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转型期是否有段落，我赞成唐先生的“瓶颈”说法，就是从淤积阻塞到被冲破顺流而下这一过程就是转型期，而不同意一个转型接连下一个转型地连续不断。唐先生在这方面的论述似有自相矛盾之处，他提出自秦始皇以来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出现了“第一次大转型”，一直到鸦片战争才被迫做了有史以来的“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样一来，这个转型期岂不长达两千余年。但在同一页中他又说：第一次大转型从“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转了二三百年之久”，似乎转型又是有期限的。他对第二次转型，也设置了一定的期限，认为在正常情况下，“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福的了”，意思是“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但是唐先生的《晚清七十年》一书，专门写的是转型史，写到辛亥革命就戛然而止，显然又把辛亥革命视作另一转型的开端。辛亥革命结束二千多年封建专制体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局面，的确有其转型的价值，如此看来，转型期似乎应有段落。因此，耿先生的“160多年的历程”，是否在1949年亦可增划为另一转型期？

如果转型期历史脱离了通史和断代史的传统轨道，那么应该怎样写这段历史呢？转型期的历史往往比较纷杂，有的还是长期遭到漠视的。如10世纪至13世纪的中国，是辽、宋、西夏、金4个政权纵横交错，并不停地转，而且一转百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风情，无不发生变化，真是头绪杂乱，色彩缤纷，一般史家也多以其有难度而不愿过多地涉及，特别是对西夏史事，更少论述。然而，近读一位史学圈外的工程师张贵祥先生以10年之功，把这300年的转型史理得清清楚楚，写成近百万字的《大三国演记》[2]。作者的写法是以编年为经，以记事本末为纬，以事系人，传其生平，构成一幅立体的历史图卷，于事于人，各有论赞，并多有新见，令人一读即能把握这300年转型历史的全貌。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虽有些问题，尚可商榷，但他以转型史的眼光，俯瞰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70年的近代历史，沿着太平天国、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八国联军，一直到辛亥革命等诸重大事件为脉络，论述了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历史巨变，并把这种种巨变放到转型期历史的视野下来审视，就比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按几个高潮来论述，显得更为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挖掘得更深入些，开拓得更广阔些。另外，也有人有意无意地在转型期历史中选择某一专门领域的转型变化，来进行微观的研究和著述。如对明清间转型期中的文人结社问题的研究与编写，早的如史学家谢国桢先生所著《明清之际党社考》，把文人结社与明清之间政治转型等联系起来。近年有何宗美先生所著《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一书，比谢先生更明确地体现出人们的目光已在注重研讨历史转型期所发生的大大小小问题。何先生在该书的《绪论》中曾申说其研究思路：“将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置于易代之际特殊的历史时空和社会背景下加以观照和考察，力求同当时的政治变革、思想流变和文学发展等复杂因素联系起来，宏观地、多维地探讨他的兴衰变化和运作特点，并进而揭示文人结社对这一时期政治、思想、文学等方面产生的应有影响。”

作者虽然没有提出转型期历史这一概念，但他实际上把历史长河曲折转弯处隐没在水下的冰山探测了一角。他的导师陈洪教授特为此书所写的序言，便以《探测水下的冰山》为题，肯定其研究的价值。这种研究和编写对转型期历史的深入研究与编写有着启发和借鉴的意义。研究和编写转型期历史，的确为史学研究与编写开辟了一条新的通衢大道，它让史学研究与编写有可能摆脱已传承千百年的陈规，也来转转型，让史学家们更善于观察隐匿在历史长河下的奇观珍景，编写更多的转型史，以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内涵。

【参考文献】
[1]来新夏. 专论中国近代历史转型期的某些变化. 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1(5).
[2]张贵祥. 大三国演记.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