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皇帝制度的建立，皇帝颁下的文书，被冠以“制书”、“诏书”等尊美之称，以显示其至尊地位。君主专制制度要求臣子对皇帝的诏书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执行。“谨奉诏”成为常见的文书用语（注：如《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载：汉文帝下诏议废收孥相坐之法，丞相陈平、周勃回奏：“臣等谨奉诏，尽除收律相坐法。”可见，“谨奉诏”才是臣子对皇帝旨意应持的基本态度。），因为它体现了合乎规范的君臣伦理。臣子“不奉诏书”、“奉诏不谨”、“奉诏不敬”，则是相关政令、乃至于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罪名。在汉代的历史记载中，类似材料可以说不胜枚举。汉武帝设置十三部刺史，规定其执掌为“以六条问事”，其中的第一条是针对“强宗豪右”而设，而第二条就是整肃吏治的首要规定：“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显然，郡守一级地方大员“不奉诏书”是监察制度的重点所在。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地方大员，以此坐罪者，皆可能被免官。（注：西汉后期，翟方进弹劾政敌司隶校尉陈庆“奉诏不谨，皆不敬，臣谨以劾”。结果是陈庆“坐免官”。（《汉书》卷八十四，《翟方进列传》）另外，辅政大臣王凤指令他人劾奏潜在的政敌冯野王“奉诏不敬”，虽然期间有人为冯野王出面求情，冯野王还是难免被罢官的厄运。（《汉书》卷七十九，《冯奉世列传附子野王传》）东汉末年，名臣钟繇在自劾文书中列举自己的失职之罪，就有“轻慢宪度，不畏诏令”、“不承用诏书，奉诏不谨”之说。（《三国志》卷一三《魏书·钟繇传》注引《魏略》）汉律对“奉诏不谨”有惩治的规定，还有其他文献可证，如《晋书》卷三十《刑法志》有“旧典有奉诏不谨、不承用诏书”之说，从其上下文判断，此处所谓的“旧典”，就是指汉家法典。）汉武帝时期，还有如此规定：“不奉诏，当以不敬论。”（《汉书》卷六，《武帝纪》）事涉“不敬”之罪，就可能被逮捕下狱。甚至朝廷出动大军征讨半割据的边境大藩，也可以借“不奉诏”的罪名而行事。（注：淮南王刘安上书谏阻武帝出兵征讨闽越，就有如此表述：“越人名为藩臣……壹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汉书》卷六十四上，《严助列传》））汉代的思想家董仲舒，还曾经借解释“公羊学”的原理而对惩治“不奉诏”的合理性加以阐述，有“臣不奉君命，虽善，以叛言”（《春秋繁露》卷十五，《顺命》）之说。
    可以说，在汉代，不论是国家的政令，还是法律条文以及政治理论，“不奉诏”都构成了犯罪。但是，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往往存在着与规定、理论相悖却可以获得“合理化”生存空间的情形。汉代的“不奉诏”也是如此。本文将致力于条述其不同类型，并借以探索其背后的社会内涵。

