中的记载得却十分零散，且主要是关于朝贡、官方贸易的记载。这就使研究这一时期唐朝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尤其是民间贸易及那些零散胡商在唐朝的生活状况十分困难。而《太平广记》通过小说形式，比较集中地记载了这些商人在唐朝的活动情况。在《太平广记》中，涉及胡商情况的篇章多达四十余篇，具体篇目见参见程国斌先生的《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之第六章《唐五代小说创作与商品经济》。这些小说资料以故事的形式，生动地描述了胡商在唐朝所从事的各种活动，虽然有许多虚构成分，但我们完全可以在此资料的基础上，去伪存真，对胡商在唐朝经商的基本概况及其所代表的文化进行初步的研究。
一、《太平广记》中胡商来源地及其在中国的活动范围
从《太平广记》所载的胡商个案中，我们首先能够了解的是胡商的来源。散见于正史及其他野史、笔记中的胡商来源很多，但《太平广记》中所记载的主要来源有波斯：
《太平广记》卷402李勉引《集异记》（注：以下所引《太平广记》均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7年版，不再标注，只注卷数和引书。）：（波斯胡老）因曰：“我本王贵种也，商贩于此，已逾二十年。”
卷402李灌引《独异志》：李灌者，……常次洪州建昌县，倚舟于岸。岸有小蓬室，下有一病波斯。
卷403紫羯引《紫羯》：有一僧人，请率百万。乃于腋下取一小瓶……有波斯胡人见之，如其价以市之而去。
卷404岑氏引《稽神录》：李生欠折官钱数万贯，在扬州遇到得道的卢二舅，（二舅曰）：“公所欠官钱多少？”（李生）曰：“二万贯。”乃与一拄杖曰：“将此于波斯店取钱，可从此学道，无自秽身陷盐铁也。”
大食：
卷34崔炜引《传奇》：老胡人自称大食国人，买宝后，“胡人遽泛舶归大食去”。
卷402水珠引《纪闻》：胡人曰：“吾大食国人也。”
西域：
唐朝时期在西域地区有诸多政权和国家，这里所谓的西域是泛指西亚、中亚地区的国家，概念不甚清晰。有的有国名，有的只称之为西国。
卷35王四郎引《集异记》：（王四郎得金，到长安去卖）（张）蓬子曰：“此王四郎所货化金也。西域商胡专此伺买，且无定价。”
卷402水珠引《纪闻》：大安国寺……开元十年，寺僧造功德，开柜阅宝物，将货之。（汉人无有识货者。）月余，有西域胡人，阅市求宝，见珠大喜。
卷421刘贯词引《续玄怪录》：临宾国（古西域国）“胡客来，视之大喜，问其价。”
卷402引《宣室志》：冯翊严生者，家于汉南，（得一宝珠。）其后生游长安，乃于春明门逢一胡人，……胡人曰：“我西国人，此乃吾国之至宝。”生于是以珠与胡，获其价而去。
南越：
卷476陆颙引《宣室志》：胡人自称“吾南越人。”
上述资料说明，胡商主要是来源于西亚和中亚地区，其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与一些正史资料相吻合。如《旧唐书》卷一一○《邓景山传》称：肃宗上元元年，叛将田神功的部众在扬州城内杀人放火，“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这当然有虚夸的成分，但也能说明波斯、大食在中国经商人数之多。
《太平广记》所记载的胡商大多数是民间商人，他们所从事的贸易多为民间贸易，而非朝廷行为。这些胡商活跃于唐朝各地城镇，繁荣着各地区的商业经济。他们在中国的商业活动主要分布在：
长安：
长安是唐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达官贵人集中地区，尤其是贵重商品主要聚集地和消耗地，自然就是胡商活动的主要地区。《太平广记》中关于胡商在长安活动记载很多，如卷403宝骨引《酉阳杂俎》载：“长安平康坊菩提寺，……（存有一些宝物，一个僧人）遂携至西市，示于胡商，索价一千。”卷402水珠引《纪闻》载：“大安国寺，……开元十年，寺僧造功德，开柜阅宝物，将货之。（汉人无有识货者。）月余，有西域胡人，阅市求宝，见珠大喜，……（最后）纳钱四千万贯，市之而去。”卷402引《宣室志》载：“冯翊严生者，家于汉南，（得一宝珠。）其后生游长安，乃于春明门逢一胡人，生于是以珠与胡，获其价而去。”卷457至相寺贤者引《广异记》载：“长安至相寺有贤者，……开元中（得到一夜光珠。）至市高举价，冀其识者。数日，有胡人交市，定还百万。”如此记载比比皆是。
洛阳：
洛阳是唐朝的东都，也是经济繁荣之所和贵族的渊薮，贵重商品的需求量和供应量很大。利润所在，就是胡商所在。如卷421刘贯词引《续玄怪录》载：“大历中，洛阳刘贯词（得到一宝物）执鬻于市。……及岁余，西市店忽有胡客来，视之大喜，问其价。”
番禺（今广州）：
