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抗战到底论”与“不降必胜论”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及其后的一段时间，是日蒋有意谋和秘密接触频繁的时候。蒋介石在五中全会开幕词中郑重地提出“抗战到底”的问题。抗战到底的“底”是什么，抗战到什么情况就是到“底”了，蒋介石有他的明确的盘算，就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但没有公开向舆论界表白。在五中全会开幕词中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一定要持久抗战奋斗到底，不但使敌人过去“速战速决”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要使他现在“速和速结”的狡谋成为粉碎。这就是我们今日惟一的方略，这就是敌之失败，也就是我国胜利的基础。
他又说：
这一年来的国际形势大体来说，表面上虽然是动荡不安，而其潜伏的主流总是朝着维护信义和平的方向前进。……从种种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出他们(按：指“民治大国”的政治家)有遏止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最近这种形势更是日趋明显。
蒋介石的话明白地说是“抗战到底”是“惟一的方略”，最近国际形势是趋向于“世界和平”。前一个意思是含糊不清的；但是把“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抗战到底”的“底”，可以是一种解释，当然也可以有别种解释。蒋介石的心机也就在这里。
蒋介石在六中全会上有一个讲话，“说明抗战到底的意义”，他是这么说的：
所谓“抗战到底”究竟是怎么讲呢？我们抗战的目的，如何乃能达成？我们抗战的目的，率直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说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我在五中全会说明抗战到底，是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是根据以中国为基准的说法，若以整个国际为范围来论断中日战争的归趋，就一定要坚持到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乃有真正的解决。
中日问题如何“真正的解决”呢？他说：
就整个国际关系来说，中日问题，就是远东问题，亦就是太平洋问题，只有由远东有关的英、美、法、苏等国大家共同一致召集国际会议，公正解决，才与各国都有益处，才能得到远东和太平洋真正的和平。……我们今天只有一心一意抗战下去，以承接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结束而解决的自然机运，那时候水到渠成，敌人当然消灭，抗战必达目的，中国更必然得到独立自由与平等。我所说“抗战到底”的真义，也就是如此。
他号召国民党党员“作长时期的努力，以完成主义的建设，树立国家永远强盛的基础，然后才能够取得抗战的胜利，实现光荣的和平”(11)。
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蒋介石赞同国际上关于召集太平洋国际会议解决中日战争促使中日和谈的主张，蒋的条件的基本表述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并且说由此中国可以“得到独立自由与平等”。而“得到独立自由与平等”，是中国抗战的“一贯的目的”。这样中国抗战的目的就达到了。这就是“抗战到底”的“底”。当然蒋介石还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加以掩饰。
但是“抗战到底”问题当时舆论界已经知晓(可能这正是蒋介石故意传出以试探国民的反应的)。关心国家大事的人、爱国的人由此发生疑问并追问，所谓“抗战到底”的“底”究竟是什么？如果“抗战到底”的“底”就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那么中国的抗战不就前功尽弃了吗？蒋介石集团有必要对此种问题作出解释，并按他们的意图引导舆论和民意。就笔者所见到的材料而言，有两篇重要的文章可以说明这里所要探讨的问题。这两篇文章一篇是《抗战过程应有的基本认识》(见1939年2月13日《大公报》。下面简称《认识》)，一篇是《不降必胜的道理》(1939年7月7日。下面简称《不降》)。这两篇文章收入由他人编辑的作者的文集《时局论丛》(笔者见到的是该书1945年6月的订正再版)中。
