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的近代史学始建于20世纪初期，恰逢西方学界对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史学在研究内容、方法与手段方面的最新进展进行总结。这个总结以鲁滨孙的《新史学》为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体现了20世纪初期史学的“国际前沿”。在此同时，以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的清华学派，也对中国史学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深刻变化以及所亟欲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对比他们和鲁滨孙的见解，可以看到他们在“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的根本问题上确实站到了当时的“国际前沿”。不仅如此，在如何对待传统史学中的合理成分方面，清华学派的态度似乎比鲁滨孙的《新史学》所代表的“国际前沿”还要更加合理。

【摘 要 题】史学理论

【关 键 词】清华学派/国学研究院/新史学/“国际前沿”

【正 文】
经过晚清以来“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的彼此冲突与相互激荡，特别是经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史学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其标志就是“新史学”的建立。在“新史学”的建立过程中，清华大学起了特殊的作用，可以说清华史学就是“新史学”的发源地之一。
对于清华史学的代表人物以及1920年代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近年来出现热潮，成果十分丰富。本文作者的专业不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亦未做过此方面的研究，在此仅想把1920年代形成的“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关于史学方法的见解，与当时国际史学界的前沿见解作一比较，从而证实创建伊始的清华史学，绝非后来一些学界之外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以考据为主要特点传统学术，而是一种立足于“国际前沿”的史学。

　　　　一、20世纪初期的史学“国际前沿”与“清华学派”

