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荩是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五日（1903年7月19日）被人告密而遭清廷逮捕的。各种记载都称向西太后告密的是庆宽和吴式钊，但似乎都没有直接的材料证实。清“宫中奏折档”中存有没有署名的告密说帖。从其内容中可以大致看出沈荩被人告密的情况，也可据此对告密者的身份进行一些推测。告密说帖内容如下：
谨探访富有票首逆沈克，去岁潜隐京师南城外，行趾无定。去岁布散逆信，难保不非所作。而且时与外洋内地匪党及大学堂同乡办事人密通消息。查该逆曾经两湖督臣张之洞奏参通缉，并知照各国领事在案。湖北前将康逆所用首犯唐才常拏获正法，其余从党多未就获。刻下沈逆既已来京，必有密谋。若不设法歼除，诚恐异外生节。奴才愚忠愚见，探妥踪迹，一面觅人具奏，一面即时联络同志识认者设法诱挐，庶不至漏风逃遁。奴才虽访有此事，甚为踌躇，究未敢擅便从事，谨具说帖密陈，伏乞慈鉴。如何请暂勿露洩，俟访确迹，再行捕拏交部。非如此办法，不足以昭慎密。若俟从前捕康逆办法，必至打草惊蛇，任其漏网。奴才谨陈办法，伏候圣裁[5](278)。
说帖称沈荩“去岁潜隐京师南城外，行趾无定”，由此可以推测：可能是沈荩于1902年底或1903年初又到了北京。说帖中有沈荩“时与外洋内地匪党及大学堂同乡办事人密通消息”之语，这说明在这段时间里，沈荩曾结识和游说清朝廷有关人士，以刺探清廷内幕。而他结识和游说的人中有一个是吴式钊。吴式钊，原籍云南，生于湖南，戊戌前在湖南参加一个叫“湘社”的文人团体的活动，与沈荩有过来往。后到京城，为翰林院编修。1898年，英国福公司以刘鹗为中介与河南豫丰公司合作开发河南煤矿。因刘鹗不便出面，由吴式钊以豫丰公司名义与福公司订立《河南矿务合同章程》。后来此事遭河南士绅反对，清政府革除了吴式钊的翰林院编修职，并被递解回籍[9](89)。庚子年他来到北京，希望寻找机会恢复原职。他与刘鹗多有往来，肯定见到过与刘鹗往来密切的沈荩。另一个与沈荩来往较多的人是庆宽。庆宽隶正黄旗，原为内务府郎中，“侍候慈宫，颇见信用”。但后因得罪光绪帝被查办革职[10](75-76)。因此，他也想找机会复职。从说帖行文来看，很可能是庆宽所写。因为说帖中几个地方都是自称“奴才”。按清制，内务府官员主要由上三旗（即内务三旗：镶黄、正黄、正白）“包衣”担任。在满语中，“包衣”意为家奴。内务府的“包衣”是政府官员，但他们对皇帝要自称奴才[11](491)。庆宽虽然被革职，不再是内务府的官员，但仍隶上三旗中的正黄旗，因此在对太后的说帖中必须自称“奴才”。这一说帖很可能是庆宽委托李莲英带呈给西太后的。另外，说帖中有“联络同志识认者设法诱挐”沈荩的打算，这里所说的识认者很有可能就是吴式钊。庆宽后来以“缉获沈荩功，始赏给道员，选江西盐法道”[4](288)。
四、关于清廷急于杖毙沈荩的原因
由于庆宽和吴式钊的告密，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五日（1903年7月10日）沈荩在北京东单牌楼三条胡同被清廷逮捕。被捕后，沈荩作为要犯在刑部受审。开始，沈荩一口咬定不是沈克，也不是湖南人，而是江苏人沈荩。清廷一方面着张之洞致电署湖广总督端方，命“密加询访，如确有识认沈克之人，迅速资遣来京，令其辨认，以别真伪”[5](278)。另一方面传吴式钊到案对质。沈荩始知被小人出卖，于是对参加自立军之事直认不讳。清廷对沈荩犹恐杀之不及，沈荩既已供认，就不待湖北遣人前来辨认，急匆匆于六月初八日（7月13日）着军机处传旨刑部：
本日贵部审明会匪沈荩即沈克，照章定拟一折，军机大臣面奉谕旨：“万岁月内例不行刑，著即日立毙杖下，钦此。”相应传知贵部钦遵办理可也[12]。
