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5年以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策略思想的一系列变化，最终在1936年上半年取得了成果。1936年3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过了《关于中国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指示草案。这个文件的通过，标志着自七大以来共产国际调整中国革命策略思想的任务初步实现。文件的主要起草人都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形势下的中心任务。文件指出，在当前条件下，“组织全民抗战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中心任务，所有其余的一切都应服从这一任务。中国共产党正确的和彻底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建立反对日本奴役者的人民反帝统一战线是解放中国人民的必要的和最重要的条件”。“中国共产党日益壮大的力量，使它有可能以人民反帝阵线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的身份出现”。

第二，中国的抗日阵营存在着“意想不到”重新组合的可能性。文件强调：中国当前的情况“可能导致中国的局势发生这样的转折，这种局势使斗争的形式和斗争力量的对比出现意想不到的奇特的组合”。中国共产党必须抓住“出现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正确和彻底地利用所有直接和间接的资源，引导所有民族爱国分子投入到全民的斗争中去”；“必须把所有表明意愿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人，吸引到人民统一战线中来，甚至包括那些暂时的、动摇的或不可靠的同盟者，而不管他的政治信仰、阶级和党派归属、宗教信仰等等”。

第三，中国共产党要对苏维埃运动政策作出适时的调整。文件指出：“如果说从前苏区主要是土地革命的根据地的话，那么现在它们就应该首先是抗日斗争的可靠根据地，是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导力量和最牢靠支柱。”“应该根据新的政策对中华苏维埃的宪法作出某些修改。苏区不但对于劳动者来说是民主政治，而且对于以某种方式参加抗日救国武装斗争的所有其他人来说也是民主政治。”“要让那些真诚地同苏维埃和共产党一起抗日救国的真正的民族革命党派的代表参加苏维埃政权机关。必须不仅吸收资产阶级专家，而且也吸收其他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相应的苏维埃机关的工作”。要调整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工会运动政策，使苏维埃的“政策和一切活动都应该服从武装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捍卫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革命统一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利益”。(11)
毫无疑问，这是一份带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文件，它鲜明地表现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总的策略思想的重大转变。这就是从苏维埃运动策略思想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转变。应该说，这个转变是及时的，也是有利于推动中国抗战形势发展的。

但是，我们在肯定上述文件重大意义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出，这份文件在有利于克服关门主义错误、实现中国革命策略调整的同时，却明显地生长出另一种倾向。由于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估计不足，因此，文件不但没有强调党要掌握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相反，把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定位为“协助”和“参与”。文件指出：“在所有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运动中，不管谁是运动的组织者，中国共产党都应该最积极的参与，并竭力从组织上巩固在斗争中得到锻炼的统一战线。”(12) 1936年8月，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倾向，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产国际的上述判断是缺乏实践根据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尽管已明确从苏维埃运动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转变，并初步进行了理论阐发，但是，能不能在实践中顺利地推进和实现这种转变，还存在着巨大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以及中国革命实践反复证明，总的革命策略思想的转变是形成新的策略思想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如果离开了与本国国情和斗争实践的结合，依然不能达到总策略思想转变的目的，依然不能形成推动具体斗争发展的有效方针政策。

在中国国内，中共中央也在努力探索适应中国抗战形势发展需要的方针政策。从瓦窑堡会议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联合的实现；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的目标逐步清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也逐步开始形成。但是，艰难的斗争实践，使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国共两党存在着两条不同抗战指导路线的前提下，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不仅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巩固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抗战获得最终胜利的关键一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强调：独立自主原则，就是在统一战线中，实行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实行自己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应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共产国际七大路线与中国抗日斗争实践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发展和胜利的具体方针政策。

　　　　三、积极宣传和解释党的正确抗战路线，努力加强与共产国际的沟通，推动共产国际对中共的了解和支持

1937年11月中旬以后，受中共中央委派，王稼祥开始主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6个月后，1938年4月，任弼时接替王稼祥，成为代表团主要负责人。王稼祥和任弼时有着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他们领导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积极宣传和解释党的正确主张，努力加强与共产国际的沟通，促进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支持，为党正确的抗战政策的贯彻落实和反对党内错误倾向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战形势正“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片面抗战已经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来到。这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危机严重的过渡期”。(13) 形势表明，为了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的胜利，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任何破裂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主张是不许可的。‘左’倾关门主义仍然要防止。但是在同时，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面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14)。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随着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党内的右倾错误发展起来。

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将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错误思想系统化。他抹煞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明确肯定国民党是抗战的领导者，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他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公开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共产党的行动限于国民党所允许的范围内，反对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他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

对于王明的右倾错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但是，由于王明的右倾错误往往是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因此，在党员干部中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危害着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主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主要的任务就是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以便使共产国际更多地了解中国实际和中国党的政策，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