“国际前沿”(或者“国际学术前沿”)是今日我国学界(严格说是学术管理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然而，到底什么是“国际前沿”？似乎迄今尚未见到制定这些文件的部门作出具有权威的界定。这里，作者对历史学科的“国际前沿”，姑提出以下界定，然后据此来看看1920年代的清华史学与当时“国际前沿”的关系。
所谓前沿，就是在大多数人的前面。在此意义上，在中国史研究中，要做到“国际前沿”似乎并非难事：只要发现一批别人未曾见过的材料，找到一个前人未曾注意到的题目，于是就可以写出一篇或多篇“填补国际学术界在此领域中空白”的文字了。但是，1920年代清华史学诸大师所达到的“国际前沿”，绝非此种情况。换言之，彼“前沿”非此“前沿”也。那么，“国际前沿”到底是什么呢？
任何一个学科领域都具有其自身特有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手段，否则，这个学科就不成其为一个学科了。因此，研究对象、方法与手段也就是一个学科赖以安身立命之本。由此而言，真正的“国际前沿”，就是在某一特定时代，国际学界在某一特定学科的研究对象、方法与手段的探索方面所达到的最新进展。由于学科的研究对象、方法与手段总是在变化，所以这个最新进展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这种变化又意味着创新。因此，在某一特定时代，“国际前沿”也就意味着某一特定学科在研究对象、方法与手段方面的创新。
那么，20世纪初期史学的“国际前沿”又是什么呢？
依照鲁滨孙的总结，西方19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学，或附属于文学，或附属于神学，或被人利用去激起爱国的热诚。自19世纪中叶以后，方发生重大变化。其变化主要为：第一，批评史材；第二，秉笔直书；第三，注重普通；第四，破除迷信。但这只是史学进步的条件，不是进步的程序。[1] (P6)因此，直到世纪之交，才出现史学革命的呼声。1912年，鲁滨孙出版了《新史学》，提出了史学也“需要一个革命”。虽然鲁氏的史学观点可以说是1860年代以来欧洲文化史运动的继续与延伸，但是，他却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于史坛。[2] (P229)因此，可以说《新史学》一书就是当日国际史学在研究内容、方法与手段方面最新进展的总结。（注：在20世纪前一二十年中，西方主流史学尚颇为保守。对后世欧陆史学有重大情形的年鉴学派，也还在襁褓之中，尚未形成学派。鲁滨孙对其所总结的史学进展，之所以称之为“新史学”，表明这些进展确是站在主流史学之前沿。） 在此即以此书所论，作为当时史学的“国际前沿”，并据此来与清华学派的工作进行比较。
中国自19世纪末以来，史学也发生了颇大变化。廖平和康有为开始的疑古运动，动摇了人们对传统学术的信念。[3] (P1946)以后“国粹学派”学者对中国的传统史学，也做了犀利的批判。（注：例如邓实说：“悲夫，中国之无史也。非无史，无史材也。非无史材，无史志也。非无史志，无史器也。非无史器，无史情也。非无史情也，无史名也。非无史名，无史祖也。呜呼，无史祖、史名、史情、史器、史志、史材，则无史矣。无史则无学矣。”引自王晴佳《钱穆与新史学之离合关系》，转载于http: //jgw. ayinfo. ha. cn/xq/archives/。） 这种怀疑与批判的气氛，表现了中国传统史学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然而与西方的情况不同的是，在这个时候，各式各样的“西学”被介绍到中国，使得传统史学受到不仅来自内部的疑古风气的挑战，而且更受到来自外部的西方史学的更加激烈的挑战。这些挑战使得史学界出现“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相互冲突和竞争的局面，也使得20世纪初期成为中国史学在其长期发展历史中的最为活跃的时期。
本文中所说的清华学派，指的是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前后在中国史坛上起了重要作用的一批史家。[4] (P27)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年龄较长的梁启超和王国维)，虽然在清华国学院建立之前就早已成名，但到国学院建立后，这些在各自领域里都已做出了杰出成就的学者汇集到了那里，方形成一个有相同学术追求的学者群体。国学院解散后，这些学者又成为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骨干。学派一词，在学界向来有不同理解。在我国，通常认为学派是“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如紫阳(朱熹)学派、姚江(王守仁)学派”。[5] (P1934)而在西方，学派(school)一词通常指的是“拥有相同理论或者方法”，或者“思想、作品或风格显示同样的渊源、影响或同样的信仰”的学者或作家的群体。（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辞典》的解释是：" Group of writers, thinkers, etc. , sharing the same principles or methods, or of artists having a similar style" 。霍恩比(A. S. Hornby)：《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辞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 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第4版，北京：商务印书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1997年版。《美国传统辞典》(金山词霸2003年版)的解释是：" A group of people, especially philosophers, artists, or writers, whose thought, work, or style demonstrates a common origin or influence or unifying belief" 。《美国传统辞典》，《金山词霸2003》版。） 