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往关于李佳白的研究著述，多集中考察他在维新时期的活动和影响，对于他和同时期其他英美传教士，如李提摩太、林乐知、丁韪良等人，在推动维新变法运动、传播西方文化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注：王立新关于传教士研究的专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从现代化的角度考察美国传教士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认为李佳白等传教士既是西方文化的传播者，扮演“文化掮客”的角色；又是殖民势力的一部分，代表着西方的利益。这一评价取向在关于传教士活动研究方面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对李佳白在维新变法运动以后的活动，许多论著几乎没有涉及或寥寥数语，可以说还限于片面的或局部的研究。从上所述，可见李佳白在维新失败后并没有销声匿迹，在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离华或去世后的近20年中，还一直活跃在中国社会的舞台上。从晚清至民国初期，李佳白在尚贤堂从事的活动曾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传教士，然而长期以来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有关的评价也显得过于简略或有失公允。（注：顾长声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和《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二书中，介绍了李佳白在华活动，提供了他的基本生平和在中国活动的资料。作者将李佳白创办“尚贤堂”，开展对上层社会的活动，视为“把帝国主义文化与封建文化相结合，以建立文化上的反动同盟，企图奴化中国人民”。这一评价明显带有“文化侵略”范式的痕迹。）
应当指出，20世纪的前30年，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李佳白及其创办的尚贤堂的活动，也具有了一些新的特点，产生了新的影响，这是不应忽视的。
其一，19世纪下半叶，由于中国民众对基督教和传教士日趋敌视的态度，迫使传教士改变了他们的传教方式。李佳白创办尚贤堂，反映出在华传教士的传教重点由基层民众向上层社会转变的趋势。如前所述，山东传教的经历使李佳白感到要消除传教的障碍，实现传教目的，首先必须使士绅消除敌视心理，自上而下影响民众。因此决定将传教对象转向上层社会。当然，对上层人士传教并非李佳白首创，李提摩太、林乐知、丁韪良都曾有同样的思想。1890年，第二届“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李佳白提出在上层社会传教的计划，得到李提摩太的热烈响应。但他们或从事西学教育、或翻译出版书籍、或主办报刊名闻一时，并没有切实付诸行动。
实际上，李佳白创办尚贤堂主要不是为了直接向上层社会传教，而是通过尚贤堂结交上层人士，联络感情。他认为如果传教士成功地影响了中国官员，将有助于后者为国家制定更好的政策。清末从光绪皇帝到维新人士梁启超，民国初年从袁世凯到黎元洪，北洋军阀时期从段祺瑞到徐世昌以及各省实力派人物，李佳白都与他们结下了良好的关系，赢得上层社会的普遍好感，他以此为基础，宣传改良中国的方案。在20年代以后，北京和上海相继出现了一些模仿尚贤堂、以协调中外关系为宗旨的机构，可见李佳白及尚贤堂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1927年9月30日，李佳白去世时，中外报刊纷纷报道，发表评论。《芝加哥联合报》的一篇文章这样评价他：“李佳白开创了一种不容忽视的传教方式，这种方式对中国和整个东方的传教事业产生广泛的影响。”[19] 在李佳白的努力下，对上层社会传教的方式也逐渐被教会认可。李佳白总结自己在华活动的经历时也认为，与华人交友是他对华友谊计划中最为成功的事业。
其二，尚贤堂开展的各种活动，反映了李佳白从单纯的宗教活动向社会活动转变的过程。来华初期，李佳白与其他传教士一样，以宣讲教义、发展信徒作为传教的主要工作。1894年脱离差会以后，李佳白便不再局限于宗教活动。在维新时期，他积极鼓吹变法，推动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尚贤堂成立后，设立讲求实用的分科学堂，向公众开放藏书楼，开办华品陈列所等等，这些世俗活动赢得了中国社会的赞扬。1912年哈佛大学校长伊里亚特到上海，称尚贤堂在增进中国人的知识、促进中外交流方面，与广学会（注：广学会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1887年创办于上海。初名“同文书会”，由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为第一任董事长，韦廉臣、李提摩太等先后任总干事，以传播基督教和介绍西学为主。）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由于经费拮据，尚贤堂的社会活动难以扩大规模，但是，李佳白却矢志不移，苦心经营。面对中国社会的变迁，始终抱着改变中国的梦想，希望通过对上层人士的活动，影响中国社会。19世纪20年代，中国南北分裂、战乱纷扰，他在《国际公报》（注：1922年，李佳白建立北京尚贤堂并发行《国际公报》，原来的机关刊物《尚贤堂纪事》并入该报。）和中外报刊发表大量时政文章，拜访当政者，提出各种治国安民建议。在尚贤堂组织和平活动，呼吁各方停战。他奔走于各省，向政界、商界、学界、宗教界发表以和平、统一、教育、宗教为题的演讲，可以说是一个有相当影响的社会活动家，直到去世时，李佳白仍是“案有残稿，囊无余钱”[2]。可以说，这是对一个始终怀着宗教热情、希望对中国进行改造的基督教传教士的真实写照。
