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崖等遗址的文化信息显示，晋、陕黄河两岸的先民不但保持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方式，而且在依托北方式兵器和工具维持生存的同时，却使用代表中原农业文明的礼器来规定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换句话说，这里的人们在生产与生活上保持着迁出地的文化传统，在意识形态上却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这一地区文化特征的二重性，既是北方民族南下与中原文化交融的结果，同时也体现出与商王朝所代表的中原文化存在差别。
2. 从夏家店下层文化到夏家店上层文化 大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以西辽河流域为核心的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地区开始了文化发展的新阶段，即从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夏家店上层文化。
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显现出不同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内涵。出土遗物证明它的农业与制陶技术远不及夏家店下层文化发达，如用于农业生产的石制工具仅发现用于刈割的双孔半月形刀，缺乏掘土工具；陶器为夹砂陶，陶质疏松、制作粗糙，表面缺少纹饰。与陶器相比，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铜器铸造技术却高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的器物包括生活用具、武器和装饰品。其中，宁城南山根出土的锚状有倒刺的马衔显示了驯马初期对马衔的刻意加工，其两端倒刺的外端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容易驯服。与铜器的功能和类型吻合，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的动物骨骼明显多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其种类除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常见的牛、羊、猪、狗、鹿外，还有前所未见的马（注：田广金：《内蒙古长城地带诸考古学文化与邻境同期文化相互影响规律的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第1、2期。）。通过研究出土遗物及房址、窖穴的特征，研究者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人群虽然还过着定居生活，也存在一定的农业，但畜牧业已得到充分发展，表现出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不同的半农半牧式经济生活方式。
夏家店上层文化形成后，渐次向南扩展。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研究夏家店上层文化向南推进的过程，可认定其在西周以前，即公元前1000多年前已经分布于西拉木伦河以北；大约至春秋以前，即公元前700年左右渡河向南，分布在燕山北麓。数百年间夏家店上层文化逐步南移，最终在空间上完全取代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南移不是孤立的，这一过程首先是农业发达的人群南徙，接踵而至的则是农业水平较低的北方民族。探讨这一连锁式的文化迁移，正如刘观民先生指出的，迁徙既不是从周代戎狄南侵开始，也不是从燕赵却胡筑塞开始，其上限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在2000年的漫长时间内，文化移动的总趋势是自北向南。没有哪一种社会政治因素能在2000年内持续发挥作用，但是自然因素却可以和这一过程相始终（注：刘观民：《西拉木伦河流域不同系统的考古学文化分布区域的变迁》，见《考古学文化论集(一)》第48～57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由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差别，这两种文化的转变实际上就是原始农业向半农半牧经济生活方式的转变，因此以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代表的半农半牧经济生活方式的空间位移也就是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过程。许多研究已经证明，夏家店下层文化向夏家店上层文化转变的过程，正是中国气候由暖湿向冷干的变化期，气候波动推动农牧交错带的空间位移不但表现出自北向南的变化，而且也伴随有自西向东的变化，考古研究中以花边鬲的分布地带为切入点，为论证这一变化提供了证据。
花边鬲是特定地区、特定时期内出现的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陶器，其特征是口沿都做成花边状。花边鬲的分布，西起陕甘，东至辽东，但最早却仅见于朱开沟文化（注：韩嘉谷：《花边鬲寻踪——谈我国北方长城文化带的形成》，见《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第41～52页，海洋出版社，1991年。）。花边鬲从其文化发源地向东传播的路径是非常清楚的，燕山以南的河北蓟县、唐山，燕山以北的河北承德、辽宁朝阳及内蒙古赤峰、通辽等地都发现有花边鬲存在。在花边鬲东向传播过程中，魏营子文化类型对研究农牧交错带形成具有重要意义。魏营子遗址位于辽宁朝阳市，其文化内涵表明这里不仅是花边鬲的分布区，而且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之间的过渡文化。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没有发现花边鬲，但在魏营子类型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却可看到这一器物类型（注：郭大顺：《试论魏营子类型》，见《考古学文化论集(一)》第79～98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如果说花边鬲是以朱开沟文化为发源地的半农半牧经济文化的代表性器物，那么它沿着燕山两侧传播，由魏营子类型嬗变到夏家店上层文化，实际就是半农半牧经济文化的东向推进过程。很显然，在时间进程上，魏营子类型与夏家店上层文化都晚于朱开沟文化，这样的文化传播次序首先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是，大约距今3500年前的气候转冷过程具有自西向东推进的特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也存在自西向东推进的过程；其次，从夏家店下层文化经魏营子类型过渡到夏家店上层文化，完成了由原始农业向半农半牧经济生活方式的转变。在这一文化转型过程中，无论魏营子类型还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究竟有多大成份是在朱开沟文化的影响下实现的呢？考古学界在提出花边鬲传播路径的同时，又谈到鄂尔多斯式铜器的东传问题。韩嘉谷先生在《花边鬲寻踪》一文中指出：“和花边鬲同时，同样显示东西部联系的，还有一个独具特色的铜器群，即所谓北方系铜器，其分布范围和花边鬲重合。”很多考古研究都证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铜器与鄂尔多斯式铜器有着密切的文化关联（注：田广金、郭素新：《北方文化与草原文明》，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第1～1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若将花边鬲与鄂尔多斯式铜器结合起来考察夏家店上、下层文化的转化，其中的文化传承以及自西向东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过程就更清楚了。