番禺是唐朝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之一，海外商船大部分都停泊在这里，“有婆罗门、波斯、昆仑诸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注：《唐代的外来文明》（美）谢弗著，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唐朝政府还在广州设立专门管理外商的机构“市舶使”。在这座繁华的港口城市中，自然少不了胡商的身影。如卷34崔炜引《传奇》载：贞元中，有崔炜者，（在番禺得阳燧珠）“乃抵波斯邸，潜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见，遂匍匐礼手曰：‘……我大食国宝阳燧珠也。’”黄巢攻破广州城时，传言被杀的胡商多达十二万人。（注：《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这一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广州经商的胡人数量相当可观。
扬州：
扬州也是唐朝主要对外贸易港口城市，当时有“扬一益二”之说，经济十分发达。扬州优越的地理位置，即处于长江与大运河的结合部，使它成为唐朝庞大的水路运输网络的中枢，由唐朝和外商运来的商品都要在扬州中转，所以扬州成为重要商品的集散地和商人聚集的中心。胡商云集于扬州，进行各种各样的贸易。如卷402守船者引《原化记》载：元和初，某盐船的守船者获得宝珠，“至扬州胡店卖之”。再如卷220句容佐史引《广异记》载：句容县佐史因食麂吐出一物，“状如麻鞋底”，当地“医人术士”无人能识，于是派人到扬州出售。有胡人认出是“销鱼精”，并出高价买下来。卷33韦弇引《神仙感遇传》载：韦弇“开元中，举进士下第。游蜀，（遇到神仙，得到碧瑶杯、红蕤枕、紫玉函三件宝物。）东游广陵（扬州），胡商诣弇，……以数十万金易而求之。”卷65赵旭引《通幽记》载：“天水赵旭，少孤好学，……家于广陵。（遭遇神仙，得到宝物，）旭奴盗琉璃珠鬻于市，适值胡人，捧而礼之，酬价百万。”卷421任顼引《宣室志》载：唐建中初，有乐安任顼者，好读书……（后得到一珠）。顼后到广陵市。有胡人见之曰：“此真骊龙之宝也，而世人莫可得。”以数千万为价而市之。
胡商不仅云集于大的港口城市，而且也遍布内陆中小城市，如：
豫章（今江西南昌）：
卷404岑氏引《稽神录》载：临川人岑氏，尝游山，（得到二块宝石。）后至豫章。有波斯胡人，邀而问之。……胡人求以三万为市。
洪州（今江西南昌一带）：
洪州也是当时规模较大的城市之一，《广异记·紫羯》篇称：洪州，“江淮之间一都会也”，方便的水陆交通使胡商活动于此。如有一僧人，“请率百万。乃于腋下取一小瓶……有波斯胡人见之如其价以市之而去。”卷441阆州莫徭引《广异记》载：“（阆州莫徭手头上有颗象牙）其牙酷大，载至洪州，有商胡求买，累自加直，至四十万。”卷402李灌引《独异志》载：“李灌者，……常次洪州建昌县，倚舟于岸。岸有小蓬室，下有一病波斯。”
义兴县（今江苏宜兴）：
卷424张公洞引《逸史》载：义兴县山水秀绝，张公洞尤奇丽。（姚生在洞中得宝），以访市肆。偶胡贾见，惊曰：“此龙食也，何方而得？”
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陈留）：
卷402宝珠引《广异记》载：咸阳岳寺后，有周武帝冠，其上缀冠珠，大如瑞梅，历代不以为宝。天后时，有士人过寺，见珠，戏而取之。……翼日，便往扬州收债。途次陈留，宿于旅邸。夜闻胡斗宝，摄衣从而视之。因说冠上缀珠。……群胡合钱市之。
魏郡（治所在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
卷28郗鉴引《纪闻》载：（定襄令段之子段）天宝五载，行过魏郡，舍于逆旅。逆旅有客焉，自驾一驴，市药数十斤，皆养生辟谷之物也，而其药有难求未备者，日日于市邸谒胡商觅之。
东州：
卷63崔书生引《玄怪录》载：唐开元天宝中，有崔书生，于东州逻谷口居。（从女神仙处得到一个盒子，回家后，）忽有胡僧扣门求食曰：“君有至宝，乞相示也。”……僧起，请以百万市之。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唐代胡商来在中国境内活动的范围大，不仅有沿海的港口城市，还有江河口岸城市和内陆城市。甚至是小县城，都有他们活动的身影。他们活动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构成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群体。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唐朝商品经济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