因此史学中的学派，也就是拥有相似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的学者群体。上述两种通常的解释，彼此差别颇大。而在这两种解释之外，也还有其他解释。（注：例如，在一些情况下，一个学派被认为是一批彼此关系比较密切的学者，如年鉴学派即是；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一个学派可以包括许多彼此没有密切关系的学者，如乾嘉学派即是。不仅如此，像年鉴学派这样的学派，其成员有认同感；而像乾嘉学派这样的学派，很大程度上是后人对前代学术史进行解读时归纳出来的。在本文中，我们对学派一词的理解，主要的是依据学者研究取向和方法方面的相似性以及彼此的相互关系的密切性。） 另外，一个学派自身也会发生变化，有时甚至会变得面目全非，但仍然不失为一个学派。（注：例如，年鉴学派因《年鉴》杂志而得名(该杂志创办于1929年，原名《经济与社会史学年鉴》杂志，后来几经更名，于1947年定名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以后一直沿用至今)。以此杂志为中心，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汇集到了一起，逐渐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国际性学派。该学派在从最初的一个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的几位学者为主的小学术群体，发展成一个人数众多的世界性的史学变革运动发展的过程中，自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学术思想、学术风格、研究范围、研究重点乃至学术贡献等方面，也较前有颇大差异，以至第二代学术领袖费尔南·布罗代尔公开宣称；第三代学者主持下的《年鉴》杂志所宣传的史学理论，与第一、二代学者的思想已毫无共同之处。不过，尽管如此，围绕在该杂志周围的学者群，仍然是一个有别于其他学者的群体，换言之，从广义上来说，仍然是一个学派。用今日年鉴学派领袖雅克·勒高夫的话来说，在该学派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学派性越来越弱。我们是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观念基础；我们又是一个运动，我们仍希望继续存在和发展”。参见李伯重《“年鉴学派”——一个重要的历史学派》，载《百科知识》1996年第6期。） 在这里，我们主张将“学派”定义为拥有相近或相似的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的学者群体，并由此来看当时汇集在清华国学院的学者是否可以称为一个学派。清华国学院创立的目的，时任研究院办公厅主任的吴宓已明确地指出是：“(一)值兹新旧嬗递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二)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学、哲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之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此即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2] (P27)因此国学院的教师，也是根据这个目的而聘请的。这样，就把一些具有相似学术取向(例如中学和西学并重)的优秀学者集中了一起。同时，国学院的制度也颇有利于一个学派的形成。（注：苏云峰认为国学院的制度系略仿这个传统书院、英国大学制和道尔顿辅导制，不同于当时北京大学国学所的“自由松散”，而注重“密集谨严”。参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7页。） 尔后成立的历史系，则是国学院的直接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因此，聚集在清华大学的学者，虽然各人研究领域或有不同，治学风格亦自有特色，但是，在治史的基本理念与方法论方面却颇多相近之处，可以说是一个拥有基本相似的理念与方法论的学者群体。这种理念与方法论，经过不断发展，到了国学院结束后，已经定型，依照何炳棣的总结，就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的考据与综合并重”。（注：何氏并强调在1930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做到了这三个并重，而且这种社会科学、中西历史、考证综合、兼容并包的政策，“七·七”抗战前夕业已初见成效。参见何炳棣《治史阅世六十年》，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68、72页。）因此，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当时的清华史家群体称之为清华学派。在这个学派的形成阶段即国学院时代，其代表人物就是曾经担任国学院导师的三位著名史家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虽然他们有许多工作是在他们到清华国学院之前所作的，但是，在他们来到清华大学后，通过教学和同事之间的交流，他们的工作对学界的影响变得更加广泛和深入。因此，在此把他们在国学院成立前所作的工作也一并论之。
在鲁滨孙推出《新史学》的前后，以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的清华学派，对中国史学的深刻变化以及所亟欲解决的问题也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虽然没有刻意使用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提出的“新史学”来称呼清华史学，但是，他们所创立的史学，确实是一种与传统史学大不相同的新的史学。因此，可以依据清华学派所倡导的史学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与鲁氏所鼓吹的史学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进行一些对比，从中看看清华学派是否站在史学的“国际前沿”。