(二)甘青地区——从马家窑文化到齐家文化
甘青地区继马家窑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是齐家文化，其所属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土遗物显示齐家文化已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人们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农业仍为主要生产部门，主要生产工具包括石刀、斧、镰、铲、锛等以及石磨盘这样的粮食加工工具，同时出土的还有粮食作物——粟。农业之外，齐家文化诸遗址的先民同时还兼营畜牧业，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包括牛、羊、马、驴、猪、狗以及鼬、鹿、狍等。齐家文化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方式显示出与马家窑文化不同的特征，属于这一文化的遗址分布很广，东起泾水、渭水流域，西至湟水流域，南达白龙江流域，北入内蒙古阿拉善左旗附近，范围跨甘肃、青海、内蒙古、宁夏诸省区（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118～125页。）。
甘青地区继齐家文化之后，存在互有传承关系的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等一系列含有畜牧经济的文化类型。对于这几种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俞伟超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即通过研究表述得十分清楚，首先卡约文化、寺洼文化均由齐家文化发展而来，“齐家文化在西部地区发展为卡约文化，在东部地区则发展为寺洼文化”；同时，“齐家文化发展为卡约再发展为唐汪的序列，它们是同一性质文化的连续发展”，而唐汪式遗存与辛店文化遗存又有一定的相似性。对于这些互有渊源关系的文化类型的内涵，俞伟超先生进一步指出：“甘青地区的新石器至青铜时代诸文化，自大地湾至齐家，除与齐家同时的火烧沟遗址存畜牧经济的成分可能较多外，其他的虽有许多狩猎、畜养动物、捕鱼等经济成分，但都是以锄耕农业为其经济主体；而卡约、寺洼、辛店等遗存，虽然仍有相当的农业经济成分，则显然以畜牧经济为主。”（注：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与“唐汪文化”的新认识》，见《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180～210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考古新发现的基础上，学术界再次肯定了这一观点，即“自马厂晚期和齐家文化之后，甘青地区出现的四坝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以及再晚一些时候的寺洼文化、沙井文化等，其经济形态都以游牧经济为主要特点”（注：水涛：《论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和经济形态转变与环境变迁的关系》，见《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第65～71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经济生活方式在空间上的转变，是我们探讨农牧交错带形成的基础。如上所述，齐家文化以及此后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存在渊源关系的文化类型，在空间上逐渐取代了马家窑文化，推动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文化转向半农半牧。
通过前面的探讨，可以大致窥见大约自公元前1500年前后，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甘青地区至内蒙古东部及辽西地区由原始农业向半农半牧经济方式转变的过程。由于半农半牧区农牧兼融的经济文化特征，这一地区实际就是农牧交错带。
在本文完成对原始农业向半农半牧经济方式转变过程即农牧交错带形成过程的探讨后，有两点需要强调。
其一，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方式转向半农半牧业，即农牧交错带形成，是在这一地区自然属性发生变化的背景下，通过人类经济文化的变化实现的，从畜牧业产生，到以花边鬲、鄂尔多斯式铜器为标志的北方草原文化的传播，农牧交错带在空间上实现了与自然地带的同步推进。由于控制农牧交错带形成是自然因素而不是人文因素，因此农牧交错带的走向显现了与自然地带一致的特征，其中在黄土高原地区受地貌影响其走向基本为东北—西南向；进入太行山以东的平原地带，纬度地带性显现出突出作用，农牧交错带呈东西走向。
其二，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过程不仅包含经济文化的转变，而且表现出区域之间在时间上的不同步性。显然，齐家文化以及继其之后发展的卡约、寺洼等文化类型，具有由半农半牧向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文化转变的趋势。现在需要明确的是，若将这样的转变纳入农牧交错带整体形成过程中去考虑，其转变的时间问题就显得很有意义。齐家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与之对应的出现在农牧交错带中段的朱开沟文化四期，表现出比较鲜明的半农半牧特征，所属年代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出现在农牧交错带东段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年代上限为公元前1000年。前文已对农牧交错带中、东段半农半牧的经济文化具有由西向东传播的特点作了论述，这里将整个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过程作整体考虑，仍然表现出依时间次序由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再到公元前1000年，存在自西向东的推进过程。此外，与朱开沟文化存在传承关系的李家崖遗址属于商代晚期，完成两地之间文化传播所需时间约400～500年，这一时间间隔与花边鬲由朱开沟文化遗址向夏家店上层文化区传播的时间大致吻合。将这一时间间隔与农牧交错带自西向东的推进过程结合起来看，清楚地显示了此次气候变化由暖转冷的空间推移速度以及气候带的基本走向。
