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第二任皇帝刘盈向来被认为是软弱颓废的，在政治上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现代学者所编写的通史与秦汉史一般都忽略他，有关他的专论也不多见。本文将论证他具有成为“守成之主”的良好条件，在刘、吕两大统治家族的斗争中也发挥了难以抹煞的作用。这个看法依据下列七个问题的考证与诠释：一、惠帝是否软弱？二、高帝是否“常欲废太子”？三、惠帝是否“日饮为淫乐，不听政”？四、惠帝何时立太子？五、张皇后为何无子？六、惠帝是否坚守其父所定的立国盟约？七、高帝是否顾命于吕后？在进行考释前，有必要先讨论史籍原典的记载与司马迁所运用的特殊笔法。因为，他的笔法是造成后人对这段历史认识不清的主因。

    　　　　一、史籍原典与司马迁的特殊笔法

    现存有关惠帝的记述，《史记》是最早的、也应当是最重要的。然而，惠帝的政治角色之所以被忽视，除了他在位时间不长外，也与《史记》的记述方式有关。首先，《史记》没有将他单独列为本纪而将他附记于《吕太后本纪》中；其中与他有关的事只有三件。这个体裁呈现出他是吕后附庸的形象。其次，该卷卷首指他“为人仁弱”。在观人彘后“迺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也很容易让人以为他是软弱和颓废的。
    《汉书》在编纂体裁上做了大幅改变，将《惠帝纪》独立成卷而与《高后纪》并列。这个改变理应引人注意他的独立地位，然而效果却相反。首先，此纪相当简略，且所记之事没有因果关系，有如一本流水账。其次，《汉书》还将《史记》所载有关惠帝三事从《惠帝纪》与《吕后纪》中移除（注：前两事移至卷九七上《外戚传》，后一事移至卷三八《高五王传》。），更加模糊了他与吕后的互动关系。最后，《汉书》对他的赞词虽是正面的，但“遭吕太后亏损至德，悲夫”的结语也给人一个负面的印象（注：颜师古对这句话的注解即是：“谓杀赵王、戮戚夫人，因以忧疾，不听政而崩。”见《汉书补注·惠帝纪》卷二。）。总之，《汉书》的体裁对扭转惠帝软弱颓废的形象没有助益。
    除了前述记载惠帝的“主文”外，散见于这两书其他卷中的“副文”也不少。这些副文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李长之指出：“要知道司马迁是拿整个的《史记》与人相见的，并非单篇分开给我们，因此他对于每一问题的看法，我们不能单就篇名的外形去找。”（注：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台北开明书店1968年版，第255页。）这就是说，要了解惠帝，应当对所有相关记述加以归纳并进行系统性的考证与诠释，不能仅就《史记·吕太后本纪》与《汉书·惠帝纪》而论。
    在史籍原典的解读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叙述敏感而有意隐讳的史事时会运用三种特殊笔法。一、“缺漏之笔”，即故意漏载某些史事。二、“对比反衬”，即对具有矛盾关系的某甲与某乙，只记载某甲的作为而不提某乙；然而，某乙的作为由某甲的记述逆向推论即可得知。三、“错乱之笔”，即故意误载或虚构史事以呈现“明文”与“隐文”的双文效果。明文所载是假的，经由考证所解读出的隐文才是真正的史实。这是以谜语写史书的一种形式，因为所有的错乱之笔作者自己都提供了明显的“错乱提示”，即藉故意制造的错乱以提醒读者仔细分析其隐诲的意涵。错乱提示有“重述错乱”、“文法(风)错乱”、“时序错乱”及“场景错乱”等多种形式。关于这个奇特笔法，本文结尾将有综论。

    　　　　二、惠帝“为人仁‘弱’”？

    《吕太后本纪》（注：《史记》是本文所依据的最主要史料。因此，往后凡征引自《史记》者，仅标出卷数与卷名而省略书名，以节省篇幅。此外，引自卷九《吕太后本纪》之处甚多，故只标出卷数。）卷首即指惠帝“为人仁弱”；然而，该卷所载他保护赵王如意、谴责母后及坚持以长兄之礼对待齐王刘肥等事却一致表明，他的确是仁慈的，但决不软弱。
