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我们只考虑下乡运动的时期，下乡政策似乎也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任何好处，当然也不会对政府财政有什么好处，它为安置知青而背负着沉重负担，尤其是1973年为改善知青生活条件而进行改革之后(见表5)。
表5 安置知青的政府支出(1962-1979) (单位：千元)
年份 财政支出[*] 实际支出 建房用木材 建筑面积
供应量(m[3])[**] (m[2])
1962-1972 2501310 1986818
1973 479500 321849
1974 844013 809960 871281 11234984
1975 900000 930309 796185 12487456
1976 1072750 870760 693002 10396633
1977 948310 821897 619273 8549887
1978 401862 491700 365675 3936152
1979 395226 345674 88377 860851
总计 7542971 6578967 3433793 47465963
资料来源：顾洪章、胡梦洲，1996：309。
*根据该书资料，所有财政支出最终都用于知青。余款被用于帮助留在农村的已婚知青或返城后找工作的知青。
**只是在1973年后，知青住房所用木材供应才纳入政府供应计划。此前无详细数据，上书估计1962-1979年间的数据为580万平方米(218页)。
上面这些数据仅仅是直接的政府支出，它主要包括付给知青的“安家费”——虽然这些钱对于解决他们的安家和日常生活问题很可能是杯水车薪，不包括地方政府、农村接收单位和父母所在的城市单位(这些单位1973年后被迫承担了沉重负担)的支出，也不包括维持分管知青机构的所需开支。据某些地方的估算，这些开支与政府的直接开支一样多(顾洪章、胡梦洲，1996：218；刘小萌，1998：842)。这样算来，实际支出大约在150亿元左右，这还不包括被迫为孩子提供大量资助的父母的支出。在1968年到1979年下乡运动期间，政府的总支出相当于同期政府预算的1.5％。在运动的末期，改革派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些支出的不合理性。据传，邓小平曾在内部说，“国家花了70亿，买了四个不满意”。“四个不满意”是指农民、知青、知青父母和政府都不满意，这一说法据说是出自李先念之口(见顾洪章、胡梦洲，1996：158)。
但是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场运动造成的长期经济损失，主要还不是金钱意义上的损失，而是那个时期教育水平的整体下降。
(二)政治和意识形态后果
1968-1969年的大规模下乡运动的目标虽然没有明说，显然是为了结束红卫兵运动，就此而言它是成功的。但从长期来看，它的后果确实是消极的。下乡政策导致的不满、林彪事件之后出现的幻灭感，以及农村地区社会和政治控制力的相对薄弱，使知青一代滋生出文化和政治上的叛逆倾向。
至于根据革命品质而不是专业成绩选拔精英的方法，以及藉此实现一个平等社会的目标，也没有取得什么积极成果。除了在战争或革命时期，以道德作为提拔精英的社会制度难免导致伪善和因循守旧。这两种现象在下乡运动期间也泛滥成灾，因为离开农村的必要前提是，你必须公开宣布自己打算永远扎根农村，你要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表示支持这场运动的信条。这自然会导致对所有理想主义说辞的普遍怀疑。此外，由于对知青进行奖励的决定权掌握在干部而不是“群众”手里，这种选拔制度必然导致阿谀逢迎和腐败。正如我们所见，下乡运动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严重道德败坏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在实现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方面，它也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变化。工人阶级子弟因阶级偏见而有所获益，但远不及干部子弟：他们的父母地位优越，能够保证让他们返城并获得好工作。当时只要一涉及干部子弟，世袭制身份继承就会得到加强。与文革之前相比惟一重大的变化是，知识分子家庭背景的大量青年被排除在特权阶层之外。毛的政策未能阻止“新阶级”重新出现，它只是把“坏分子”清除出了这个阶级。
“按思想品德选拔”的制度，从长远看对国家的发展也造成了不良后果。当权者试图以此培养“革命接班人”，而不是高水平的专家，甚至牺牲了普通教育。文革期间学校停课，从1966到1976年，一代城市青年几乎一半被下放到农村，大学和技校学生数量锐减，技校毕业生减少大约200万人，大学毕业生减少100多万人(见张化，1987：150)，城市教育水平下降。下乡运动是“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将学习成绩与城市青年的前途割裂开来，造成了大量的人才浪费，对“读书无用论”的泛滥起了重要作用。
至于让城市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把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则是失败的。知识青年变成农民且安于这种身份者微乎其微。下乡经历没有使他们变成献身于实现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而是学会了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他们没有成为雷锋那样的纯粹利他主义者，而是学会了在艰苦条件下为个人生存而奋斗；他们对任何绝对理论都持怀疑态度，并且只相信自己。
这一代人被称作“失落的一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那一代人一样，他们的幻想破灭了，他们不再尊重孩提时代学到的价值观；他们也失去了在最佳年龄接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又被称为“耽误了的一代。”（注：例如，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席王照华就采用了这一说法，参见岳军柱，1994：19。）当政府将目标转向四个现代化、重新强调教育和文凭的价值时，这种教育机会的损失就更加可悲。1977-1978年恢复了高考制度，为给他们提供机会而规定了特殊的年龄标准，但他们中间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进了大学。其他很多人为了挽回部分损失，选择了上夜校和电大。
不过，也不能仅仅从负面角度描述这一代人。他们还是“思考的一代”。他们从自己的经历中也有所收获。20世纪70年代末重新获得学习机会的人，实践经验和知识的结合使他们受益匪浅，至少在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是如此。虽然这一代人在最高层缺少代表，但是人们公认，当过知青的干部和企业家比普通人更务实、更果断。
知青还有同属一代人的强烈归属感，这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团结意识，现在仍然如此。但大多数人为这种特殊经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在改革后的城市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变成城市劳动力的时间较晚，尤其是接受的教育残缺不全，使他们过去那个“知识青年”的称谓颇具讽刺意味。由于缺少改革后的经济生活所需要的技能，很多十几岁下乡的人在50岁时又被迫下岗(见陈意新，1999)。
六、结语
由于有了新的资料，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今天为这场运动的利弊得失提供一个总体评价要容易多了。伯恩斯坦在其著作的结语部分，对这一下乡“纲领”能否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应付过度城市化和城市失业问题的一种模式表示怀疑。虽然当时的资料有限，但他的回答却是经慎重考虑的。他怀疑第三世界的政府将这种政策强加于国民的能力，对是否值得仿效这种做法也持比较谨慎态度(见Bernstein, 1977：290-299)。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政策并没成为一个成功的榜样，即使在中国，这项实验的负作用也远大于正面作用。事实上，“纲领”一词(意味着它是面临相同难题的国家可以效仿的合理的经济纲领)似乎不适用于1968年后中国的下乡运动。知青下乡首先是一场政治和意识形态运动。当新领导人决定优先发展经济，试图用经济理由维持下乡运动时，那种“合理性”的缺陷就显而易见了。他们必须考虑到对这一运动的大规模抵制和它的另一些负面作用，曾被说成经济上具有“必要性”的知青下放，似乎也没有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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