三、农、牧业分离与农牧交错带的确立
由于畜牧业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在畜牧业脱离农业生产走向独立，走向草原之前，必然经历一段半农半牧过程。因此在农牧交错带形成的初期，与农耕区形成空间分离的不是畜牧区，而是半农半牧区。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的半农半牧区不是农、牧两种经济方式的插花式分布，而是通过兼业行为表现出来的。这样的兼业行为体现在此时期遗址的出土遗物中，既有粮食遗存，又有牛、羊等动物骨骼；既有石斧等农业生产工具，又有用于骑射的马具。可以想见当时农牧交错带的先民，在从事农耕的同时，也经营一些与定居农业相联系的牲畜放养。与定居农业相伴的畜牧业属于放养型，由于放养方式与定居农业存在极大的依赖型，不但生产者具有兼业特征，经济方式为半农半牧，而且畜养牲畜的规模与流动范围都十分有限。这时的农、牧生产互补互利，不存在空间与形式上的分离。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文化发现的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整体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行为，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朱开沟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尽管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了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生活的经济成份（注：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第227～305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养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才能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半农半牧区兼业者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正是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注：[美]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著、赵敏求译：《中国的边疆》第41页，正中书局，1936年。）。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文化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他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的套环式。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注：a.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b. 翟德芳：《试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96～31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轴头等马具、车具，研究表明它们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注：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第227～305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53～158页。）。有了马具，掌握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中原农业民族称早期的游牧人为“戎”、“狄”，与处于半农半牧的兼业状态不同，这时的“戎”、“狄”民族已经脱离定居生活，有了独属于自己的游牧活动空间，并呈插花式地分布在农牧交错带地区。
游牧区域突破插花式的分布状态而连为整体，农牧交错带真正成为农耕区与畜牧区分界的时间约在公元前4世纪。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格鲁塞、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事，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注：a. [美]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著、赵敏求译：《中国的边疆》，第39页。
b. [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第44～48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
c. [日]江上波夫著、张承志译：《骑马民族国家》第12～1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括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虽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但这一应对措施却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他们不但在空间上突破了插花式的分布状态而将游牧区连为整体，而且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离，可以说直至这时真正意义上的农牧交错带才确立了。
自公元前1500年前气候开始转向冷干，以朱开沟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人群南迁、东迁，至公元前4世纪完成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空间分离，导致农牧交错带确立。1000余年中，农牧交错带从甘青至内蒙古东部、辽西一线向南移动了2～5个纬度。史念海先生指出，春秋时期农牧分界线的基本走向从今陕西泾阳、白水、韩城诸县、市，达于黄河之滨，由龙门山东越黄河，经山西屈县南，循吕梁山东麓东北行，至于今山西阳曲县北，东南绕今盂县南，东至太行山，再循太行山东麓，过燕国都城蓟之北，东南达于渤海之滨（注：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第512～547页，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这条农牧分界线就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的龙门、碣石一线，它属于农牧交错带的南界，界线以西、以北由农牧交融状态过渡到草原游牧区；界线以东、以南逐渐进入农耕区。农牧交错带以其鲜明的特征构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人文与自然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