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整个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不论是“文以载道”，还是“义理明道”，抑或是“训诂明道”，开始倡导其学术观念者都是针对学术中存在的积弊有为而发，对丰富“道”的内涵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社会上追随风气而骛于功名的末流学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加重了各种学术思潮的偏颇，最后走向了反面，与开创学术思潮的初衷背道而驰，结果阻断了探索“道”的正确路径，反而造成“道”晦而不明。章学诚指出：“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于属文，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于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3]（《原学下》）由此可见，章学诚并非仅仅针对清代朴学“训诂明道”的局限和偏狭提出批评，而是全面考察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抨击历代学者各自尊崇辞章、考订、义理明“道”而分畛域，相互轩轾攻击的错误做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明“道”主张。他说：“所谓学者，果何物哉？学于道也。道混沌而难分，故须义理以析之；道恍惚而难凭，故须名数以质之；道隐晦而难宣，故须文辞以达之，三者不可有偏废也。义理必须探索，名数必须考订，文辞必须闲习，皆学也，皆求道之资，而非可执一端谓尽道也。君子学以致其道，亦从事于三者，皆无所忽而已矣。”[4]（《与朱少白论文》）这就说明，学者如果具有明确的意识和正确的方法，训诂名物制度可以充实“道”的内涵，著文阐发道理可以丰富“道”的形式，探究事物义理可以提高“道”的层次，三者交相为功，就会大大促进人们对“道”的探索进程，亦即对事物的真理和社会的规律的正确认识。

章学诚对“道”的阐述，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结合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历史的性质。他反对学者仅仅局限于通过《六经》明“道”的偏见，力倡“以史明道”的观念，对“道”的认识达到了古代史家最全面的程度，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史学功用的理论。

首先，章学诚超越了历代儒家仅仅从《六经》中求“道”的局限，考察《六经》以前“道”的存在方式。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固谆谆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3]（《原道上》）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是说“道”是随着事物的产生、发展而自然形成的，即如人类社会中仁义忠孝、礼乐刑政之“道”，也是随着人类的形成、繁衍以及社会分工的出现而逐步形成，表现出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随后，章学诚又探讨了“道”的含义：“《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于人，而理附于气。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3]（《原道上》）他在这里彻底揭开了历代儒家编织的所谓圣人之“道”的神秘面纱，把“道”看成是宇宙万事万物自身存在的东西，对其内涵作了唯物的解释。他认为“道”是“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承认“道”是物质背后起作用的内在规律或法则，世间的万事万物是“道”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解释已经非常接近了对真理的科学认识。既然“道”不能“形其形而名其名”，所以三代以前之人皆于一阴一阳之迹而见“道”，也就是在事物自然发展过程中求“道”。章学诚说：“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阴一阳之迹也。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非众可学也，求道必于一阴一阳之迹也。”[3]（《原道上》）由此可知，上古社会之“道”皆合于人伦日用，以明治教之极。“道”亦无定名，更不属于某家私器。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本不存在后世儒家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以贯之之“道”，更没有圣人以《六经》为后世垂法的事情。

其次，章学诚认为依据《六经》只能考察三代社会之“道”。春秋战国之际，学在官府地位被突破，开始出现私家治学局面。诸子百家为阐扬自己的学说，纷纷揭明治学宗旨，“道”始因人而定名。儒家为宣扬自己的学说，与诸子百家相抗衡，标榜自己继承了尧、舜以来的道统，而以《六经》作为载“道”之书。章学诚指出：“大道之隐也，不隐于庸愚，而隐于贤智之伦者纷纷有见也。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于范围，则一阴一阳入于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夫道因器而显，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3]（《原道中》）三代“道”寓于“器”，所以“道”不虚悬，而皆有实指。“道”乃天下之公器，而没有私为某家之“道”。后世“道”因人而名，人各私据，则“道”无定体，虚悬不实。章学诚说：“道亦公共之名，即人以名其道，亦始《春秋》。如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悦周公、仲尼之道。盖因有他道，而始别其名也。如曰许子之道，墨者以薄为其道。诚如韩子所谓道其所道是也。”[4]（《杂说》）因此，学者聚讼纷纭，为标榜自己知“道”，各逞其能，结果推求过深，反而把原本简单的问题搞得支离破碎，莫衷一是。章学诚认为：“君子学以致其道。道者，自然而已。见为卑者扩而高之，见为浅者凿而深之，见为小者恢而大之，皆不可为道也。”[4]（《礼教》）后世距离上古三代日远，要探究其社会发展进程及其法则，只能从历史事实中考究，而不能主观穿凿附会求“道”。他说：“学术当然，皆下学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达之道也。器拘于迹，而不能相通，惟道无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将以立乎其大也。”[4]（《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阐明正确的途径是即“器”以明“道”，而《六经》又是记载三代社会历史事实的史书，乃是载“道”之“器”，故明三代之“道”必由《六经》。章学诚指出：“夫《六艺》为文字之权舆，《论语》为圣言之荟粹，创新述故，未尝有所庸心，盖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圣作明述，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3]（《言公上》）既然孔子没有分居立言之功，那么试图通过阐发孔子微言大义以求“道”和通过训诂孔子言论以求“道”，都达不到对“道”的正确认识。

