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实之商榷

《遗忘》涉及的广东三合会大起事和土客械斗的一些史实，也有可商榷之处。
其一，《遗忘》说：“洪兵之兴，广州府属惟三水、新会两县，连攻两月不破，新宁县士绅募勇堵御，迫使境内三合会不敢竖旗；肇庆府属惟阳春、阳江两县未有竖旗。”（第78页）这些说法均不准确。当时之广州府，领州1：连州；县15：南海、番禺、东莞、新安、三水、增城、龙门、香山、新会、从化、清远、新宁、阳山、连山。首邑南海、番禺被围攻近半年而未破，此固无待言。光绪《香山县志》记：咸丰四年闰七月十五日（1854年9月7日），官军大败，“贼踞港口”，准备攻城。十七日，官军反击，“遂大克之，贼遁。”[5](下册，第1410—1411页) 陈坤《粤东剿匪纪略》也有类似记载，[5](中册，第669页) 可见香山亦如三水、新会，曾被攻扑而城未破，则为事实。又光绪《广州府志》记新安县乱事，谓咸丰四年七月二十六日（1854年8月19日），“贼罗亚添攻陷九龙寨城”；闰七月“初四日（8月27日），官军收复九龙寨城”；初六日（8月29日），“东莞贼黄广兴……为新安知县黄光周所获，毙之。”[5](下册，第1262—1263页) 但未记县城被攻，更未失陷。
光绪《新宁县志》记：咸丰四年，“有贼党余表宦等数人过河到邑之荻海树红旗，余姓绅士督勇斩去红旗，即时捆送余表宦等二人到县正法……德懿（知县杨德懿）遣武弁同乡勇防守荻海，及荻海被陷，退守疍家山……至八月，大潦，匪乘间进攻疍家山炮台。德懿复督乡勇力战……夺获旗帜器械无算，匪自是不敢深入……邑属无树红旗者，德懿激励之力也。”[5](下册，第1419页) 可见新宁县境内三合会亦曾竖旗，所谓“无树红旗者”是指“斩去红旗”之后。
民国《阳春县志》记：“咸丰四年七月庚申，新兴贼首江阿茂窜入黄泥湾，练总吴瓜四踞城叛，（知县）刘式恕、（守备）黄者常、（千总）吕文光出走，江阿茂会合贼首黎四贵入城……瓜四、四贵踞县署，释囚犯，贴文告，敛财物，城中秩序大乱。”[5](下册，第1577页) 可见阳春县不仅已竖旗起事，连县城也失陷了。
其二，《遗忘》说：“捏称‘客人挟官铲土’以号召土民来应对客民的报复，乃是土民一方行动的第一步。”（第82页）“捏称”云云，出自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人赖际熙主持编纂的民国《赤溪县志》，从其写作的背景考察，很难认为是客观之论。作为中立一方的当事人陈坤和郭嵩焘，所说就大不相同。陈坤《粤东剿匪纪略》说：“咸丰四年间，匪徒四起，募雇充勇，客民自恃有功，借剿匪名，泄其积忿，肆掠土乡，占据土田，互相报复。”[5](中册，第711页) 郭嵩焘《前后办理土客一案缘由疏》也说：“其始客民与土族杂居，各自为党，积不相能。咸丰四年恩平土匪围扑县城，知县郭象晋专募客勇以攻土匪，于是开平、高明、鹤山诸客籍群起以剿办土匪为名，或帮同地方官克复城池，因以积年仇恨土民之心，乘势报复，肆意屠杀，致成械斗巨案。”（第81页）可证“客人挟官铲土”并非“捏称”，而是事实。
对客民编撰的民国《赤溪县志》，《遗忘》仅根据其“近世人群进化，勇于私斗，当视为国民之耻”等几句话，就判断“相对而言，民国《赤溪县志》所述比较客观，故本章记叙新宁斗祸情事，以民国《赤溪县志》为主，另在适当的地方以‘按’的方式引用光绪《新宁县志》”，似尚欠缜密。其实民国《赤溪县志》就在这段话中说：“当日土客之斗，非自新宁始也，因于鹤山一隅，土族嫉客勇、分声仇杀而起。”（第150页）把挑起械斗的责任完全推到土民一方。 对照前引郭嵩焘和陈坤的记述以及其他大量记载，即可知民国《赤溪县志》刚好颠倒了事实真相：实际上开始时不是“土族嫉客勇”，而是“客勇嫉土族”。可见民国《赤溪县志》同样不可尽信。当然，客之仇土，归根结底是由于土著士绅对客民的长期压迫剥削，因此不能简单地以械斗由何方挑动来判断是非曲直。
