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隐蔽行动”是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主要战略之一，是服务于遏制大战略的一个重要子战略。冷战爆发后，面对苏联的激烈反击，杜鲁门政府很快制订了这一战略予以抗击。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继承实施了这一战略。随着冷战格局的变化，美国隐蔽行动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作为美国冷战战略库中的一件重要武器和遏制大战略体系中的一根重要支柱，隐蔽行动战略的实施对促使苏东裂变、美国赢得冷战起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

【摘 要 题】世界当代史研究

【关 键 词】冷战/美国/隐蔽行动/苏联东欧

【正 文】
    所谓“隐蔽行动”战略（Covert Action Strategy，或Covert Operation Strategy），是指冷战期间美国为维护西方社会制度，遏制苏联扩张，最终战而胜之，综合运用隐蔽的政治战、经济战、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等斗争手段，以给苏联制度造成最大紧张的战略。它是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东欧集团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主要战略之一，是服务于遏制大战略的一个重要子战略。对这一问题，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即已有当事人撰写回忆录，学者发表论著，予以揭露。70年代后，美国国会在追查水门事件过程中，政府的许多隐蔽活动随之曝光，由此引发了美国学术界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冷战结束后，由于有关档案大量解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掀起新的高潮，研究成果大量问世（注：最具代表性的包括：约翰·普拉多斯：《总统的秘密战》（John Prados, Presidents' Secret Wars: CIA and Pentagon Covert Operations from World War II through Iranscam），纽约1986年版；格雷戈里·特里沃顿：《隐蔽行动》（Gregory F. Treverton, Covert Action），纽约1987年版； 米歇尔·纳尔逊：《黑色天国的战争——冷战期间西方的广播战》（Michael Nelson, War of the Black Heavens: The Battles of Western Broadcasting in the Cold War），锡拉丘兹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斯科特·卢卡斯：《自由的战争——美国反对苏联的圣战》（Scott Lucas, Freedom's War: The American Crusade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纽约1999年版；彼得·格罗斯：《反击行动——美国在铁幕后的秘密战争》（Peter Grose, Operation Rollback: America's Secret War behind the Iron Curtain），波士顿2000年版；约翰·雅各布·纳特：《中央情报局的黑色行动——隐蔽行动、对外政策与民主》（John Jacob Nutter, The CIA's Black Ops: Covert Action,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cy），纽约2000年版。）。但这些论著多是揭露美国在冷战某一时期或某一方面的隐蔽行动政策及其活动，全面综合的研究成果很少，同时也未上升到战略分析的层面，将其作为一种战略进行分析，并揭示其同遏制战略、和平演变等战略的关系。我国学术界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零星翻译、编译出版了一些揭露美国隐蔽行动的论著，个别学者进行了初步的或某一方面的研究（注：格拉蒙特：《秘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苏间谍大战》，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伍德沃德：《中央情报局1981—1987秘密战》，中国物资出版社1988年版；彼得·施魏策尔：《胜利——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萧继勇、张明权：《神秘的第三只手——20世纪的隐蔽行动》，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时殷弘：《激变战略与解放政策》，《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张敏谦：《美国对外经济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本文试图依据近年来美国政府解密的档案资料，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就此作进一步探讨。