刑部接旨后，即杖苔沈荩达四个小时之久，最后又以绳子将其勒死。据说沈荩死后，原广西提督苏元春、名妓赛金花都获罪入刑部狱，都曾关押在沈荩被杖毙的牢房。戊戌时期的著名帝党人士王照也曾于光绪三十年获罪入刑部大狱，也被关押在此牢房。他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对沈荩被杖毙事作了较详细记载：
光绪二十九年，湖南沈渔溪（名荩），被吴式钊谮陷入狱。夜半宫中传出一纸，天未明而沈已碎尸矣。其明年，余入狱所居即沈之屋，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狱卒言，夜半有官来，遵太后手谕就狱中杖毙，令狱吏以病相报。沈体极壮，群杖交下，遍身伤折，久不死。边击至两三点钟，气始绝云[4](31)。
前述军机处传旨刑部说是“军机大臣面奉谕旨”下令将沈荩“即日立毙杖下”，王照听狱卒传言所记为“遵太后手谕就狱中杖毙”。两种记载有此许差别，但都反映出西太后急于将沈荩处死的心情。为什么西太后这样急于将沈荩杖毙呢？沈荩死后，革命派的报纸《江苏》和《浙江潮》以不同题目发表了同一篇时评，对清廷要杖毙沈荩的原因进行了如下分析：
沈荩之被惨戮，其原因终不得而知。或日：满政府与俄人订密约七条时，沈君适为天津某报馆之访事，闻之而首发表于某报纸。其事既表白于天下，于是内地各处电达政府，竭力抗拒者理相接。满政府因而怒沈君，遂杖杀之[5](309)。
接着章士钊以黄中黄的笔名写了《沈荩》一文，将这种说法进一步具体化，他在列举了所谓“中俄密约”的内容后说：
此密约也，乃诡秘不可端倪，虽得联俄派之画诺，方未得间以暴白于外。无何，尽腾载于日本各新闻，号外号外之声，大激动东京吾国留学生之脑，电达全国，到处响应。义勇队、革命军等名词，突兀出现。而各国亦大起不平之论，咸用诘责。满政府陡遇此内部外部之逼拶，茫然不知所为。久之思得其故，必发难于白云观之中也，则机事之泄，群言沈荩之所为，盖荩乃任日本某报之探访员者也。此次密约，确由荩以侦探手段得之[5](303)。
这种分析被当时的革命派及其宣传工具所广泛接受。冯自由在《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中介绍沈荩时说，沈荩在“丁未（一九○七）六月，以揭发中俄密约为清西后刑毙杖下”[13](45)。其后又在《庚子唐才常汉口自立军实录》中说沈荩“因在报上揭发清廷与俄人私订密约，事为李莲英、庆宽告密，清太后那拉命以非刑立毙杖下，中外哗然，时在丁未（民国前五年）六月初八日”[14](27)。冯自由的记载除沈荩被杖毙的时间明显有误外，沈荩被杖毙的原因基本采用《浙江潮》以及黄中黄的说法。直到现在大部分近代人物传记和词典也基本采用此说。
然而考诸史实，以上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所谓《中俄密约》，显然不是指中国近代史上通常所讲的李鸿章于1896年在俄国彼得堡与俄国政府签订的《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根据黄中黄《沈荩》一书中所列“《中俄密约》”七条内容，显然是指1903年4月18日沙俄为实现其侵略野心，作为在东北三省撤军条件而秘密向清政府提出的“七条要求”。但是，这“七条要求”既不如一些文章所称清政府在暗中准备予以承认，更不是如黄中黄书中所称已“得联俄派之画诺”。实际上，该“七条要求”一出笼，“差不多立刻遭到拒绝”。4月22日，清政府明确答复俄国政府：“在满洲撤军完成以前，绝不讨论任何条款。”[15](227-239)清外务部在23日致驻俄公使胡惟德的电报中也明确指出，俄方“于定约之外，另立条款，且要挟太甚，有损主权，断难应允”。