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注重军事行动与舆论动员的配合；以大规模会战吸引国际舆论视线。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援，有赖于自身的苦战与战果。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为抵抗日本侵略，在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会战，吸引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友好人士的目光。美国记者斯诺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即驱车赶至，目击了二十九军与日军的激烈战斗。在当晚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斯诺质问日军头目，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为了寻找一个失踪的士兵，竟动用成千的兵力？斯诺对日军的质问，向国际社会宣示了日本制造事变的本来面目和中国抗日的正义性。蒋介石倾力在淞沪地区与日军会战，除了要引敌南下，打破其速战速决逼降中国的企图外，也因为上海是西方列强的经济中心，希望列强，尤其是美英，在其自身利益因日本的侵略而受到损害时，能干预战事和援助中国。会战持续了三个月，国际报道的文章比1919年协约国突破德国防线的报道还要多。美国人每天可读到日本人在上海用汽油弹轰炸中国老百姓的报道。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一幅受惊的孩子在废墟上号啕大哭的照片，给人以强烈震撼。1938年6月至10月间，以国共双方共同接受的“保卫大武汉”为口号，中国军队进行了著名的武汉会战。此时，“大约有40名战地记者齐集武汉，报道这座城市的保卫战”(11)。他们的报道内容大都是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赞扬中国军民的英勇精神。当武汉会战最紧张阶段，斯诺与周恩来、邓颖超、叶挺、郭沫若、郁达夫等中国各方面代表人物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还采访军界领导人，为1941年出版的《为亚洲而战》搜集了大量的素材。他坚信中国虽打了败仗，但处在得胜的一边。台儿庄大捷，美国记者采访后即刻致电本国报社，进行宣传。一系列大规模会战的展开，使抗日战争初期国际舆论的导向表现出了空前的统一，即激烈谴责和揭露日本的侵略暴行，对受难的中国表示深切的同情，鼓励和支持中国坚持抗战，积极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促进中国抗战情绪日渐高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三是不失时机地利用外交活动进行舆论宣传，影响各国政府的决策。抗日战争时期，宋子文以特使和外交部长身份长期驻美，亲自挂帅从事国际舆论动员。他以《青年中国报》、《国民日报》和中央通讯社及中国通讯社驻美国分社为宣传基地，大规模地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争取美国政界、财界、报界人士，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胡适赴美宣传，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国际舆论动员的一个大动作。1937年9月，胡适以北京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身份赴美开展国民外交，行程1.6万英里，演讲百余次，大力宣传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决心，争取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宋美龄的赴美宣传掀起了国民政府对美宣传攻势的高潮。1942年11月18日至1943年7月24日，宋美龄出访美国和加拿大，历时七个半月，行程5万余英里，多次发表演说。她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波传播到各地，给无数美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美国舆论界激起了轩然大波。1943年2月18日，她应邀出席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并作了她最著名的演说，在美国政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此，美国人罗伯特·达莱克曾说道：宋美龄“鼓吹援助中国抗日的言论影响之大以致参谋长联合会议认为这可能动摇美国的欧洲第一的战略”(12)。

    四是充分利用外籍人士和外国传媒的力量推进舆论宣传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在国际舆论动员方面采取间接、隐蔽的方针。在这一策略思想的指导下，国宣处在国外的办事处均聘请外籍人士主持，如纽约办事处由前美联社驻华记者李复负责筹办，伦敦办事处由伦敦《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和上海麦伦书院校长夏晋麟主持。这些外籍人员熟悉当地的情况，也有一定的知名度，颇具号召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国际舆论动员由间接、隐蔽状态转向公开化，各驻外办事处负责人也多改为中国人，但在技术方面仍借用外籍人士在其本国协助推进宣传工作。董显光对争取外国记者十分重视，他提出要变外国人的喉舌为“我们的喉舌”，变外国人的笔墨为“我们的笔墨”，要求国际宣传处要以“店员”对待“顾客”的态度来对待外国记者。1939年1月17日，蒋介石密电董显光，要他“对于美联社在港在沪人员尤应特别联络招呼，务使发出消息，有利于我”(13)。国宣处1940年度“劝说美国人士来华”的计划中的第一类对象，便是新闻工作者、作家、摄影师等，要“利用其以观察所得，为我宣传”(14)。为此，国民政府从以下方面尽力协助外国记者工作：派员引谒国民政府党政军当局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派员引导外国记者参观内地各项新兴建设事业；派员陪同外国记者赴前线观察并介绍“晋谒”当地军政要员；派员陪同外国记者赴各地拍摄电影或照片；函请各地军政当局予以便利；代向军事机构请领采访证明书；核发摄影执照；为外国记者拍发电讯提供便利；设法予以生活、交通便利；尽量为外国记者新闻写作搜集材料，供其参考。