    　　　　一

    二战末期和战后初期，随着德意日战败投降，美苏战时同盟的基础逐渐消失，从俄国十月革命后即产生的不同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矛盾重新浮现。另外，苏联为保障国家安全，力图控制东欧，把这个昔日入侵苏联（俄国）的“危险走廊”变成保障苏联的安全带，并尽可能在中近东和远东牟取权益，在此前提下伺机推进世界革命，改变苏联孤立的“一国社会主义”处境；美国则企图凭借战争中膨胀起来的强大经济军事实力，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输出与捍卫自由民主制度。由是双方的矛盾冲突渐趋尖锐，在东欧、德国、伊朗、土耳其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对抗。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说， 声称世界已分裂为“极权政体”与“自由国家”两个敌对营垒，“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抵御共产主义的扩张。该演说作为杜鲁门政府的“冷战宣言”，标志着美苏战时同盟关系正式破裂，酝酿了近两年的美苏冷战终于爆发。
    冷战爆发后，美苏首先在欧洲展开激烈争夺。1947年6月， 美国抛出“马歇尔计划”，企图通过提供庞大经济援助，挽救在战争摧残和共产主义浪潮冲击下陷入严重困境的西欧资本主义各国，巩固反苏前哨阵地并分化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起初准备参加这一计划，以期为经济恢复获得援助，并派代表团出席巴黎协商会议。但当发现其反苏意图后，便愤然退出，实施“莫洛托夫计划”，在7—8月分别同保加利亚等东欧6国签订了贸易协定， 从而形成了与西方资本主义相抗衡的苏联东欧经济圈。与此同时，苏联对“马歇尔计划”严厉谴责，指责美国企图通过该计划扩大对欧洲的商品资本输出，把欧洲国家置于美国的经济政治控制之下；指责该计划试图把欧洲分裂为两个阵营，利用英法等国对抗苏联与东欧民主国家。为了加强对欧洲各国共产党政治上的控制与协调行动，9月22—28日，苏联东欧及法国、意大利9国共产党、工人党在波兰秘密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情报局，以交流经验和协调行动，并出版机关刊物。在这次会议上，苏联代表日丹诺夫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指出世界已分裂为“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和“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两大营垒，号召世界反帝民主阵营团结起来，制定共同的纲领和策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同盟者。我国有学者认为，这一报告“是莫斯科的冷战宣言”（注：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87页。）。
    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是苏联对“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反击，它标志着苏联东欧已结成政治同盟。当这一消息于10月5日公布后， 在西方引起很大震动。“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这是共产国际在新条件下的复活，说明共产主义要扩张”（注：刘金质：《冷战史》（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之后，情报局及所属各共产党、工人党积极开展活动，猛烈批判马歇尔计划和“美帝国主义”的扩张及战争政策，动员各国群众投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与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
    面对苏联的激烈反击，美国开始寻找新的斗争手段予以抗击。手段之一便是实施隐蔽的心理战。1947年11月7日，美国国务院一陆海空军协调委员会（SANACC ）下属的一个特别小组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题为《心理战》的报告，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颇为焦虑地指出：“苏联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主要针对美国的宣传运动，并综合运用心理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以图瓦解有能力反对苏联野心的各国所有非共产党力量。”结论说：“目前的世界形势要求美国立即采取协调措施以影响各国的态度，使其有利于获得美国的目标，抵消反美宣传的恶果。”报告就心理战的机构设置、政策制订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建议（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50：情报机构的建立》（FRUS, 1945—1950: Emergence of the Intelligence Establish-ment），第249份文件，因特网：. gov/www/about-state/history/intel。）。委员会很快修改通过了该报告，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经反复讨论修改，于12月17日批准了对苏联集团实施隐蔽心理战的文件NSC4—A， 指令中央情报局“开展并指导隐蔽的心理战，以反击苏联及其支持的威胁世界和平安全，或者旨在诋毁败坏美国热心促进的世界和平安全事业的活动”（注：《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1947—1977》（Documents of the NSC, 1947—1977），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美国大学出版社，微缩胶卷，A438.3, D: I:0007。）。这份文件是美国政府制订的对苏联集团采取隐蔽行动的第一份重要文件，但它只是要求实施隐蔽的心理战，尚未提出实施全面的隐蔽行动。
    到1948年，冷战对抗加剧。苏联为对抗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加强了对东欧的控制。罗马尼亚等战后一度实行联合政府的东欧国家纷纷将资产阶级政党排挤出局，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特别是1948年2月，原本资产阶级势力较强、共产党相对处于弱势的捷克斯洛伐克发生政变，捷共在苏联支持下发动进攻，逼迫捷总统接受12名资产阶级部长辞职，执掌了政权。美国政界、媒体对此大肆渲染，认为它再次表明了苏联的扩张威胁。4月，意大利举行大选。 在西欧影响巨大的意大利共产党积极参选，志在必得。美国为了防止意大利共产党获胜并危及整个西欧，对意选民展开了猛烈的公开与隐蔽的心理战，最终阻止了意共上台。心理战在意大利的成功也鼓舞了美国开展隐蔽行动的信心。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府决定制订对苏联集团实施全面隐蔽行动的战略。