文章的作者名叫王芃生。此人有特殊的身份。《时局论丛》的“编选者言”和“序”作者怕一般人不知晓，作了特别介绍，并指出王芃生所写文章的特殊意义和目的。《编选者言》说：“先生参预机密，对于敌情之判断类多准确。”“其料敌断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八年来先生公务极忙，原少执笔时间，其发表文字多于时局迷离人心惶惑时偶一为之，以其精于料事长于修辞，每一文出大有振奋人心之作用。”“序”作者说：“抗战以来，每遇时局混沌，群言肴杂，或外论有与我不利者，则先生虽忙必振笔为文，或抽暇演讲，一本于主义国策，皆有真知灼见。故读其文章或聆其讲演者，疑难为之廓清，心身于以振奋。八年来先生参与机密，虽不主管宣传，然对于抗战宣传之贡献最大者，先生实为有力喉舌之一。”从以上介绍可见王芃生其人其文有三点值得注意者：(1)他是一个“参预机密”的人；(2)他的文章往往发表在“时局迷离人心惶惑”之时；(3)他的文章“一本于主义国策”。因此，此人的文章对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有特殊的重要性。《时局论丛·序》中说：“其抗战理论，一本遗教，如《抗战过程应有的基本认识》等篇，是为反驳恢复七七以前之态度而发”。于此可见一斑。
《认识》一文提出了一个作者认为非常重要的“对于抗战的‘质’的认识”问题。他说，“抗战的‘质’的问题”就是“抗战即革命”。他引证蒋介石的话说，“我国抗战，绝非如普通历史，两国交绥争雄图霸之战争。以我之抗战，在敌寇为欲根本吞并我国家与灭亡我民族，在我国，绝不容许我国家我民族之独立生存有丝毫之危害。在主义上言，实为民族战争，由完成我国民革命之使命而言，亦即革命。革命战争无时限。战争目的达到之日，始为战争之终结”。这是说中国的抗战无所谓终结，也就是抗战没有“底”，“战争目的达到之日”就是“到底”。抗战的目的是什么却没有说明，或者说是“获得独立自由与平等”。这种笼统的话是可以作不同的解释的，是可以应用于不同的政治场合的。
作者接着说：“少数的人因‘质’的认识不清，发生好些不应当有的‘量’的奇问：抗战究竟有没有期？有底没有底？什么是底？”作者“肯定的答复”说：“‘革命战争无时限，战争目的达到之日，始为战争之终结’。这是总裁的训示，是最正确的答复。”又说：“抗战确实有‘底’，它的‘底’仍是……总裁说的‘战争目的达到之日’，也就是必得由军事上‘获得最后胜利’。那时，用国际会议的形式也好，中日直接谈判也好，横竖在那‘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或谈判席上，我们已由军事的最后胜利，十足把握住了发言的决定权’，那自然能获得独立自由平等的真正解放了，绝不是什么恢复‘七七’以前，或‘九一八’以前的原状等浅薄的见解，可以算‘底’的。”说到这里，作者的本意已经说清楚了。
作者又别出心裁，说什么在抗战中没有主战派和主和派之分。他说：“我们既知道‘抗战即革命’，由这个逻辑，我们更可以认识抗战是与革命俱来的，那么在抗战未发动以前，只有抗战时机迟早的选择，决不能认为，主张即时抗战者为主战，也不能认为时机未至者是主和，因为只是时机的问题，并非不抗战。在抗战发动以后，在没有达到战争目的以前，更没有所谓主战派或主和派，只有革命与不革命或反革命。因抗战既是革命战争，根本就没有分出主和或主战的余地，因为革命是不容许妥协的！”按作者的逻辑，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就没有主战派与主和派之分，如此也就没有坚持抗战与进行屈辱妥协以至投降之分了。我们知道汪精卫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是打着革命的旗号的，例如他曾说：“中华民国之新生命，内容是怎么样的呢？最近六全大会(12) 宣言里头已经指出：‘实现和平，实施宪政。’实现和平，对外而言；实施宪政，对内而言。实现和平，所以救国家于危亡；实施宪政，所以解人民之束缚。”(13) 又说：“我们今日，必须大步的踏入国民革命的新阶段，这新阶段的指导方针，是去年八月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示，‘和平，反共，建国’。这方针与国民革命之最终目的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是一贯的，为达到这最终目的，在现阶段中，要本着这方针而努力。我们为什么要建军，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建军，便是要在现阶段中，本着这方针，努力奋斗，完成现阶段的使命，以达到最终目的。”(14) 由此可见，蒋介石的话也好，王芃生的话也好，汪精卫也是可以照样说的。