　　　　二、“清华学派”与20世纪初期的史学“国际前沿”

史学研究的根本，是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方面的问题，当然取决于史学的基本理念，例如，历史是什么？为什么要研究历史？等等。不过，后面这些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史学之外的情况。鲁滨孙认为科学的特点是：一是注重普通的人同普通的事；二是发现同应用天然的定律。[1] (P6)而史学要“科学化”，也就必须在这两方面进行努力。因此，在这里主要讨论的是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专业史学之内的问题。

　　(一)研究对象
历史是什么？为什么要研究历史？这两个问题都集中体现在史学研究的对象上。
无论中国还是欧美的传统史学，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研究领域狭窄，基本上是以帝王将相的活动为主体的政治史。直到1840年，英国著名史家卡莱尔还在其轰动一时的演讲《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中宣称：“世界历史只不过是伟人的传记而已。”[2] (P167)鲁滨孙在《新史学》中，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当时的大多数历史家的通病是“不讲别的重要事情，专偏政治事实的记载”，“喜述最不普通的故事”。他以当时学校通用的历史教材为例，指出在这些教材里，历史已经成为了非常枯燥的帝王将相家谱。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梁启超在其《新史学》中，也对“中国之旧史”进行了更加猛烈的批判，指出这种“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因此，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所有的本纪、列传只是“无数之墓志铭”的“乱堆错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
那么，史学研究的对象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呢？
鲁滨孙强调“新史学”要脱去从前那种研究历史的限制，“我们此地应当研究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偏心，引我们专去叙述历代无关紧要的朝代史和军事史？”他举例说，“自古至今，人类的事业有海上探险、开拓商业、建筑城市、设立大学、建筑华丽的大礼拜堂、著书、绘画，还发明了许多东西。我们在历史里，应当包括这几种人类的活动，大家渐渐承认了。但是到如今政治史还是保存他的独尊地位”。[1] (P5，P8)
梁启超早在1901年出版的《中国史叙论》中，就已提出“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在尔后出版的《新史学》和《历史研究法》中，更明确地指出史学“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良史应当“为全社会之业影”，“录全社会之作业而计其和”。被郭沫若誉为“新史学的开山”的王国维和被吴宓誉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的陈寅恪，虽然没有专文论述史学的研究对象，但是，从王国维、陈寅恪的具体著作来看，其研究对象包括了非常广阔的范围，例如，王国维的“空前绝业”有二：一是殷周社会制度史；二是宋元戏曲史。陈寅恪史学研究的着眼点，则主要在四个方面，即文化、种族、家族和门第。[6] (P82—83，P280—281)这些都远远超越了旧史学主要是治政治史的传统，因此，从研究对象而言，可以说中国史学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由于上述变化，史学研究所需的史料也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史学以“正史”作为基本史料来源，史料范围十分狭窄，远不能承担起研究对象范围扩展后的史学研究之所需，因此，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史料学的革命。对此，鲁滨孙谈得不多，而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则作了全面和深刻的阐述。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就是王国维在《古史新证》讲义的总论中，从方法论上对“二重证据法”所作的说明，尔后陈寅恪对此又作了更加简明扼要的总结，即“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是取少数民族之故书与中原王朝之旧籍互相补证”。陈氏对新史学的贡献，更是首推史料扩充。[6] (P261)他明确地指出：“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7] (P219)陈氏认为凡于新史料、新问题有所通习者谓之“预流”，否则谓之“不入流”。因此，清华国学院的导师，是“预”当日史学界新发展之“流”的。[8] (P31)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一个学科的根本特征。[9] (P171)在史学中，研究必须以历史资料为基础，同时又要使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因此，“方法论应当占有与历史资料同等重要的地位”。[10] (P3)
传统史学方法有其先天不足。巴勒克拉夫总结20世纪上半叶国际史学的发展时，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主义学派的不足作了归纳。[11] (P15—20)吴承明对此作了进一步讨论，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1)史学是叙述式的，缺乏分析；又常是事件和史例的罗列，或用单线因果关系将它们联系起来，而缺乏整体性、结构性的研究。(2)强调历史事件、人物和国家的特殊性和个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于过去的普遍规律。(3)在考察史料时采用归纳法和实证论，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不能在逻辑上肯定认识的真实性；在解释史料和做判断时，由于缺乏公理原则和强调个性，就主要凭史学家的主观推理和直觉。(4)或是根据伦理、道德取向来评议是非、臧否人物，或是认为一切是受时间、地点和历史环境决定，无绝对的善恶。(5)脱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研究历史，认为历史学的唯一目的是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12] (P3—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1955年以后)，由于突破了历史主义的束缚，应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史学才从艺术转变为科学。[2] (P70—139)
由于传统史学方法存在上述问题，只依靠它们是难以深入研究范围扩大后的历史的。（注：例如，吴承明指出，即使做到所用史料尽都正确无误，仍然不能保证就可得出正确的结论。传统史学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是归纳法，而归纳法本身有缺陷，其中最著者是：除非规定范围，所得结论都是单称命题，难以概括全体；虽然可以用概率论方法作些补救，但难用于历史。参见吴承明《论历史主义》，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因此，只有求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才能胜任新史学提出的要求。对于这一点，鲁滨孙和清华诸史家都非常明确地表述了同样的看法。
鲁氏说“《新史学》这样东西，总可以应付我们日常的需要。一定能够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关于人类的种种发明。……这部书所以叫做《新史学》的缘故，就是特别要使大家知道：……历史的观念同目的，应当跟着社会同社会科学同时变更的；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急起直追，去利用新科学里面的新学说才对。所谓新科学，就是人类学、古物学、社会同动物的心理学，同比较宗教的研究。这本书所以定名为《新史学》的缘故，就是要打破俗套，去利用各种新科学上的新学说，而且要使历史同入各种学问革命的潮流里去”。（注：参见鲁滨孙《新史学》，何炳松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梁启超批评中国传统史学说：“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其他学之关系。”他在《新史学》中明确指出史学必须求助于其他学科，获得“诸学之公理、公例”。具体而言，“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13] (P10—11)换言之，与史学有“直接关系”的学科相当于今日的社会科学，而“间接关系”的学科则为哲学与自然科学。王国维针对当时“士夫谈论，动诋异端”(排斥外国学术)的现象指出：“在学术上只有是非真伪之别，中国学术界欲改变停滞不前状态，当破除中外之见”[14] (P112)，并说：“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发明光大之道，莫若兼究外国之学说”。[15] (P178)王国维和陈寅恪虽然没有集中地谈在史学研究中引入其他学科的方法的问题，但是，他们之所为也出色地显示了这一点。陈寅恪在总结王国维治学方法时，对王氏的“二重证据法”作了很好的说明，另外也指出王氏治学的第三个特点，即“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氏很早就向中国学界介绍了康德、叔本华、西季维克等的学说，并且王氏是用西方哲学、美学思想诠释中国古典的先驱者。陈氏早在留学欧洲时就已指出“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叫乾嘉诸老更上一层。”[16] (P221)他在后来的研究中，即将此付诸实践。而借助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东方历史语言，正是外国学者借助着“近代学问最光荣的成就之一”，尤其是他们的研究范围比较宽广，例如，对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各族就格外注意研究，恰好能解决中国学者忽略的或解决不了的问题。[17] (P235)此外尚有一点值得注意，虽然陈氏自己谈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但是，他对西方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理论著作并不忽视。例如，他虽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却是最早读过《资本论》的中国人之一。[18] (P5)由此可见，陈氏的学术视野是十分广阔的。
由上可见，20世纪初期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在“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的根本问题上，确实是站在当时的“国际前沿”的。（注：梁启超的《新史学》不仅与鲁滨孙的《新史学》同名，而且都以对旧史学批判为出发点，可见“英雄所见略同”。不仅如此，梁启超《新史学》的出版，比鲁滨孙《新史学》的出版早了十年，更显示了梁氏见解的前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