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豫元年，明帝死，攸之跻身于顾命大臣之列，并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时幼主在位，群公当朝，攸之渐怀不臣之迹，朝廷制度，无所遵奉”。当时建康朝廷内也正进行着激烈的夺权斗争，元徽五年，萧道成谋害后废帝，立顺帝，废立国君，萧道成谋篡之心昭然若揭。对此，沈攸之辖有半壁扛山，“素蓄士马，资用丰积，至是战士十万，铁骑二千”，他是不甘心附和萧道成的。《南史·沈攸之传》又载：“攸之有素书十数行，常韬在两裆角，云是宋明帝与己约誓。又皇太后使至，赐攸之烛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国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举兵。其妾崔氏、许氏谏曰：‘官年已老，那不为百口作计。’攸之指两裆角示之。”所谓攸之与明帝之“约誓”及太后之“手令”云云，实难查证。但攸之升明元年末举众数万反抗萧道成却是事实。攸之起兵后，本应快速东下，以求决战，果真如此，其结果尚难预料。但攸之“震慑不敢下，因攻郢城”，以致众心离叛，升明二年正月，攸之兵败自缢而死，其子孙多人伏诛。尽管沈攸之起兵以失败告终，但就其地位而言，他成为能够干预历史进程的人物，将沈氏家族的尚武风气发挥到了极致。
进入南齐之后，吴兴沈氏家族虽然没有出现一流的军事人物，但尚武风尚仍在，还有个别比较杰出的军功人物，维持着沈氏“家世武将”的传统，其代表人物是沈文季。据《南齐书》卷44《沈文季传》，文季乃沈庆之子，宋齐易代之际，他支持萧道成，助平沈攸之，得以封侯，齐高帝任为侍中、征虏将军、左卫将军等职。齐武帝时，江东发生唐寓之之乱，声势甚大。武帝以沈文季为平东将军、会稽太守，协助镇压叛乱。在齐末乱局中，沈文季又曾助平王敬则之乱。齐武帝以后，沈文季的政治地位不断升迁，武帝以之为散骑常侍、领军将军，并有意任之为宰辅，对他说“南士无仆射，多历年所”，文季答曰“南风不竞，非复一日”，成为名对。延兴元年，文季终迁尚书右仆射，明帝时又加散骑常侍、护军将军，仆射如故，成为权倾一时的人物。永元二年，文季因废杀东昏侯而被害。沈文季之死，标志着晋宋以来沈氏武士兴盛局面的结束，此后沈氏再没有出现以武力右右政局的人物。
不过，沈氏人物虽然以武功获取了很高的权位，但在南朝世族门阀社会中，沈氏武将的社会地位尚没有充分的保障，家世的延续也难以维系。南朝高级门阀世族重文轻武，沈氏以军功起家，自然受其轻视和排挤。宋、齐之间，正值沈氏军功人物最盛之时，他们遭受的诋毁也最激烈。士族社会视沈氏为“吴兴土豪”，未入士流。《南齐书·沈文季传》：
文季风采稜岸，善于进止。司徒褚渊当世贵望，颇以门户裁之，文季不为之屈。世祖在东宫，于玄圃宴会朝臣。文季数举酒劝渊，渊甚不平，启世祖曰：“沈文季谓渊经为其郡，数加渊酒。”文季曰：“惟桑与梓，必恭敬止。岂如明府亡国失土，不识枌榆。”遂言及虏动，渊曰：“陈显达、沈文季当今将略，足委以边事。”文季讳称将门，因是发怒，启世祖曰：“褚渊自谓是忠臣，未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见宋明帝？”世祖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刘休举其事，见原。后豫章王北宅后堂集会，文季与渊并善瑟琶，酒阑，渊取乐器，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儿。”豫章王嶷又解之曰：“此故当不损仲容之德。”渊颜色无异，曲终而止。
东晋南朝之世族崇尚清谈，重文轻武，褚渊对文季“以门户裁之”；文季之所以“讳称将门”，是他一方面尚武，但又接触到了士族社会的文化，其家族风尚正经历着由武向文的转变⑦。
四、梁、陈之际沈氏尚武门风之余响
作为“武力强宗”而言，沈氏至南齐已呈现出式微之态，再难振作了。但是，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尚武传统的家族，尽管其家风变易，但其家族精神不会顷刻间荡然无存，作为一种“基因”或气质，在此后的岁月里，在沈氏人物的身上还会隐隐约约表现出来，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成为一种历史的回响。梁、陈之际，频遭世难，沈氏文士兼涉武事者甚众。
