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即《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3个月之后，赫鲁晓夫被解除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红旗》杂志在《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一文中说：这个“窃取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地位的大阴谋家，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号代表”，终于被赶下台了，这是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胜利”，它充分表明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5] (P1)。可是，当时的领导者很快就发现，赫鲁晓夫虽然下台了，却仍然存在着“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于是又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发出了“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呼吁。这次“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伟大胜利”，因为在方针上坚持传统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斯大林模式不变，而把稍稍离开这一模式的变革统统批判为大逆不道的“现代修正主义”，从而把西欧、北美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说成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一统天下”，结果是使中国在世界上限于孤立地位，成了革命的“孤家寡人”。所谓世界“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其实是自己四面出击所造成的孤立处境的自我解嘲式的描述。不必讳言，当时正是这种极左的“反修斗争”与“世界革命”的理论与政策，使中国陷入于封闭与半封闭状态之中。

《一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明确提出：苏共提出“反个人迷信”和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二十大以后批判斯大林的做法格外反感。在理论上虽然不得不承认斯大林后期犯有严重的错误，但同时又千方百计地为其错误进行辩护，强调斯大林对于苏联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伟大功绩”。当强调“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重要性之后，就把批判的矛头转向了南斯拉夫的铁托和苏联的赫鲁晓夫。到了后来，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以及“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更是几乎处处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辩护，谁要批判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就是犯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尤其是在以《关于斯大林问题》为标题的“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更是根本否定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谁要批判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那就是“别有用心”，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要“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正是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不久就出现了以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借口的中国的个人崇拜狂，终于导致了历时十年的文革悲剧。

　　　　三

“三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提出了如何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上台和“资本主义复辟”中接受教训的问题，“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则专门论述了由南斯拉夫到苏联的共产党人“变修”而引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其中说：先是铁托“修正主义”使南斯拉夫由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随后又是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发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与国家的领导”那样的事。这些“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共产党，当然也包括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敲起了警钟”：我们不仅在国际上，同时也要在中国国内进行大规模的反修斗争。从这里，毛泽东还总结出一整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如何在继续革命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理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新的“里程牌”。“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在结尾部分说：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中增添了新的武器，这种新的武器对于我们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并且还十分肯定地说：“只要按照这些原则办事，就能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援助世界各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运动，并且保证在将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6] (P58)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值得骄傲的并应该向世界推广的“理论”。

从国际“反修”到国内“文革”的过渡是通过文艺领域内的斗争进行的。1963年到1964年间，毛泽东就国内文艺问题发出了两次重要“批示”。特别在第二个“批示”中，明确指出：最近几年，我国文艺界“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当时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是被当作社会主义国家中典型的“修正主义”文艺团体看待的，正是在这个“批示”的贯彻执行中，文艺界的许多重要人物都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批评、被打倒。而在毛泽东身边执掌文化大权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有“反修战士”康生、“理论家”陈伯达等，都成为反修斗争的中坚力量。他们利用毛泽东的极左思想和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知识分子、特别是对赫鲁晓夫的恐惧心理，在文化艺术界兴风作浪。1965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全国范围内将反对修正主义的文艺批判升级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政治斗争，并由此引发出国内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这个由毛泽东亲自签发的指导“文化革命”的文件，几乎完全是按照毛泽东个人对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修正主义”的理解去认识中国的。其中说：在中国“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几年来从国际到国内的“反修斗争”，竞然越批判越斗争，“修正主义”越严重，赫鲁晓夫这个名子越批判越可怕。所以在我们连续发表的反修文章中，几乎每一篇都少不了批判赫鲁晓夫的内容。一开始，赫鲁晓夫还是苏联有，外国有，随后中国有，在我们党的领导层也有，甚至他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再后来上自刘少奇，下至各级党政领导，几乎都有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这时，在各级党政部门的文件中，都要明白无误地写上“反对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是“反对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等等。甚至连党中央副主席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的公开讲话中，也一再强调：“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是我们的行动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7] (P203)这时，赫鲁晓夫虽然已经下台了，但是他的影子却在中国上空飘荡，而且直接威胁着党的最高领导权。所以当时的中国，“文化革命”是势在必然的了。由此可见，长达十年之久的中国“文化革命”所要达到的目的，无非是要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拥护者斗倒斗臭，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而这一目标，正是在批判从苏联到中国的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过程中逐渐明确的。十年“文化革命”所要“大树特树”的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也正是这一大批判的必然结果。可以肯定地说，正是赫鲁晓夫的幽灵，使毛泽东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去通过“文化革命”清除国内外的赫鲁晓夫及其拥护者。可以这样说：假若没有愈演愈烈的国际范围的“反修斗争”，特别是从《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到“九评”苏共公开信所展开的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也就不可能有持续十年之久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81年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1957至1966年，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的错误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这就导致了文化革命的发动”[8] (P21-22)。同时，还有一个与此相联系的导致了“文化革命”的原因，那就是在同一个十年当中调子越来越高的中苏论战与反修斗争，而上述“决议”由于历史原因却有意回避了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国际上日趋激烈的中苏论战与反修斗争，使毛泽东越来越感到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以及开展“文化革命”的重要性。

研究十年文革的专家金春明先生告诉我们，目前国内关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起因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1、阶级斗争必然说；2、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3、封建余毒说；4、毛泽东帝王思想说；5、奸臣祸国说；6、乌托帮碰壁说；7、群众反官僚主义说；8、东西文化冲突说；9、人性兽化说；10、“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他在分析了上述这些观点之后，又进一步提出了对十年“文化革命”的爆发具有决定意义的原因，即以对社会主义阶级斗争问题的错误认识为主要特征的左倾思潮的“恶性发展”，并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随后，他又把这种“恶性发展”具体化为三个“恶性循环”，即左倾理论与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集权体制与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国内反修与国际反修的恶性循环[9]。这里他只是在第三个“恶性循环”中提到了“国内反修与国际反修”问题。笔者认为，要认真研究中国的十年“文化革命”，就必须深入地研究出现于文革之前国内外的“反修斗争”及其恶性发展。因为正是1950-1960年代越来越激进的“反修斗争”，才直接导致了文革的发动。所谓“左倾理论与左倾实践”，在文革以前主要是国际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同时也开始了国内的“反修斗争”。十年文革当中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则是十年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在国内的进一步发展。若没有十年批判赫鲁晓夫的国际“反修斗争”，也就不会有十年的国内“文化革命”，不会有文革中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大批判、大清算。有了前者，后者的出现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说，要搞清楚十年文革中的是是非非，就离不开对文革以前中苏论战及国际反修斗争的认真研究。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编辑部.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莫斯科会议宣言[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57.
[4]毛泽东. 毛主席在苏联的言论[M]. 北京：人民报出版，1959.
[5]《红旗》杂志社. 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6]《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7]高皋，严家其.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8]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9]张志明. “文革”史研究与金春明学术人生[J]. 北京：百年潮月刊，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