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于1971年4月开馆，收藏的主要资料是“外务省记录”。现存战前期的记录约有50000卷，其中，“旧记录”约有22000卷，“新记录”约有26000卷。（注：白石仁章：《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日本历史》第534号，1992年11月；柳下笛子：《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军事史学》第32卷第3号，1996年12月。）笔者在该馆仔细进行过核对、考察，发现昭和战前期的“新记录”A门(政治、外交)之关于中国部分的外交文书，主要就是美国退还的《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缩微胶卷)的原件。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在1979年12月设立了“史料阅览室”，按照1980年日本内阁关于公开情报的决定，向一般的研究者公开所藏史料。本馆史料以“陆海军文书”为中心，陆军史料81000卷、海军史料35000卷，共计约有116000卷。而其中最重要的“陆海军文书”，是由美国归还的陆军省的《大日记》、海军省的《公文备考》。前者自明治初年到1942年，约7700卷，内有关于满洲事变的“陆满密”、“陆满普”，关于“中国事变”的“陆支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陆亚密”等文书多卷。后者自明治初期到1937年，约11000卷。（注：相沢淳：《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戦史部》，《日本历史》第533号，1992年10月；影山好一郎：《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図书馆》，《军事史学》第29卷第1号，1993年6月。）此外，日本投降前后，军部的某些重要干部，私自保存了一些资料，既未被烧毁，也未被美方接收；他们在自己先行撰写了著作之后，将这些资料移送到该图书馆保存利用。主要是陆军的服部卓四郎、堀场一雄保存的关于中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国防政策的文书“服部史料”、“堀场史料”，以及海军的岛田俊彦保存的军令部文书“霞关史料”等。（注：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戦争全史》，东京，鳟书房1953年版；堀场一雄：《支那事変戦争指导史》，东京，时事通信社1962年版。岛田俊彦自着、合着的著作有多种。因为资料的特殊性，他的著作一贯受到重视。关于服部卓四郎等的工作，参见井本雄男《所谓服部グル—プの回想》，《军事史学》第39卷第4号，2004年3月。）根据上述在日本残存的军部文书，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55年10月20日成立、1976年5月10日改称“战史部”)，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编纂、出版了《战史丛书》共102卷(东京，朝云新闻社1969—1974年版)，其中有关于中国部分的多卷。这套丛书因其史料价值，一直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注：《战史丛书》直接有关中国的部分为：《支那方面陆军作戦》(1)、(2)、(3)，《中国方面海军作戦》(1)、(2)，《北支の治安戦》(1)、(2)，《昭和十七、八年の支那派遣军》，《昭和二十年の支那派遣军》，《一号作戟(1)河南の会戦》、《一号作戦(2)湖南の会戦》、《一号作戦(3)広西の会戦》、《香港·长沙作戦》、《关东军》(1)、(2)，《满州方面陆军航空作戦》，《中国方面航空作戦》。中国大陆首先出版的中文译本有：《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之《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昭和十七、十八年的中国派遣军》、《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香港作战》、《长沙作战》、《河南会战》、《湖南会战》、《广西会战》、《缅甸作战》、《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中华书局1979—1991年版；《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台湾随后出版的中文译本有：“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日军对华作战纪要》1—43卷，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7—1991年版。）1978年开始，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开始刊行1934—1945年间的海军省调查资料。该资料原系战前海军省调查部门收集、战后由昭和同人会保存下来的，其中大部分属于海军的“公文书”。（注：土井章监修：《昭和社会経済史料集成·海军省资料》第1—30卷，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刊，东京，御茶の水书房1978—2004年版。）
进入21世纪以后，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网络检索资料的需求，日本根据村山富士前首相1995年8月的谈话精神，作为“和平友好交流计划”事业的一部分，于2001年11月30日，在国立公文书馆设立了“アジア历史资料中心”，把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所藏的上述资料，进行数码画像处理后，通过网络逐步发布，以供日本国内外学者利用。目前，海外学者即使不在东京，也可以通过互联网(http: //www. jacar. go. jp)，利用上述资料。（注：牟田昌平：《独立行政法人 国立公文书馆アジア历史资料センタ》，《军事史学》第39卷第1号，2003年6月。）不过，要把全部馆藏资料上网，尚需较长的时日。
