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周是宗周文化和势力的极盛时期，周王室统治区域和文化影响范围空前扩大。分封制的进行，又促使淮河流域周方国众多。宗周文化及政治势力的强大使无论分布于何地的青铜礼器的形制、铭文及书写位置等都高度一致。这一方面反映了西周文化的高度一统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周王朝在广大区域中强制推行王朝礼制文明的结果。
    承殷商遗续，周初已将淮河上游纳入周王朝的统治范围内。据有关文献记载，南阳地区是西周王朝向南扩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当时周王室曾于该地分封有申、吕、谢、应、邓、鄀等许多小国。但目前南阳的西周文化遗址发现的不多，仅在南阳十里庙、西峡的析邑故城、邪地村鄀国古城遗址等处发现有西周的鬲、罐、豆等陶器残片遗存[31]。
    在淮河下游地区，周的重要诸侯国有海岱地区的齐和鲁、淮河下游的徐国、江淮地区的邗国及纪国、莱国、滕国等。纪国是西周时期一个重要的诸侯国，都城在山东的寿光。寿光纪公台曾出土有“纪侯”二字铭的西周铜钟。有关纪侯的铜器还见于莱阳前河出土的纪侯壶，烟台芝罘区上夼还发现了两件西周晚期的纪侯鼎。纪侯器从寿光到莱阳又到烟台等地都有发现，足见纪国统辖的范围之大。莱国也是西周时期海岱地区的一个重要封国，都城在山东的龙口。在龙口灰城遗址曾出土过西周的青铜器，铭文有“厘”及“莱”字。滕国则是徐海地区西周的重要方国。考古工作者在滕州发掘的庄里西墓葬群，推测就是滕国公族的墓地，内中出土有大量从西周到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多处铭文有“滕公”字样。山东境内的西周遗存除有上述周式铜器外，也出现了大量周式陶器，其中绳纹鬲、豆、簋、罐等与中原地区周文化的同类陶器相似程度很高。同时还存在着素面鬲、素面甗、高圈足簋、折肩罐等，说明当地文化的根深蒂固，贯穿了夏、商、西周诸时期。从考古学文化的延续性看，西周对淮河流域的统治是建立在商朝对东夷征伐的基础上的。西周继承了商朝，并扩大了统治，直到东夷最后完全融会到西周文化中去。
    淮河下游的徐国在西周时期是一个可与宗周抗衡的大国，其疆域南至洪泽湖周围，西至安徽东北部，北至山东南部，国都在今天的泗洪县境内。《后汉书·东夷列传》载：“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江苏江浦县牛头港、田转村、仪征市神墩等地都发现有周文化遗存，但相关资料报道较少。但淮河流域各地都有宗周或具有中原周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出土，此即是中原先进文化对此流域影响的见证。
    从吴文化蕴含有西周文化因素的事例中，也可说明西周中原文化对淮河下游地区必然存在着强烈的影响。在吴文化的四期中，宗周文化对前二期有显著的影响。其第一期为西周早期，文化内涵表现出承袭湖熟文化传统和深受中原周文化影响的特征，青铜器的造型、纹饰和铭文多以中原风格为主，有的可能直接来自宗周。如烟墩山一号墓所出的宜侯矢簋、母子墩出土的“伯簋”、破山口出土的“子作父宝”鼎等器，无论从造型风格、纹饰特征还是从铭文布局、书写位置和体例等都属中原青铜器的铸造特点。它们之中有一部分应该是中原制造的，后因各种原因辗转流传到江南；也有一部分为当地所铸的仿中原器。第二期为西周中期，本期文化吸收了中原周文化和太湖流域的文化因素，属于吴文化的发展期。青铜器中宗周器少见，大多为仿宗周器。对器形的改造，如破山口出土的独耳鬲、磨盘墩的独耳尊均是在西周原器形上加独耳，宽广墩的垂鳞纹簋、烟墩山的夔纹簋则在原器形上增加了附耳等。中原西周时期最常见的饕餮纹、夔纹、云雷纹、凤鸟纹、鸟纹、窃曲纹、重换文、垂鳞纹、蟠螭纹等在此时也都有了较大的改变，但仍能看出西周文化的影响。第三、四期为吴文化极盛后急剧衰落的时期，基本不见中原文化因素的存在，青铜鼎、甗、缶、罍、尊等多具南方青铜器特色。这种局面的出现，是由于东周时王室衰微，王朝力量削弱，诸侯坐大，僭越礼制，从而导致礼崩乐坏，所以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多元化正反映了当时国家政权的分裂。上述吴文化青铜器的发展过程证明其青铜铸造深受中原周文化影响。从文化传布的强弱与距离远近成反比的规律看，西周中原文化极可能要通过淮河下游传布到江淮地区，淮河下游所受的周文化影响不会弱于其南方地区。
    在历史时期，王朝国家政治因素对古代文化有着重大影响，从一定层面上说，不同的地理因素使考古学文化具有多元性，而政治因素却使考古学文化具有强烈的统一性。虽然目前淮河流域周代遗址发掘较少，但从其墓葬制度和丧葬习俗等方面却可反映出西周王朝文化的强烈影响。西周时期，中原葬制中仍盛行口含习俗，且对淮河下游地区有较广泛的影响。山东胶县西菴遗址有玉琀出土[32]。在山东昌乐岳家河周墓中，从西周晚期到战国晚期皆有贝、小石片、璜形饰[33] 琀物的发现。“琀”的出现，反映了商周时期中原丧葬习俗及意识形态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综上可知，进入阶级社会后，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吸收和融合了包括中原夏商周文化的多种因素，并进行改造和创新，从而为繁荣强大的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夏商周中原文明不但影响了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面貌，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淮河流域古代居民的结构和成份，并对本地区青铜时代族属的最终形成产生了深远意义。从地理上看，夏商周中原文明的浸润由西而东递减，土著文化因素递增；从社会层次上看，对中原王朝礼制文明的接受程度，则由社会上层而下层递减。当然，文化的交流是互动的，在中原地区夏商周文化的遗存中也发现有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所特有的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等，但所占比例甚小，且主要集中在郑州商城、殷墟等城市遗址中，可见中原地区与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交流并不是对等的。淮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特质明显地表现出其输入和接受功能远远大于其输出和辐射功能。这正印证了中国古代文化是一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动态体系，在各个分支文化系统中都可见到大量存在的文化传播的事实，各考古学文化之间大量存在着文化渗透、融合、同化和分化的特征，从而使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了不同谱系的多元结构。当然，夷夏融合和多源一统的中国古代文明的最终形成，并不是在某一代就能完成得了的，在夏商周之后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具体到淮河流域古代文明化进程而言，夏商时期是其积渐发展时期，西周时期则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构成格局中大放异彩，其地位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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