《遗忘》也认同民国《赤溪县志》把新宁县土客械斗的爆发完全归罪于土民的看法，指出：“在忍耐了两年之后，士绅李维屏等制造了一起阴谋，导致新宁斗祸骤起。咸丰六年初，士绅李维屏、陈兆松等人‘潜与开、恩土属联谋灭客’。他们担心一般土民不从，乃捏称曾截获本县客民与开、恩客属约期来宁起事函件，‘以声动之’，又物种此等书函，抛弃途中，故意让行路土民拾获，互相传播，于是，‘土众受惑，起而仇客’……咸丰六年三月初，土民突然率众来攻，焚掠那扶之厂下、金坑等10余村，打死打伤客民壮丁100余名。十二日，东山局客勇来援，会同抵御，毙土人400余人，为了报复，又焚毁土村20余处。”接着，《遗忘》引了光绪《新宁县志》“三月十二日，那扶、万顷洋客贼勾连恩、开客贼焚劫那扶等处二十九乡”等语后，就说：“从时间上看，系土民先动手。”（第150—152页）
其实，光绪《新宁县志》和民国《赤溪县志》对土客械斗的描述都远不是忠实的历史纪录，均有隐瞒歪曲捏造之义。要判断事实，必须考虑当时的大环境。新宁县的土客械斗，爆发于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而邻近的鹤山县、开平县、恩平县土客械斗均爆发于咸丰四年（1854年）十一月，高明县土客械斗爆发还要更早一个月。新宁县土客械斗爆发之日，正是邻近各县客民势力达于极盛之时。咸丰五年（1855年）“十一月廿一日，高明壮勇屯扎泽河，众至二万有余，与客人相敌，仅一交锋失利，即畏怯奔窜，追逐被杀者三千余人，另绅士十余名。廿二日，客贼肆焚劫掠，凡泽河、榕树、板村及土籍小村，俱为贼蹂躏。时五乡实有人在泽河帮仗。廿四日，括双桥上下三村，烧房舍百余，杀人六七十，财物一空……十二月，新兴、开平、恩平、新宁等县，土客械斗，土人败绩，凡尖石、黄村、蕉园、南坑、西楼、高芦坝、书台、齐洞、白村、奄村、良田等村，不可枚举，尽为客贼所占踞。适值米贵，饿死无数。咸丰六年（1856年）正月十七日，客贼又灭罗村，墙垣倒塌，宛如平地，被杀者数百人。”[5](中册，第1020页) 在客民气焰大张，全面出击，新宁县土民四面楚歌、朝不保夕的情况下，新宁土民士绅再愚蠢贪婪，也不可能在忍耐了两年之后，选择这个最为不利、毫无胜利希望的时刻主动向客民发动自杀性的进攻。而开平、恩平土民当时濒临绝境，自顾不暇，又哪有余力旁骛，与新宁土民联谋进攻新宁客民？
其三，《遗忘》记：“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高廉道英秀赴任，府经历朱维诚解饷赴高州，两起人马同行。英秀乘肩舆先行，朱维诚与代理恩平知县陶銮押饷在后，至（恩平）石峡黄陂，客家将英秀及随人等拥护人乡，以自己受土著欺凌要求代为伸雪……最后，客民将英秀送出回县。”然后评论到：“客民本希望官府能体恤自己所处的境地，以达到‘土客联和’的目的，不料，这一和平之举，招来了更大的灾祸。”（第138—139页）此处未注明出处，对照之下，即可知其原始出处是陈坤《粤东剿匪纪略》，但略去了：“饷银遗失”一语。[5](中册，第729页) “饷银遗失”一语，在此处非常关键。宣统《恩平县志》记：“客逆既抢饷银，复掳英道及眷属，后由邑侯与那扶营弁重金赎回。”[5](下册，第1575页) 客民此举，是对清政府的严重挑战，安能称为“和平之举”？《遗忘》也有引录宣统《恩平县志》等史科，但在论述时对“饷银遗失”避而不谈，不无为维护自己观点而“剪裁”史料之嫌。

　　　　三、技术性的问题

在文字校对方面，也有需要指出的问题。《遗忘》引光绪《新宁县志》称：十一年“七月，伟烈堂再募东莞、新安勇数百人，以舟师击曹冲、败绩，死百余人”。（第165页）此段引文竟“粘”在第166、167页的5段《新宁县志》其他引文之末；而在介绍广东一些州县的情况时，每一段的开头都衍一“进”字。（第90—93页）这是两处极其明显而又会严重误导读者的技术性错误。
《遗忘》引文谓“土民衔之次（刺）骨”。（第24页）按“次”意为至、及；次骨，犹言入骨。《史记·酷吏列传》：“外宽，内深次骨。”《文心雕龙·奏启》：“世人为文，竞与诋呵；吹毛取疵，次骨为戾。”作者如不解此语，应求证于工具书，而不必急于“更正”。同页谓“怀集在秦汉时为广东四会县地”，亦欠准确。秦汉时未有“广东”之名，此姑勿论；四会县始设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与秦无涉。
正如《遗忘》作者在前言中说：“一篇好的作品，是需要得到大量批评并不断修改完善的，我将虚怀而待。”旨哉斯言！笔者愿开其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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