尽管如此，由于投降前后烧毁文书，日本的现存资料状况仍然有很大缺陷；而且由于美国的接收和日本在海外各地烧毁文书的情况不一，自然造成了大量日本资料散落海外，以至于日本的有关专家也慨叹道：约有一半的资料，并不在日本。（注：《米议会図书馆所蔵 占领接収旧陆海资料目录》，“解说”，第23页。）
一是，如上所述，由于美国方面并没有归还接收的全部日本资料，因此，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里，迄今仍然藏有不少日本档案资料。（注：除了日本学者的上述介绍之外，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吴天威教授也在文章中介绍说：华盛顿国家档案馆于1994年9月9日公开了“日本外交文件(1934年7月至1938年7月)”3000余份，其中特别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件(吴天威辑译：《美国新公开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笔者曾在北京大学多次向吴天威教授请教过有关情况。也有的中国学者说美国国家档案馆制作了缩微胶卷“1930—1940年的中日关系档案”(龚书铎、郑师渠：《中国历史》，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学习出版社1997年版，第435页)。最近，王选女士自美国国家档案馆收集、复制了《日本战争犯罪索引》的档案资料目录，并在2003年9月赠送给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一套。详情可参考：http: //news. sina. com. cn/c/2005—04—23/14276471561. shtml）
二是，在中国等其他海外地区，仍然残存着不少日本档案资料。根据笔者的推断：按照日本东京的中央政府与军部关于烧毁机密文书的命令，日本驻中国的各机关与派遣军等部门，应该也会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前后，大量烧毁自己保存的文书；但由于中国各地受降(包括苏军在东北受降)的情况差别很大，应该有一些日本机关未及全部烧毁档案，而残留在中国当地。例如：满铁本部的档案，主要馆藏于沈阳市的辽宁省档案馆；大连市档案馆也藏有部分资料，该馆还专藏当年日本焚烧之后留下的“纸灰”(碳化)档案。（注：参见辽宁省档案馆编《辽宁省档案馆指南》，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大连市档案馆编《大连市档案馆指南》，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57年接收了满铁调查部的遗留文献；而满铁大连图书馆的资料，至今仍藏于大连市图书馆。（注：韩建平、厉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对满铁文献的一次接收》，《中国科技史料》2003年第3期。）日本驻北京大使馆的档案，在北京也有收藏。（注：日本驻北京大使馆的档案，有日本学者指为美国所接收(井村哲郎：《GHQにょゐ日本の接収资料とその后》，《図书馆学杂志》第74卷第8号，1980年8月)。也有美国学者称自己于1946年2月在北平，收购了被日本焚毁之余的日本CIC总部的档案，后送交北平国家图书馆(T. K. Koo, " Some Economic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Genesis of the Japanese-sponsored Regime in North China" ,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6, No. 1, 1946, pp. 65—77. 另外参考戴东阳《近60年来美国的近代中日关系研究》，http: //www. cass. cn/jindaishisuo/show-News. Asp? id=6775)。关于这些档案在战后的接收与在北京的收藏情况，笔者目前还不太清楚。原北京图书馆曾经接收过日本投降时未及全部销毁的使馆档案，并编印了目录(北京图书馆外文编目组编：《馆藏日本大使馆档案目录》，1954年7月印行)。张雁深《日本利用所谓“合办事业”侵华的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和吴根梁《日本土肥原机关的吴佩孚工作及其破产》(《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等中国学者的论着，都使用过该档案资料。已故的汪精卫研究专家蔡德金先生，据说利用过有关档案。曾在原北京图书馆从事过整理工作的房建昌先生，最近在多篇论文中都介绍和使用过其中的部分档案(参见房建昌《从日本驻澳门总领事馆档案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在澳门的活动》，《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日本在华北、华中地区的经济活动档案资料，在天津、青岛、上海市档案馆有所收藏。（注：居之芬主编：《日本对华北的掠夺和统制——华北沦陷区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居之芬、庄建平主编：《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1996、2001年笔者曾分别在上海、青岛市档案馆进行过有关的调查。）日本在内蒙古地区(“蒙疆”)的文献，在张家口市图书馆也有收藏。（注：王启元：《张家口市图书馆馆藏日文文献评析》，《国家图书馆学刊》2001年第4期。）台湾总督府的档案，全部现存于台湾地区。（注：藏于南投的台湾省文献委员会馆。）
这些情况说明，在日本国内现存档案资料有限的情况下，于“日本之外”发掘、寻求日本的档案资料，不但十分必要，而且还是大有可为的。
综上所述，日本投降前后烧毁文书之事，在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包括日本侵华史，中国抗战史等领域)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因此，笔者最后要提请所有研究现代中日关系史的学者们，必须注意自身成果的局限性，并继续努力在“日本之外”发掘新的档案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