根据上面引录的材料和对这些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把《认识》所谈的意见叫作“抗战无底论”。“抗战无底论”实际上是抗战既无底而又有底。所谓有“底”，就是蒋介石所说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所谓无“底”，就是“底”是可变而不是死板的。这里实际上所透露出来的所谓“抗战无底”就是和谈的基本条件既可以是如蒋介石说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也可以是其他条件，和谈的形式可以是国际会议也可以是中日直接商谈，只要取得“光荣的和平”就是达到革命目的了。按这种设想去做，对蒋介石来说是完全可以的，他早就说过“革命战略”是“能伸则伸，当屈则屈”的。《认识》这篇文章是用含糊不清的语言，不合常识的逻辑，向国民向舆论界透露蒋介石集团的谋和意图。
我们要读的第二篇文章是《不降必胜的道理》。按一般正常人的思维，抗日战争只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才是胜利，而这篇文章所讲的却是“不降必胜的道理”。不投降就一定胜利，这是什么逻辑，其中有什么奥秘，我们且看这位作者是怎么说的。
《不降》一文引证蒋介石的话作为立论的根据。所引蒋的话有：“我们如果能像第一期抗战的精神一样的牺牲奋斗，而且能更进一步实事求是地做去，那么‘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就毫无疑问。”“我现在要向各位同志讲明的，就是敌国目前已经失败，且有种种理由，证明他最后一定要遭受最大的失败。我们只要奋斗下去，就有必然胜利的把握。”在引录了这些话以后作者说：“我想再没有比这还明快而彻底的‘不降必胜论’的了”。这位作者还这样郑重地说：不降必胜论“其实只是革命精神，在今日也就是抗战理论，最简括的显示”。在这里，作者把“不降必胜论”说成抗战理论的概括的指导原理。
作者对“不降必胜论”还有进一步的说明，他说，“‘不降必胜’四字是粉碎一切投降理论的最后武器。主要的理论和事证，在《五中全会开幕词》里，已有过详确的指示”。我的论证“只是证明，只要团结一致，抗战到底，在任何情况之下，最后胜利都是我们的”。“诸位，日本的军事还有什么可怕，我们只要坚决抗战到底，纵不必有赫赫之功，最后胜利也都是我们的”。“不降必胜的道理”原来就是如此。
作者还用一种歪曲所引原文原义的做法论证他的说法，我们抄录这段文句如下：
庄子对于我们的最后胜利，指出得更明确、更精深：“故以众小不胜为大胜也。以众小不胜为大胜者，惟圣人能之。”这个道理极高深，不独日本军阀不懂，如有对于我们最后胜利的信念不坚定的人们，最好去精读《庄子》！然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的蒋委员长，他兼承着庄子这“以弱胜强”的战争哲理的精华，演出“积小胜为大胜”的口号！这分明由“以众小不胜为大胜也”脱胎，而说法不同；但却互为表里，并不相悖。庄子说的“众小不胜”是指外形，蒋委员长说的“积小胜”是指实质！(15)
其实，庄子的原话是这样的：
风曰：然。予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也，然而，指我则胜我，鰌我亦胜我。虽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众小不胜为大胜也，为大胜者，唯圣人能之。
从庄子的原话中是引不出作者那种解释的。庄子的原意是：风说，我可以从北海刮到南海，但是以指触我，我抗拒不了；以脚踏我，我也抗拒不了。这是我的“不胜”。但是“折大木蜚大屋”只有我能做到，这是我的“胜”。两者比较起来，“不胜”是“小”，“胜”是“大”。庄子说的“众小不胜”与“大胜”不是在同一事物上，而是表现在不同的事物上。风的“折大木蜚大屋”的“大胜”，绝不是“指我”“鰌我”的“小不胜”积起来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战争，一场战争可以分为若干战役和许多次战斗。作战中的不胜有两种情况：一是打个平手，相持下去；二是战败(不降而败的事例很多)。“众小不胜”是不能“积”起来成为“大胜”的。所以“以众小不胜为大胜”是不能解释为“积小胜为大胜”的，是更不能解释为“不降必胜”的。作者引庄子的话是故作高深故弄玄虚，用不合逻辑的论证为蒋介石的两手政策(既抗战又谋和)服务的。