    　　　　二

    1948年6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修改， 通过了一份根据遏制政策设计师乔治·凯南提交的报告《开展有组织的政治战》制订的重要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特别项目署的指令》，标号NSC10/2。文件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认识到苏联及其卫星国和共产主义团体诋毁、败坏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目标与行动的恶毒的隐蔽活动，决定为了世界和平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利益，必须用隐蔽行动补充美国政府公开的对外活动。”根据该文件，中情局内将设立一个新机构“特别项目署”（OSP），负责策划指导隐蔽行动。文件也明确了隐蔽行动的内涵，指出“隐蔽行动”包括美国政府实施或赞助的反对敌对国家或集团、支持友好国家或集团的一切活动。这些活动计划的执行要使任何局外人都不清楚其中的内幕和美国政府的责任；万一败露，美国政府也可以“巧言否认任何责任”。具体地说，“这些活动包括任何相关的秘密活动：宣传、经济战；预防性直接行动，包括破坏，反破坏，爆破拆毁，撤离疏散；颠覆敌对国家，包括援助地下抵抗运动、游击队和难民解放组织，支持自由世界受到威胁国家中的反共产主义分子”（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50：情报机构的建立》，第292份文件。）。
    NSC10/2决定要对苏联集团展开全面隐蔽行动，要用隐蔽行动补充美国公开的对外活动，并确定了其组织领导、具体内容和要求。这就意味着美国在与苏联集团对抗中又提出了一个新战略——隐蔽行动战略。它表明美国在公开遏制苏联集团的同时，加强了对它的秘密战，将隐蔽行动由宣传领域扩展到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企图通过对苏联集团实施全面的隐蔽行动，与之相对抗。1950年4月14日，这一战略被国家安全委员会写进著名的NSC68号文件《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与计划》中， 指出要在经济战、政治战和心理战领域加强隐蔽行动，煽动和支持具有战略意义的苏联卫星国家的骚乱和起义（注：《国家安全事务：对外经济政策》（FRUS, 1950, Vol. I,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年第1卷，华盛顿特区1977年版，第285页。）。
    1951年10月23日，在NSC10/2实施3年多后，杜鲁门总统又批准了NSC10/5号文件《隐蔽行动的范围与步骤》，作为对NSC10/2的补充。NSC10/5要求进一步加强隐蔽行动，强调其顺序是：1.给苏联权力结构造成最大紧张，包括苏联与卫星国及共产党中国的关系；在按照美苏实力和避免战争风险前提下，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努力削弱苏联的力量和影响，使其不再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2.增强自由世界国家和人民对美国的向心力，增强他们抵抗苏联统治的意志和能力。3.在战略地区发展地下抵抗，推进隐蔽的游击活动，并使其最大程度上与第一阶段的目标相一致（注：格雷戈里·米特洛维奇：《暗击克里姆林：美国颠覆苏联集团的战略，1947—1956》（Gregory Mitrovich, Undermining the Kremlin: America's Strategy to Subvert the Soviet Bloc, 1947—1956），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NSC10/5进一步完善了杜鲁门政府的隐蔽行动战略，使其目标、范围与步骤明确和具体化。特别是关于隐蔽行动战略所要达到的目标，NSC10/2只是笼统地说“为了世界和平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利益”；NSC10/5则明确具体提出，要“给苏联权力结构造成最大紧张”，要“削弱苏联的力量和影响”等。这就补充了NSC10/2的不足，使这一战略更具可操作性。文件特别强调，要挑拨苏联与卫星国及中国的关系，增强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的向心力，这是因为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迅速与苏联结成同盟，大大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其时朝鲜战争已进行了一年多，美国在战场上直接领教了中国军队的铁拳；在中、苏等国的影响下，亚非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面对这种东风似乎要压倒西风的形势，挑拨苏联与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破坏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增强西方阵营的团结，就成为其隐蔽行动的重中之重了。
    自杜鲁门政府制订隐蔽行动战略后，其后历届政府都继承了这一战略，直至冷战结束。竞选时大肆攻击杜鲁门政府软弱无能，反共不力，只知对苏联集团实施防御性遏制战略的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得知其前任早已在秘密实施隐蔽行动战略后，自然接过了这一武器，并于1954年3月至1955年12 月先后通过了三份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隐蔽行动的指令》的重要文件，即NSC5412、NSC5412/1、NSC5412/2。这些文件规定，要给国际共产主义制造困难，破坏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及它们和卫星国的关系，使苏联、共产党中国及其卫星国对国内的控制复杂化，延缓苏联集团军事和经济潜力的增长；要诋毁国际共产主义的威信和意识形态，削弱各国共产党及其支持者的力量；要在被国际共产主义统治或威胁的地区发展地下抵抗，促进隐蔽行动和游击活动（注：《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1947—1977》，微缩胶卷，A438，A：IV：0275。）。这就进一步扩大了隐蔽行动的范围，把隐蔽行动的矛头不仅指向苏联东欧集团，也指向了中国及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可以说，艾森豪威尔政府进一步发展了其前任确定的隐蔽行动战略。