    保护如意之事发生在惠帝继承皇位后半年左右。（注：惠帝于高帝十二年五月即位。如意于惠帝元年十二月被杀。他被杀前已到未央宫一个多月(事见卷九六《张丞相列传》)。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如无闰月，则惠帝“自迎赵王霸上”时，距他即位只有六个月左右。）这就是说，他在即位之初就坚决保卫父皇的爱子，不畏与母后发生冲突，并在冲突之初有效地保护了如意。这说明他具有独立的意志和行使其意志的能力。不仅如此，如依《西京杂记》的记载，他对吕后杀害如意的作为还进行了反击，刚烈不屈的个性更加鲜明。（注：《西京杂记》卷一载“惠帝尝与赵王同寝处，吕后欲杀之而未得。后，帝早猎，王不能夙兴。吕后命力士于被中缢杀之。及死，吕后不之信，以绿囊盛之，载以小軿车入见，乃厚赐力士。力士是东郭门外官奴，帝后知，腰斩之，后不知也。”）这个记载不但具体详细，而且比较合理可信。梁玉绳中肯地指出：“惠帝护赵王甚挚，宁有不究其死者？”（注：《史记志疑》卷七“使人持酖饮之”下案。）
换句话说，《史记》的记载，即“孝惠元年十二月……赵王已死”，不可尽信。这段记述有两处明显的错乱。一、“犁明”的“犁”字错误，应作“黎”。卷八《高祖本纪》载“于是沛公乃夜引兵从他道还，更旗帜，黎明围宛城三”可证。二、“晨出……犁明……还”时序错乱。前引文表明“黎明”在“夜”后，指天将明时，应在天已亮的“晨”之前。（注：班固将“犁明，孝惠还”改为“迟，帝还”亦可证明《史记》之误，见《汉书·外戚传上》。王念孙也指出：“帝晨出射，则天将明矣。及既射而还，则在日出之后，不得言‘犁明孝惠还’也。”见王叔岷《史记斠证》第二册“犁明孝惠还”下引，史语所专刊1982年版，第359页。）这两处错乱应在提示这是错乱之笔，意在隐讳惠帝忤逆其母之事；以白话文来说，就是淡化处理了惠帝的不孝。
    如意死后吕后将其母的身体加以摧残并置于“猪圈”(“厕”)（注：关于“使居厕中”的“厕”字，应解为“豚笠豕圈”。钱钟书指出：“《考证》引《汉书·外戚传上》“居鞠域中”，师古注：‘谓窟室也。’按此班书失检，‘人彘’之名，遂不可解矣。”“戚夫人居厕中，故命曰‘彘’曰‘豕’耳。豕既食秽而字音又同‘矢’，古人因以为谑。”详见《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第7则吕太后本纪”。卷九另有一“厕”字，即“逐产，杀之郎中府吏厕中”；此“厕”应指厕所。）中与群猪为伍，叫惠帝去观看。吕后为何做出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呢？传统说法有二。首先，徐孚远曰：“太后召惠帝观人彘，示之以意欲专政也。惠帝力不能制，故因病不听政。”（注：[明]凌稚隆辑校，〔日〕有井范平补标：《史记评林补标》卷九引，台北兰台书局1968年版。）笔者认为此说难以成立。因为，如下所将论，高帝临终前欲废吕后幸赖功臣列侯力争才能保全，此时惠帝初即位功臣列侯的势力仍然相当强大，吕后应不至于已有专政的意图；而且，惠帝在观人彘后并未因病不听政。其次，芮和蒸指吕后“对戚夫人怀妒生恨心理失常(而)惨加伤害”（注：芮和蒸：《论吕后专政与诸吕事件》，《政治大学学报》第20期，1969年。）的说法也值得商榷。因为，这时戚夫人对她已无威胁，不应因嫉恨而致心理失常；而且，假如因此而做出此事，依据常情常理，不太可能叫16岁的亲生子去看。
    笔者认为，吕后此举应当是她与惠帝的冲突急遽升高的结果，目的在教训惠帝。依照时间序列来看，高帝去世后吕后只是将戚夫人关在永巷，尚无杀害她之意。吕后是在听到她欲仰赖其子的悲歌后才采取杀害如意的行动。（注：事见《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她召如意至长安的举动受到了赵相周昌的三次挫折，因而“大怒”先召周昌，并查明他确实到长安后才派人召如意。好不容易召来了如意，不料却被明“知太后怒”的亲生子在长安城外拦截并亲自日夜保护，让吕后一个多月找不到机会下手。此事岂能不让她“震怒”。好不容易杀了如意，如前所述，惠帝很可能采取反击行动或对其母出言不逊；并且，如下所将述，此时他还与其母为了封侯之事而发生激烈冲突。因此，“狂怒”的吕后乃将戚夫人加以摧残，半年后“迺召孝惠帝观人彘”。观人彘的时间在惠帝元年“夏”后，即如意被杀后大约半年；这段时间正足以让戚夫人被残身后恢复肢体能力而被塑造成人彘。因此，发生此事的主因应当是吕后对惠帝的狂怒而不是对戚夫人的嫉恨；吕后只是将她视为“人屎”、将它废物利用以教训逆子。
    然而，惠帝对其母的残忍也进行了反击。卷九载，他在事后“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这等于指责亲生母“不是人！而是……”。孝是汉的立国之德，他甘犯不孝的大罪表明他的个性极为刚烈。此处司马迁特别运用“请”字以隐讳他的不孝。此字传统上只有“告知”之意而无谴责之意。（注：王叔岷案：“《尔雅·释诂》：‘请，告也。’《太平御览》卷四九二引‘请’作‘谓’，《汉纪》同。谓亦告也，《礼记·表记》：‘瑕不谓矣。’郑注：‘谓犹告也。’”见《史记斠证》第二册，第360页。）然而，惠帝谴责的强度远甚于下文所将论述的“惠帝‘让’(曹)参”与“王陵‘让’陈平”等事，因此“请”实应作“让”。