总之，“不降必胜论”所表达的意图无非两个：其一是在可以接受的条件下，与日本媾和，实现“光荣的和平”，这就是胜利。其二是“承接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结束而解决的自然机运”，“达成”“抗战的目的”，即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借用外国力量战胜日本，取得抗战的胜利。这两者都是抗战时期蒋介石集团的政策策略的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处于尖锐对立和斗争的状态，由于片面的政治宣传的影响，对于抗战期间的蒋系国民党存在着片面化的看法，否定它在抗战中的积极方面和所作的贡献。1978年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影响下，历史研究者从多方面考察抗战期间的国民党，注意到了它的另一个方面。但在某些场合，似乎又有只就国民党的某些官方文书和它的正确言辞对它作出评价的情况。这两个方面似乎都把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研究简单化了。笔者这篇文章试图把抗战时期的蒋系国民党的复杂情况作一些说明。是否得当，期待着史学界的批评与指正。

注释：
①此文的写作与发表情况见彭敦文的考证文章《蒋介石奉化故里演讲考析》，《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②因为《敌乎？友乎？》一文是以徐道邻的名字发表的，故文中叙述蒋介石的政策言论时，用第三者的口气。
③④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印：《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第一辑，1939年5月25日出版，第9—10、116页。
⑤摘引几段如下：甲，“首先我敢说，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做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这是就世界大势和中日两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如果不是同归于尽的话)彻底打算的结论”。……辛，“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之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绝灭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是日本国民与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与廓清障蔽，谋及久远的智慧了”。这段话是全文的结束语，可见蒋介石用意之深沉和希望之殷切。
⑥他说：“无论由何种方面说，中国国民党在此十年以内是没有一种力量所能推翻的。”“国民党今日所以能屹然存在，是依于三种因素：一为历史的使命，有中国如此之历史，即必然有中国国民党。二为时代的使命，有今日的世界与时代，就必然在中国有担负时代使命的国民党。三为民众的心理，因中国处于如此情况下，民族意识就自然要求有一个领导中心的力量和组织。所以国民党决不能推翻，即使推翻以后，中国还必然的有领导民族对外的一种组织……”
⑦他说：“现在日本如果为便利控制中国而高唱亚洲门罗主义，则中国尚未脱离次殖民地的地位以前，欧美诸国对中国是有错综复杂而且极深厚的政治和经济利害关系，甚至在军事上也有深厚的影响的。日本此时欲排斥列国，以东亚人之东亚的口号而置中国于绝对支配之下，如此不仅美俄已敌视日本，欧洲诸国都要敌视日本，尤与英国利害极端相冲突。……今日本若悍然不顾，而以东亚主人自居，其结果非造成世界上全是日本的敌人而不止。”
⑧施子愉译：《德国外交政策文件，1918—1945》第四集第一卷。中国科学院历史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三卷。
⑨⑩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11)《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说明抗战到底的意义》，1939年11月18日。台湾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六，第477、479、478、475—476页。蒋介石的这个讲话是以后公开发表的。
(12)指1939年8月由汪精卫主持在上海召开的投降派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3)《中华民国之新生命》(1939年10月10日)，《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第103页，1940年10月出版。
(14)《建军之目的》(1940年1月5日)，同上书，第160—161页。
(15)所引庄子的话见《庄子·秋水》。这段引文的标点是原来的点法。见王芃生：《五年战果的赢利总决算》，《时局论丛》，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