沈浚，据《梁书》卷43传，浚“少博学，有才干”，“侯景逼京城，迁御史中丞。是时外援并至，侯景表请求和，诏许之。既盟，景知城内疾疫，复怀奸计，迟疑不去”。沈浚受命与侯景交涉，理正辞严，斥责侯景背盟，“景横刃于膝，瞋目叱之”，浚则豪言：“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岂畏逆臣之刃乎！”景叹曰：“是真司直也。”太清二年，浚返吴兴，劝太守张嵊说：“鄙郡虽小，仗义拒逆，谁敢不从！”固劝嵊举义，嵊“于是收集士卒，缮筑城垒”[2] (卷43《张嵊传》)，反抗侯景。后侯景击溃张嵊，“乃求浚以害之”[2] (卷43《张嵊传》)。
沈文阿，据《陈书》卷33《儒林传》，文阿父峻，梁世大儒，文阿传其业，梁简文帝为太子，“引为学士”。侯景乱起，“简文别遣文阿招募士卒，入援京师。城陷，与张嵊共保吴兴，嵊败，文阿窜于山野。景素闻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穷迫不知所出，登树自缢，遇有所亲救之，便自投而下，折其左臂。”
沈恪，据《陈书》卷12本传，恪“深沈有干局”，梁新渝侯萧映出任广州刺史，恪为其参军，并与陈霸先“情好甚昵”，参与征服岭南俚人，因功除员外散骑侍郎，受命“招集宗从子弟”。侯景围台城，“贼起东西二土山以逼城，城内亦作土山以应之，恪为东土山主，昼夜拒战。以功封东兴县侯，邑五百户。迁员外散倚常侍。京城陷，恪间行归乡里。高祖之讨侯景，遣使报恪，乃于东起兵相应”。侯景之乱平，恪归陈霸先，霸先与王僧辩战，“恪预其谋”。霸先又“使恪还武康，招集兵众”。
沈众，据《陈书》卷18本传，众乃沈约之孙，“好学，有文辞”，梁武帝命为太子中舍人，兼散骑常侍。侯景之乱，“众表于梁武，称家代所隶故义部曲，并在吴兴，求还召募以讨贼，梁武许之。及景围台城，众率宗族及义附五千余人，入援京邑，屯于小航，对贼东府置阵，军容甚整，景深惮之。梁武于城内遥授众为太子右卫率。京城陷，降于景”。
沈炯，据《陈书》卷19本传，炯“少有俊才，为当时所重”，任吴令。侯景之难，吴郡太守袁君正入援京师，“以炯监郡”。京师陷，景将宋子仙据吴兴，“遣使召炯，委以书记之任”，炯坚拒之，宁死不从。后陈霸先、王僧辩结盟，炯书其誓文。故侯景败奔吴郡，“获炯妻虞氏，子行简，并杀之，炯弟携其母逃而获免”。陈霸先“尝称炯宜居王佐，军国大政，多预谋谟。文帝又重其才用，欲宠贵之。会王琳入寇大雷，留异拥据东境，帝欲使炯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将军，遣还乡里，收合徒众”。
以上沈氏子弟多为文士儒者，梁、陈之际他们得预事，回乡“收集士卒”，主要在于其家族直到南朝末仍保存着比较庞大的宗族武装，梁、陈统治者宠重沈氏子弟，主要是利用他们纠合族众。但这些文士既没有杰出的领兵之才，也无法创造出显赫的功业。由他们的军旅表现，确实可以看出沈氏显支已转变成文化世族了。当然，我们不否认在吴兴乡里沈氏还存在着较为浓郁的尚武风气，有时还可能出现个别以武显名的人物。如《隋书》卷64《沈光传》载光为吴兴人，父君道，陈吏部侍郎，陈灭入隋，家于长安，“光少骁捷，善戏马，为天下之最。略综书计，微有词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节。家甚贫寠，父兄并以傭书为事，光独跅弛，交通轻侠，为京师恶少年之所朋附。……大业中，炀帝征天下骁果之士以伐辽左，光预焉。同类数万人，皆出其下。光将诣行在所，宾客送至灞上者百余骑。光酹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立功名，当死于高丽，不复与诸君相见矣。’……未几，以为折冲郎将，赏遇优重。帝每推食解衣以赐之，同辈莫与为比”。沈光骁勇如此。但就沈氏家族风尚的变化大势看，这只是沈氏“家世为将”的余绪而已⑧。
注释：
①谢承《后汉书》载第五伦为会稽太守，“时吴郡沈酆为郡主簿，伦母老不能之官，每至腊日，常悲恋垂泪。酆迎母至广陵，见大江，畏水不敢渡。酆祭神，令子孙对母饮酒，因醉卧便渡”。依汉制，郡守僚佐皆从当地大族子弟中征辟，酆为郡主簿，其家族地位可见。酆后来任零陵太守，当与第五伦引荐有关。《宋书》卷100“自序”又载沈浒、沈鸾皆与吴郡陆稠通婚：“时广陵太守陆稠，鸾之舅也，以义烈闻，显名汉朝，复以女妻鸾。”沈氏又与会稽盛孝章结为姻缘，盛孝章为汉末名士，盛氏亦为会稽世族。这说明在东汉时期沈氏显支的社会地位不低。不过，沈约作家传，难免有所夸饰，不可全信。