    同样地，惠帝对其母欲毒死齐王也进行了反击；同样地，司马迁对此事也做了淡化处理。依据卷九的记载，惠帝不知所持的是毒酒，只是坚持以“家人之礼”对待齐王，忤逆其母的意涵并不明显。然而，依据刘向的记载，惠帝刚烈的个性极为鲜明；他知道吕后欲毒死齐王后坚持要替齐王饮下毒酒，意欲死谏，吕后因而作罢。（注：《新序·善谋下》。刘向是皇族人，楚元王的四世孙，生年大约晚于司马迁四五十年。）刘向的记载较为合理可信（注：《汉书·司马迁传》载刘向是最早读过《史记》的人之一，他并认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因此，他不采用《史记》的记述，显然是认为那并非“实录”。）；卷九的记述有许多错乱，应是司马迁的错乱之笔。梁玉绳指出两个错误。其一，齐内史的说词“太后独有‘孝惠’”称谓错误，当时惠帝健在不应称其谥号。其二，“鲁元公主”是齐王的同父异母妹，尊她为“太后”是以妹为母，显然违背伦常。（注：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七“太后独有孝惠与鲁元公主”与“尊公主为王太后”下案。）吕思勉也指出三个不合理处：“孝惠即尊齐王，齐王是时是否敢居上座，已有可疑。太后欲酖齐王，何时不可，岂必行之燕饮之间？酖酒岂不可独酌一卮，而必并酌两卮，致待自起泛之乎？”（注：吕思勉：《秦汉史》，香港太平书局1962年版，第66页。）此外，这段记述还有不少疑点：吕后既已怒而欲毒死齐王，不料毒杀之计竟然受挫，岂能不当场大怒？毒杀之计既已当场被揭穿，齐王既已“怪之，因不敢饮”，何需再“问”乃“知”？毒酒既出于狠毒的吕后，问谁呢？他既“不敢饮”即未饮，岂能“详醉”而欺骗精明的吕后？“燕饮太后前”的地点应在吕后所居之长乐宫，她恼羞狂怒之际齐王岂能安然离开？齐王献城后吕后如宴请他，岂有在“齐邸”之理？他才经历毒酒之事必然心有余悸而“不敢饮”，岂有“乐饮”之理？
    简言之，这些错乱应是司马迁的错乱提示。此外，他也以重复记述的方式提示这段记述是不可尽信的。在卷五二《齐悼惠王世家》有关此事的记载中，前述错乱都不见了！由此可知，卷九所载“燕饮太后前……尊公主为王太后……迺置酒齐邸，乐饮”等事应属子虚乌有。他虚构这些事的可能用意有二：一、回避惠帝意欲死谏之事以隐讳他的不孝；二、以齐王尊妹为母之事凸显吕后强立惠帝甥女为皇后的乱伦作为。
    除了前述三事，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所载惠帝欲处死其母情夫审食其之事，更强烈地表现出他与其母斗争的坚决意志。此举将母亲的隐私与罪恶张扬于天下，岂是软弱之人所能为？此外，他在朝廷责备老臣曹参的口气，即“与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谏君也”（注：卷五四《曹相国世家》。），也表明他是刚直、有霸气、有乃父之风的。
    然而，惠帝并非刚愎自用之人。他接受劝谏而释放了审食其。他曾为了孝顺母亲与避免扰民而修筑复道，但在太傅叔孙通的劝谏后立即改正。（注：事见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此外，如下所将述，他也在相国曹参的劝谏后改采无为而治的治国方式。
    简言之，惠帝是刚强的。“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的记述是司马迁的错乱之笔，意在隐讳他与其母斗争的不孝，隐讳下文所将述的高帝“常欲废吕后”之事。这段记述有三个错乱提示。一、“高祖以为不类我”文法错误，叙述语句不应称“我”而应称“己”。二、“如意类我”之前应加“曰”字成为自述语句才能通顺。（注：《汉书·外戚传上》将这段话改写为“太子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己，常欲废之而立如意，如意类我”，亦未尽通畅。）三、性格的记载颠倒错误：惠帝坚决保护如意而如意竟因不能早起而被杀，说明个性软弱不像高帝的人是如意而非惠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