其三，李佳白各教联合的思想隐含大同理想。尚贤堂也是一个多种宗教联合活动的场所，这是尚贤堂的一个显著特点。李佳白认为儒学和其他宗教有许多相似之点，虽然各宗教有不同的名称和仪式，但在实质上所有宗教的性质是同样的，都强调“道德至上”。因此，尚贤堂积极为各教人士提供一个阐述各自宗教信仰，共同研讨其他宗教的平台。各教联合会声明：开会时“不可批评他教之教理，更不可毁谤他教及凌辱他教之人”。[20] 尚贤堂会员没有派别之争，不分畛域之见，为各教和平共处起了示范作用。为此，有同行攻击李佳白背叛了基督教，他用“君子和而不同”，说明各教联合而非各教合一的含义，他既演讲基督教教理，也探讨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异同。1927年，世界各教联合运动会领袖吴序柯在该会成立11周年大会上，以李佳白的著作《基督徒教人如何赞成他教》为题作和平演讲，赞扬李佳白以宗教大同进而求世界和平的思想，对世界和平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反观当代社会，面对一个宗教多元化的世界，应如何看待多元的宗教及不同的文化传统，如何消除宗教之间的隔阂和冲突，李佳白各教联合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启示。
其四，就社会影响而言，李佳白创办尚贤堂及其发展过程，折射出从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逐渐减弱的特点。尚贤堂成立时，正是中国在甲午战败后急于向西方寻找救国方案的时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社会的影响达到了顶峰。李佳白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需要和这种需要提供给基督教的机会，为了更有效地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实现传教的目的，他把传教对象转向中国的上层社会。维新时期，李佳白利用他鼓吹变法产生的影响，向清政府申请设立尚贤堂，获得清政府的正式批准，使李佳白及其尚贤堂的影响不断扩大。
尚贤堂在20世纪初得以迅速发展，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庚子事变后，教会和传教士的外部环境与19世纪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政府中最顽固排外的势力已被翦除，极力表现出对西方列强和传教士的友善态度，士绅阶层中对于基督教和传教士的敌意有所减弱。[21] (p351～360)因此，总理衙门称赞李佳白办尚贤堂“盛意殷勤，良可感佩”。是“与中国各直省巨绅集资设立书院义学情事正复相同”[22] (p14～15)的善举，支持李佳白设立尚贤堂。这也反映出《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与西方帝国主义妥协、合作的本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人民有信教的自由，孙中山等革命派中的一些主要人物信奉基督教的事实，使社会上对基督教的看法大为改变。另外，李佳白为自身树立了一个较好的社会形象。他通晓汉语，兼具儒学知识，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致力于上层社会活动，周旋于达官显要之间，广交华人朋友，赢得了一批官僚士绅的信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李佳白个人和尚贤堂的发展遭受挫折，反对参战影响了他的声誉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代表西方势力的在华传教士成为众矢之的。五四运动引发了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及尊严的热情空前高涨。中国不满意于西方列强的控制与干预，要求摆脱来自外部的威胁和压力，使传教士的工作陷入困境，李佳白和尚贤堂的活动不可避免受到冲击。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非基督教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基督教会和传教士，尚贤堂境遇每况愈下。尽管李佳白苦心经营，也只是勉强维持局面而已。随着中国民族主义革命洪流的高涨，尚贤堂终于逐渐淡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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