②据《三国志》卷47《孙权传》注引《吴录》，汉末沈友显名一时，年少便得名士华歆赞誉，“弱冠博学，多所贯综，善属文辞。兼好武事，注《孙子兵法》……权以礼聘，既至，论王霸之略，当时之务，权敛容敬焉。陈荆州宜并之计，纳之”。然终因其“正色立朝，清议峻厉”而为孙权所诛。《吴录》载友为吴郡人，当时吴兴尚未析出，属吴郡，且沈友之“兼好武事，注《孙子兵法》”，正与沈氏家风、家学相合。作为沈氏之代表，沈友年29岁遇害，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③《宋书》卷100“自序”沈约述及沈林子兄弟之归刘裕，颇有修饰：“时孙恩屡出会稽，诸将东讨者相续，刘牢之、高素之放纵其下，虏暴纵横，独高祖军政严明，无所侵犯。林子乃自归曰：‘妖贼扰乱，仆一门悉被驱逼，父祖诸叔，同罹祸难，犹复偷生天壤者，正以仇雠未复，亲老漂寄耳。今日见将军伐恶旌善，是有道之师，谨率老弱，归罪请命。’因流涕哽咽，三军为之感动。”这里美化沈林子等以刘裕“军政严明，无所侵犯”方归之，这便掩盖了林子归裕避祸的真实动机。对此，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63“沈氏世济其恶”条指出沈警、沈穆夫预乱受诛，“此国法之正，非冤也”，田子、林子兄弟归刘裕，裕容纳之，“已为逋逃主，故田子等幸免矣”。又说：“田子、林子本逆党，皆当从坐伏诛者，其归高祖，正是巧于避祸，后乃并以得功，又报私仇，可云诡计。约《自序》乃谓刘牢之虏暴纵横，高祖军政严明，故自归，饰词也。高祖谓曰：君既是国家罪人，惟当见随还京，可得无恙。其语显然，约欲盖弥彰矣。”这里指出了田子、林子归于刘裕是“巧于避祸”，实在是有识之见。
④《宋书》卷100“自序”。除沈田子、林子外，沈渊子也追随刘裕征战，“自序”载：“渊子字敬深，少有志节，随高祖克京城，封繁畤县五等侯。参镇军、车骑中军事，又为道规辅国、征西参军，领宁蜀太守。与刘基共斩蔡猛于大簿，还为太尉参军，从征司马休之，与徐逵之同没。”
⑤沈约作《宋书》，未将沈田子、林子列入功臣传，而是书入“自序”，“自序”实为沈氏家传，二人所占篇幅大，而且事迹显著，这便突出了他们佐命宋武，对沈氏家族发展所具有的特殊作用。赵翼《廿二史札记》卷9“《宋书》《南史》俱无沈田子沈林子传”条称：“宋武开国，武将功臣以檀道济、檀韶、檀祇、王镇恶、朱龄石、朱超石、沈田子、沈林子为最。……沈约撰《宋书》，所以不入列传者，以此二人功绩详载于‘自序’中，以显其家世勋伐，故功臣传缺之。”赵瓯北所论揭示了沈休文修史的潜在动机。
⑥沈文秀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他出镇青齐，北魏遣大军攻之，“文秀善于抚御，将士咸为尽力，每与虏战，辄摧破之，掩击营砦，往无不捷”。宋明帝先后进号为辅国将军、右将军、青州刺史，封新城县侯，食邑500户。文季“被围三载，外无援军，士卒为之用命，无离叛者，日夜战斗，甲胄生虮虱”。终于泰始五年被俘，流落桑乾十多年，永明四年死于北地。事见《宋书》本传。
⑦宋、齐间沈氏人物与高级世族的嘲弄之事甚多。《宋书·沈演之传》载宋明帝斥责演之子勃为“吴兴土豪”；《南史》卷37载南齐时沈文季为尚书右仆射，尚书令琅邪王晏便“戏文季为吴兴仆射”。这实际上也是取笑他为“吴兴土豪”。对此，沈氏多有反击，据《南史》卷37《沈庆之传附沈昭略传》，昭略乃庆之孙，“性狂俊，不事公卿，使酒仗气，无所推下”。他路遇王约，张目视之曰：“汝是王约邪？何乃肥而痴”约应之曰：“汝是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抚掌大笑曰：“瘦已胜肥，狂又胜痴，奈何王约，奈汝疾何！”沈昭略如此，是为了显示对传统世族特别是侨寓世族的仇视态度。这都标志着沈氏已处于家风转变的关头。
⑧吴兴沈氏何以能长时间保持家族之尚武之风呢？原因一定很多，但有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即沈氏世代信奉天师道，这有利于其家族的组织，使其家族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下，富有战斗力。晋、宋时期沈氏有诸多军事活动皆与天师道组织有关。对此，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考之甚明(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不过，陈先生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中又以为“考南朝史乘，侯景变前南人之任将帅以武功显者，其最著则有吴兴沈氏一族，如田子、林子，庆之、攸之、文季及王敬则、陈显达、陈庆之诸人。通常言之，凡一原则不能无少数例外者……惟吴兴沈氏一族，则自《宋书·自序》言之极详。其为吴人，自无可疑。但其家历世名将，尤为善战之族类，似与南朝吴人不习战之通则不合”。故推论吴兴沈氏“颇有源出于溪族之嫌疑”。
【参考文献】
[1]沈约. 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姚思廉. 梁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