    　　　　一、“军中权宜”型

    临敌决战，往往有战机稍纵即逝、胜负决于须臾的时刻，由军中将帅独立地作出判断，对于争取胜算而言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在信息交流极不便利的古代，如果君主对前敌指挥干预过多（即所谓“兵自上御”、“兵自内御”），往往会贻误战机、甚至造成全军失利。因此，“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不仅是兵家受命统兵时所坚持的前提要求（注：孙子对吴王阖庐说：“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毅然将阖庐的两位宠妃斩杀以立军威。（《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也是专制君主不得不“割爱”放权而必须接受的特殊原则。请看汉代名臣冯唐对汉文帝论君主御将之道：“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史记》卷一百二，《冯唐列传》）所谓的“阃内、阃外”之制，是司马迁感叹“冯公之论将率，有味哉，有味哉！”的精华之所在，但自秦汉以下的专制君主是没有人可以真正做到的。因为对于军权的控制，始终是君主梦寐以求的。但是，当大战在即、君主既然已经命将出兵时，他就不得不承认前线高级将领的临机决断的权力——“阵前不奉诏”就成为“君命有所不受”的具体内容。
    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用兵过程中，大将周亚夫就有过一次“不奉诏”之举。当时，梁孝王刘武是汉景帝的弟弟，在诸侯王中抵御叛军的态度也是最为坚定的。梁国又地处叛军的必经之地，因此受到吴军主力的围攻。梁国形势危急，先向大将周亚夫求救。周亚夫却根据自己的用兵方略，抢占要地，而后“深壁而守”，对梁国的遣使求救，“亚夫守便宜，不往”。梁孝王刘武只好直接上书向皇帝求救，景帝下诏给周亚夫让他尽速发兵救援梁国，但是“亚夫不奉诏，坚壁不出，而使轻骑兵弓高侯等绝吴楚兵后食道。吴楚兵乏粮，饥，欲退，数挑战，终不出。”经过三个月的攻防战，周亚夫的预期目标实现了，吴楚叛军被平定。诸将纷纷赞赏周亚夫当时“不奉诏”的做法是高明的决策。但是，“由此梁孝王与亚夫有隙”（《汉书》卷四十，《周勃列传·附子周亚夫传》）。恐怕汉景帝对周亚夫的疑忌，也未尝不是开始于此。
    如果说，汉景帝对周亚夫军中“不奉诏”的行为，表现出的态度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宽容；那么，东汉初年的光武帝刘秀对待部将王梁的态度，则要严峻得多了。
    建武二年（26年）春，发生了汉军镇压“檀乡”军事集团的大战。（注：“檀乡”之号及东汉对之镇压的过程，《后汉书》卷二十一《任光列传》的记载简明扼要：在徐、兖交界拥兵自重的力子都，归降更始皇帝，受拜为徐州牧。稍后，力子都为其部曲所杀，“余党复相聚，与诸贼会于檀乡，因号为檀乡。檀乡渠帅董次仲，始起茌平，遂渡河入魏郡、清河，与五校合，众十余万。建武元年，世祖入洛阳，遣大司马吴汉等击檀乡，明年春，大破降之。”）光武帝刘秀命令大司马吴汉“率大司空王梁，建义大将军朱祐，大将军杜茂，执金吾贾复，扬化将军坚镡，偏将军王霸，骑都尉刘隆、马武、阴识，共击檀乡贼于邺东漳水上，大破之，降者十余万人。”（《后汉书》卷十八，《吴汉列传》）从汉军参战将领地位之高、数量之多以及受降人数之众，都可以看出，这是一场大战、恶战。此役对于刘秀政权的稳固意义重大，据《后汉书》卷二十六《伏湛列传》，伏湛在上疏中有如下文字：“陛下承大乱之极，受命而帝，兴明祖宗，出入四年，而灭檀乡，制五校，降铜马，破赤眉，诛邓奉之属，不为无功。”此处列举的均是与刘秀“受命而帝”直接相关的重大战役，“灭檀乡”赫然居其首位。
    参与此役的汉军将领，除了统帅吴汉之外，地位显赫而且贡献特殊的就是王梁了。王梁“从平河北，拜野王令”，又擢拜为大司空，封武强侯。刘秀对他有特殊的倚重之心。在进击“檀乡”之时，刘秀特意下诏：军事指挥权完全归属大司马吴汉，而王梁为了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既不禀报大司马吴汉，也不向朝廷请命，多次征发野王境内的军队参战。“（光武）帝以其不奉诏，敕令止在所县，而（王）梁复以便宜进军。帝以（王）梁前后违命，大怒，遣尚书宗广持节军中斩梁。广不忍，乃槛车送京师。既至，赦之。月余，以为中郎将，行执金吾事。”（《后汉书》卷二十二，《王梁列传》）因为王梁在一役之中多次“不奉诏”、“前后违命”，光武帝刘秀对其恼怒到遣使斩首的程度。幸亏所派使者宗广意存宽恕，王梁才逃过一劫。笔者还有一个猜测：刘秀对王梁的“痛下杀手”，可能有安抚统帅大司马吴汉的用意。“有诏军事一属大司马”在先，王梁的擅自调兵在后，首先冒犯的就是军前统帅吴汉的权威。假设王梁是此次战役的最高统帅，刘秀必定会容忍他的“不奉诏”而擅自行动。所以，刘秀的“天威难测”，应该同时含有伸张君权、伸张统帅之权的两个意义。而在“天威”得以彰现之后，王梁不仅被赦免，还继续得到重用。
    由此看来，军阵之中的“不奉诏”行为还是容易得到宽赦。其原因如前所言，主要不在于君主的“开明”，而在于指挥战争所需要的特殊权力，在于君主对统兵将领的依赖与笼络并存的心态。

   　　　　二、“拒绝任命与赐予”型

    皇帝任命某位臣子出任某一官职，通常情况之下必须应命赴任，即便是对新任命有所不满，也不能有所表露。反之，即便是用委婉的方式表达不愿意就职的想法，也就成为需要说明的“问题”了。例如，汉宣帝认定时任少府的萧望之“材任宰相”，为了考查其政事能力，任命他为左冯翊。萧望之根据一般惯例，认为从少府出为左冯翊属于贬职“左迁”，推测自己有不合皇帝心意之处，立即移书称病。汉宣帝得知，猜透了萧望之的心事，派人前来解释本意，萧望之这才放心地就职视事。（《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列传》）这个事例说明，如果没有特殊原因，臣子是不能拒绝皇帝所任命的新职务的。
    如果有臣子公开表示拒绝接受新职，那么，在行为的定性上，就属于“不奉诏”了。汉武帝时期的耿直大臣汲黯，就是此类不多见的代表性人物。
    在创立五铢钱之初，民间的“盗铸”现象严重，其中尤以楚地为甚。汉武帝以为淮阳是楚地的要害之处，必得名臣就职才可以有所作为。于是，召拜汲黯为淮阳太守。不料，汲黯并不了解武帝的用意，也以为由朝臣改任地方官是外放受贬，所以出现了汲黯抗命的一幕：“（汲）黯伏谢不受印绶，诏数强予，然后奉诏。”在殿上，君臣二人还有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武帝宽慰汲黯：“君薄淮阳邪？……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汉书》卷五十，《汲黯列传》）汲黯这才到淮阳郡赴任。两汉时期，以隐士身份而抗命于皇帝征召的名士不在少数，但是身入仕途之后，敢于抵制皇帝任命者，确实不多。汲黯此举，不应该简单地视为留恋中央官职，更重要的是，他表达了这样的信息：在改变大臣的职务时，皇帝也应该对臣子的意愿有一定程度的尊重。
    按照常规，皇帝赏赐臣子礼物，不论价值高低，均是表示欣赏、信任、宠幸，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被赐予者是要感恩戴德的。偏偏汉代就有面拒皇帝赏赐的大臣，这就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不奉诏”行为。汉文帝时期的名臣卫绾，以谨慎守礼而得到皇帝的信任。文帝决定赏赐他宝剑。不料，质朴的卫绾却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先帝赐臣剑凡六，不敢奉诏。”（《汉书》卷四十六，《卫绾列传》）此举使得汉文帝十分意外。
    此类的“不奉诏”，主要表现出当事人的谦逊自守、处事有度，在意外降临的“皇恩”面前，保持着难得的清醒。它以个人的道德修养而引人注目，但在政治运作方面却不具备太多的意义，故存而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