    1961年肯尼迪上台后，继续把NSC5412/2作为实施隐蔽行动的指导文件。约翰逊政府继承了肯尼迪政府的内外政策，对NSC5412/2也未做大的改动，只是在1964年通过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303号文件（NSAM303），将领导隐蔽行动的“特别小组”易名为“303委员会”（注：约翰·普拉多斯：《总统的秘密战：二战至波斯湾战争期间中情局和国防部的隐蔽行动》（John Prados, Presidents' Secret Wars: CIA and Pentagon Covert Operations from World War II through Persian Gulf），芝加哥1996年版，第249页。）。
    1970年2月17日，尼克松政府通过国家安全决议备忘录第40号文件（NSDM40），对执行了长达15年的NSC5412/2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将隐蔽行动领导小组的名称改为“40委员会”，规定委员会每年对被批准执行的隐蔽活动进行一次考评（注：格雷戈里·特里沃顿：《隐蔽行动》（Gregory F. Treverton, Covert Action），纽约1987版，第234页。）。同时该文件从字面上取消了隐蔽行动战略的反苏性质，指出“美国政府继续用隐蔽行动补充公开的外交活动，这对于维护美国的国防和安全及其对世界和平所作的努力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注：约翰·普拉多斯：《总统的秘密战》，第322页。）。但其反苏反共性依然隐约可见。因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词典里，国际共产主义与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完全是同义语。这种字面上的变化只是反映了当时冷战格局的变化和美国的战略收缩。
    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福特继任总统后，在其执政的两年多中并没有放弃隐蔽行动战略，只是在1976年初颁布的第11905号总统令中，设立“行动咨询组”（OAG）取代“40委员会”， 将隐蔽行动的决定权掌握在有关政府部门的部长级官员而非他们的代表手里。文件继续规定要用隐蔽行动促进美国的对外政策，但禁止采取暗杀活动。1977年接任的卡特总统继续这一政策。他在1978年颁布的第12036号总统令中，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的“特别协调委员会”（SCC）取代行动咨询组，作为隐蔽行动的决策机构（注：约翰·普拉多斯：《总统的秘密战》，第349页。）。
 1981年上台执政的罗纳德·里根被称为“美国历史上反对共产主义最坚决的总统”（注：彼得·施魏策尔：《胜利：里根政府加速苏联崩溃的秘密战略》（Peter Schweizer, Victory: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ecret Strategy That Hasten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纽约1994年版，第xii页。）。他矢志要“把共产主义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因此在任职8年中，不仅接过了隐蔽行动战略的接力棒，而且把它运用到极致。1982年5月，里根政府通过国家安全决议指令第32号文件（NSDD32）《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把对苏联及其盟国施加经济压力，在国内外开展政治宣传，进行旨在使苏联的卫星国政府摆脱莫斯科控制的隐蔽活动，作为国家安全战略中5个主要支柱中的3个（其余两个为军事现代化和美国盟国增加军费）（注：克里斯托弗·辛普森：《里根与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指令》（Christopher Simpson, National Security Directives of the Reagan and Bush Administrations），旧金山1995年版，第62页。），足见其把开展隐蔽行动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同年11月12日，里根政府通过了《对苏联进行持久经济战》的NSDD66号文件。两个月后，即1983年1月17日，里根政府又通过了NSDD75号文件《美国的对苏政策》，指出如果苏联接受美国的条件，可以改善美苏关系，同时决定对阿富汗、波兰、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等国的反叛者给予秘密政治军事支持（注：克里斯托弗·辛普森：《里根与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指令》，第228页。）。
    关于1989年继任的布什政府，由于其绝大部分密级档案尚未解密，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见到其实施隐蔽行动的政府文件等档案材料，但从布什总统曾担任中情局长及里根政府8年副总统的经历来看，他对隐蔽行动战略的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只是由于其时美苏关系已经缓和，冷战正走向结束，隐蔽行动战略在其总体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必然下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