清政府为取得其他列强的保护，有意将“七条要求”向列强透露。清驻俄公使胡惟德在给外务部的电报中就曾建议：“窃以七条俄利于秘，若事至吃紧，恐不能不密告美、日友好等国，暗为牵制。”[16]奕劻也曾致电驻日公使蔡钧，希望“日政府能密邀英、美政府相助”。事实也是如此，1903年4月19日，清外务部日文秘书即将此消息密报日使馆。当日，“日使馆即闻讯派人至外务部询问，当时由侍郎联芳将‘七条’内容简要告知。21日日使面见庆亲王奕劻索取俄照会副本。25日日使由联芳处得到中文照会全文副本”。[17]日本在得到俄国提出“七条”的消息后，就将此消息告知美英等国。美国公使康格23日就电告美国国务院。26日，美国和英国的报纸都公布了此消息和“七条”的内容。美国《纽约时报》还发表社论，认为俄提出“七条”是对美国利益“特殊的打击”。[18](401)4月28日，日本报刊将俄国“七条要求”的照会全文公布。由此可见，俄国提出的“七条要求”是清政府有意向外界透露的，而且最先是在国外的报纸上公布。在国外报纸公布“七条要求”前，没有任何记载表明国内报纸登载了俄国“七条要求”的消息和内容。在日、英、美等国已经知道俄国“七条要求”并开始在其报纸上公布的时候，国内“拒俄运动”的发源地上海于4月25日和26日连续为“拒法”举行集会，尚不知俄国提出“七条要求”之事。4月26日或27日，上海人民才得知此消息，并于27日下午在张园集会拒俄，但仍不确知俄国“七条要求”的全部内容。[19](61)而在北京与天津，人们到4月底以后才确知此事。京师大学堂的学生在4月30日以前“皆不知政府之秘事也”。4月30日才由日本教习告知此事。[19](153)而天津的举人直到5月份才发起反对“七条要求”的活动。
据以上分析，所谓清政府准备承认“七条要求”和沈荩“以侦探手段”探知“七条要求”内容并予以揭露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既然如此，所谓沈荩因“揭露《中俄密约》，被逮捕杖死”之说也就没有根据了。当时革命派之所以着意利用和大力宣传这一点，是为了反帝反清革命宣传的需要，但这毕竟不是历史事实。那么，是什么促使清廷急匆匆以非刑处死沈荩呢？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是应当考虑的。
其一，沈荩作为自立军主要领导人早已被清廷通缉在案，而且名列通缉名单之道。自立军起义时提出的“清光绪帝复辟”的纲领和谴责“逆后当权”的言论无疑触到了西太后的痛处，这种刺激比革命派所想象的沈荩揭露《中俄密约》对西太后的刺激要大得多。这应该是西太后要急匆匆杖毙沈荩最主要的原因。
其二，很多革命派的宣传材料中都提到沈荩想通过庆宽结交李莲英，以伺机行刺西太后。目前尚无充分的证据证实沈荩有此计划，即使有此计划，也是非常幼稚的，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沈荩在与庆宽和吴式钊交往时表露对西太后的不满，甚至在气愤之时提出要杀西太后也不是不可能，如果庆宽和吴式钊为邀功请赏，向西太后告密说沈荩想行刺她这也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这样，西太后对沈荩恨之入骨，唯恐杀之不及就更容易理解了。
其三，当时革命风潮高涨，清政府内外交困，本欲借“《苏报》案”杀一儆百，但章邹等被租界当局羁捕，“清政府既逆料其野蛮之行为必难如愿，而积怒愈深，故无端而产沈荩之狱”，“借沈荩等而泄恨”[20](775-780)。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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