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史学理论既包括历史观，也包括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是从事史学工作的前提。古今中外的史学研究中产生过形形色色的历史观，比如，天命观、循环观、宗教观、英雄史观、进化史观、人道史观、唯物史观，等等。即使在同属于某种历史观的理论中，也有观点上的种种差异，比如，在西方资产阶级历史观中有法国年鉴学派、德国文化史学派、美国新史学派、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等等。但是，作为哲学层面的历史观来说，或者就世界观来说，历史观只有两种，一种是唯心史观，另一种是唯物史观。毫无疑问，无论哪种历史观，都应当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对象。但是，当前摆在史学理论研究会和广大史学理论工作者面前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研究。这不仅是因为唯物史观诞生150年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深刻变化，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理论问题，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对新的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概括，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概念和理论范畴；也不仅是因为只有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才能适应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优秀传统的需要，才能适应批判和借鉴西方新史学思潮的需要。当前之所以要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更主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其在史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在今天受到了来自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空前严重的挑战，需要我们史学理论工作者去迎接挑战。

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对唯物史观如此严重的挑战呢？对于这个问题，还是要借助唯物史观来分析才能看得清楚。毛泽东同志于1957年说过：“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他指出：“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的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分析，距离现在虽然已经近半个世纪了，但是对于建立在旧社会、旧制度土壤上的意识形态来说，要它们退出历史舞台，这点时间还是显得太短了。

如果说毛泽东同志的上述分析还只是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放在了社会制度变动的大背景之下的话，那么，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则对当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滋长蔓延的国际原因、经济原因、社会原因作了更为具体而深入的分析。从国际上看，西方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攻目标，就是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搞乱人们的思想。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观念也不可避免地要侵入我国，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产生这样那样的消极影响。特别要看到的是，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我们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会长期面对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活动。从国内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必然进一步多样化，思想文化领域也必然会发生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也必然会进一步增强，社会思想空前活跃，社会价值观呈多样化趋势。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会有所滋长，小生产的思想观念、封建残余的思想观念、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观念也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渗透、相互激荡更加突出，意识形态领域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更加复杂。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也使我们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特别是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播其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扩张和渗透的更大压力。中央领导同志的上述分析，所运用的也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

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受到空前攻击，不仅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和基本原理的否定上，而且表现在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鼓吹和对中国近代当代历史的肆意丑化、歪曲、颠倒上。这对于人民的事业，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说，当然是一件坏事。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去其史”从来是为了“灭人国”。前苏联少数当权者抛弃马克思主义、纵容国内外敌对势力否定自己的历史而最终导致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真理从来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攻击得越凶，对革命领袖、对革命历史骂得越厉害，越可以促使人们思考，使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够坚定的人认清真相、坚定起来，使原来坚定的人更加坚定。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得好：“在我们国家，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232页。）他的这段话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感到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使人从中受到启发和鼓舞。

不过，坏事变好事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是需要一定转化条件的。要把对唯物史观攻击的坏事变成发展唯物史观的好事，至少应当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要和攻击唯物史观的言论展开旗帜鲜明的斗争，对它们进行有科学的分析和有说服力的批判，绝不能视而不见，听之任之，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其次，要在捍卫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和基本原理的同时，注意发现和弥补唯物史观理论中的不足，并结合新的实践，对这一理论进行丰富和发展。在这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注：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这说明，唯物史观的原理是需要坚持也是一定能够得到坚持的，是需要发展也是一定可以得到发展的。

十几年前，当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政局突变时，一些资产阶级的预言家们曾断言马克思主义将从此寿终正寝。与他们的预言相反，在当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仍然牢固地居于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相信她的人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即便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也是当今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许多为国际社会所公认的最著名的西方学者，至今仍然自我标榜或被人称作“马克思主义者”。尤其发人深思的是，在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所做的“千年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人”的网上调查中，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而是马克思名列榜首。苏东剧变后，邓小平同志说过一句话：“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事实验证了他的这句话。只要我们勇于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回应唯物史观面临的种种挑战，并使唯物史观的理论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那么，对唯物史观的攻击不仅不会伤害她的一毫一毛；相反，只会使相信她的人越来越多，使她赢得更多的群众。

西方一些自我标榜或被人称作“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充其量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纯粹的学问来做，这同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作为史学理论工作者，当然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但是，我们首先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工人阶级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是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而研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党中央一再要求理论工作者要理论联系实际，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经济建设与社会生活中提出的重大问题；要深入研究和准确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帮助人们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以便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我认为，这些要求同样适用于史学理论工作者，同样是史学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希望史学理论分会的同志认清使命，抓住机遇，创新理论，服务大局，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方面，在发挥史学理论在历史研究的积极导向作用方面，在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话语体系方面，在带头树立史学界的良好学风方面，做出自己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