1938年4月17日，到达苏联不久的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报告。报告全面介绍了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5月17日，任弼时和王稼祥一起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在会上，任弼时作了关于4月17日报告的口头说明和补充。他首先谈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前抗战中的最基本任务，指出，中共中央估计在两三个月内，武汉可能失守，有可能引起国民党政府对抗战新的动摇。因此，在抗战问题上，“目前摆在中国党面前的最基本的任务，是防止和克服中国政府对抗战方针的动摇，以一切努力，争取中国能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其次，他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有很大不同，国民党现在惧怕共产党力量壮大，将来夺去抗日的领导权，危害其统治地位，想尽方法企图削弱、溶化共产党。因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必须更加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必须发展自己的力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我们的“力量更加壮大，地位就更高，合作就更有力量”。其三，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中国抗战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八路军和新四军有坚强的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有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和群众工作、军事活动。“游击战争将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力量”，“是在敌人后方建立强大的新的军事力量的重要方法”。同时，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具有雄厚的基础，“在中国抗日战争发展中，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15)

客观地说，任弼时的到来，使共产国际第一次较为全面地了解到中国抗战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情况，因此，引起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高度重视。经过认真讨论，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作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困难条件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决议案表示赞同中共继续大力开展敌后游击运动，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共产国际的这个决议，充分肯定了任弼时报告的内容，实际上也就是在政治上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斗争，这对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抗战路线的贯彻执行是十分有利的。
任弼时主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后，明显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的宣传。1938年7月，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之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发起了一系列宣传活动。任弼时在《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文章，引导宣传活动的正确方向。在代表团的积极努力下，苏联和共产国际也组织了其他国家共产党参与的大规模宣传活动，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7月6日，《真理报》用整版篇幅，在“中国人民英勇斗争一周年”通栏标题下，刊登《英勇的人民》、《奋飞的中国人》等报道，介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抗战的事迹，并刊登了毛泽东、朱德的合影照片。与此同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还通过驻欧洲和美洲的有关机构和组织，在进步媒体上刊登介绍中国共产党英勇抗战的文章和新闻报道。所有这些工作，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抵抗日本侵略的活动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有力地树立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的形象。就是在纪念中国抗战爆发一周年之际，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会议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声明》，号召国际无产阶级阶级、共产国际各支部及一切热烈拥护民主与和平的人士，通过舆论、抵制日货、募捐、直接派遣医药救护队到华等多种方式援助中国抗战。从中国共产党抗战斗争的外部环境看，这个阶段的更多的理解、拥护和支援，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抗战走向胜利的信心。
1938年7月，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原负责人王稼祥回国前夕，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托洛夫召集任弼时、王稼祥谈话，明确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阵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16) 很显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不断努力下，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各项方针政策有了更为直接和全面的了解，由此，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季米托洛夫的谈话表明，共产国际继在政治上肯定中国共产党抗战路线的正确性后，在组织上也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形成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

这个阶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并取得成效的重要条件之一。9月14日，回到延安的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首先说明：“我的报告是根据弼时在国际的报告，在国际的讨论的主要内容”。随后，他着重传达季米托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讨论任弼时的报告以及同王、任谈话的主要内容，指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17) 随后，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王稼祥正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贡献是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骤。后来的形势发展充分证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的理解和支持是及时的，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使党初步解决了内部存在的问题，从而能够一心一意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任务。

1939年后，为了进一步深化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了解和沟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加强了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文章和著作的俄文翻译工作。1939年4月，《共产国际》杂志刊登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9月，俄文版的毛泽东《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被分送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书记处领导人。尔后，共产国际宣传部又将其译成各种文字分送各国代表团。到1940年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任务结束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正常的、相互信任的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方针政策的执行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条件。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存在了12年，其中10年时间处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这也正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最为活跃的时期。尽管由于身处国际环境中，还存在着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隔阂的问题，特别是王明等人的错误更是造成了一些不应该有的损失。但是，从总体上看，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抗日战争胜利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条重要的抗日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①《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85页。
②《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1932年10月8日)。
③《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信》(1932年11月2日)。
④以下内容引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关于满洲形势的报告》(1932年11月28日)。
⑤《对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委和全体党员的信〈关于满洲的形势和中央的任务〉的说明》(1933年7月14日)。
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30、134页。
⑦《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1935年6月3日)。
⑧《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10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页。
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季米托洛夫的信》(1935年10月29日)。
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吴玉章的信》(1935年11月16日)。
(11)《中国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草案)》(1936年3月5日)。
(12)《中国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草案)》(1936年3月5日)。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89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4页。
(15)《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70～371页。
(16)《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372页。
(17)《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