    　　　　三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国际舆论动员方面具有一定的开拓性，能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策略方针，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成为战时国民政府执行“争取与国”与“争取外援”的基本国策的有力保障。这一点，在对美宣传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在美宣传攻势强盛，使美国人对侵华真相知之甚少。由于受“孤立主义”思潮影响，美国政府和民众一度对华援助消极，美国的一些商人为牟取暴利，甚至不断地向日本供应石油、钢铁等物资，对中国的抗战十分不利。针对这一情况，国民政府于1938年初拟订了赴美宣传办法，核心内容是争取美国舆论的同情，促使美国对日实施制裁。经过努力，终于使美国政策有所改变，1938年6月11日美国开始对日实行“道义封锁”，禁运成型飞机和发动机。蒋介石则趁热打铁，于16日电令国民党中宣部“设法在美国宣传中国需要物资援助之意”(15)。针对美国在中日问题上采取“中立主义”的政策，国民政府一方面不断揭露侵华日军的暴行，另一方面又利用一切机会揭露日本称霸亚洲和世界的野心，使美国认识到其在太平洋的切身利益受到日本的威胁，从而放弃“中立”政策，制日援华。为此，国民政府在对美宣传上不遗余力，多线出击，经年累月，坚持不懈。经过国民政府新闻宣传和外交的努力，1939年6月，美国首批援华物资卡车510辆、军布300吨运往中国。在援华的同时，美国亦开始采取制日措施，于7月25日宣布对日禁运汽油与废铁，次日废除了《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国民政府抓住这一机会，进一步加强与改善对美宣传，积极推动美国民间的援华制日运动，使美国援华制日的呼声日渐高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援华物资不断增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国际舆论动员对于其争取享受同盟国的平等待遇，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产生了一定作用。1943年1月11日，中国分别与美、英两国签订新约，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在华特权。随后，挪威、巴西、荷兰、比利时、加拿大等国也宣布放弃在华特权。中国正式跻身于“四强”(中、美、英、苏)行列，以大国身份出席开罗会议，发表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在宣言中以“我三大盟国”号称，宣告了维护中国权益的条款，如将日本窃取之中国领土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中国还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依据联合国“大国一致”的原则，可行使否决权。当然，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不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恩赐，首先是因为“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的作用。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16)。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而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但是，国民政府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广泛而有针对性的国际舆论动员，迅速将中日冲突诉诸国际社会，争取各国的同情，促使苏、美、英等国政府采取援华制日的政策和措施，最终推动了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建立，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也是中国赢得大国地位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如引起巨大轰动效应的宋美龄访美，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影响，使美国更加了解中国。《大公报》社评指出：“由于蒋夫人的华府之行，使新大陆人士能普遍地由心灵深处理解新中国的作战目的……点明了中国的世界地位。”(17) 国民政府在对美宣传中，明确地显示亲美情节，展示强大的综合国力，承诺战后将极力牵制苏联，维护美国全球及亚太利益，使得美国不顾苏、英反对而支持中国成为世界大国。
    以上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对外宣传和国际舆论动员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和专制独裁，推行片面抗战路线，其在对外宣传和国际舆论动员方面所确立的“多作正面宣传、争取主动，以增加我在国际上的信誉”(18) 这一原则，不是立足于维护抗战大局，而是为国民党捞取一党之利服务，使“正面宣传”摈弃了民族大义，夹杂了党派的狭隘性和私利性，对于同情中共、有“左倾”嫌疑的外国记者的采访活动严加阻挠，甚至不惜歪曲事实大造反共舆论，这就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在国际上同仇敌忾、全民抗战的整体形象，削弱了国际舆论动员的效果，削减了国际力量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在抗战期间亦作了大量国际舆论动员的工作，但本文主要考察当时国民政府作为中央政权在国际舆论动员中所起的作用。
    ②③《卢沟桥事件第十二次会报》，《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
    ④⑤武燕军：《抗战时期的国际宣传处》，《民国档案》1990年第2期，第119、118页。
    ⑥⑦⑧⑨陈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外交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6、275、277、285页。
    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二四(2)宗70卷。
    (11)[美]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郑志宁等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
    (12)[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陈启迪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4页。
    (13)(14)(15)《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外宣传纪事》，《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1期，第84、85、83页。
    (1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3页。
    (17)《蒋夫人在华府》，《大公报》1943年2月20日。
    (18)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