再次，章学诚突出强调根据后世社会历史发展探究历史演变之“道”。他认识到仅仅提倡以《六经》明“道”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因为《六经》既可为明“道”之资，亦可为晦“道”之具，这取决于学者对“道”的体认。章学诚说：“天下无全功，圣人无全用。……知体道者，诸家皆可存。《六经》、三史，学术之渊源也，吾见不善治者之瘴厉矣。”[3]（《说林》）所谓不善治《六经》、三史者，是指宋明理学末流“舍器而言道”与清代朴学末流“即器而忘道”两种情况。更主要的是，既然《六经》所包只是三代社会历史之“道”，那么欲明秦汉以后历史发展之“道”自然不能局限于《六经》。然而宋明理学家认为《六经》所载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社会有盛衰，可是天理却永恒不变。这种见解显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故而缺乏说服力。清代朴学家则只对上古三代历史感兴趣，而不关心后世社会历史发展法则。可见主张以《六经》明“道”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不能解释秦汉以下中国历史的进程。章学诚对这个问题具有明确认识：“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3]（《原道下》）这就清楚地说明，后世历史的发展以及所出现的新生事物，是《六经》无法包括的，显然不能从《六经》里去探讨，而只能根据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来说明。章学诚明确指出：“史家书志之原，本于《官礼》。……夫一朝制度，经纬天人，莫不具于载籍，守于官司。故建官制典，决非私意可以创造，历代必有沿革，厥初必有渊源，溯而上之，可见先王不得已而制作之心，初非勉强，所谓道之大源出于天也。”[4]（《礼教》）章学诚提出“以史明道”的主张，从根本上弥补了前人的缺陷，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他说：“经史者，古人所以求道之资，而非所以明其学也。经师传授，史学世家，亦必因其资之所习近，而勉其力之所能为，殚毕生之精力而成书，于道必有当矣。”[4]（《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由历代典章制度可以明“道”，而《六经》又是记录先王典章制度的史书，所以由史可以明“道”。章学诚自称：“小子不避狂简，妄谓史学不明，经师即伏、孔、贾、郑，只是得半之道。”[4]（《上朱中堂世叔》）因为经学如果没有史学作基础，很容易流入空洞虚无，陷入空言天人性命之理的误区；或者流为支离解经，陷入烦琐考据的误区。章学诚说：“向病诸子言道，率多破碎；儒者又尊道太过，不免推而远之。……无怪前人诋文史之儒不足与议于道矣。余仅能议文史耳，非知道者也；然议文史而自拒文史于道外，则文史亦不成其为文史矣。”[4]（《姑孰夏课甲编小引》）所以，他明确指出：“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也。”[3]（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可见章学诚提倡“以史明道”，只是对前人轻视史学的矫正，而不是效法心存门户之见的学者那样，试图以史学取代经学，认为舍史无以明“道”，走上前人排斥异己的循环怪圈。他明确指出：“古人之于经史，何尝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轻孰重哉？……《通义》所争，但求古人大体，初不知有经史门户之见也。”[4]（《上朱中堂世叔》）强调了史学与经学一样，都具有明“道”以经世致用的性质。这样史学就进一步摆脱了依附于经学的地位，真正达到了自觉程度，可以与经学并驾齐驱，真正实现了自司马迁以来历代史家追求史学“成一家之言”的目标，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四

 

综上所述，可见章学诚关于“以史明道”观念乃是要全面扭转“文以载道”、“义理明道”和“训诂明道”各标独得、互争门户的不良学术风气，主张全面揭示社会历史演变之“道”和学术文化发展之“道”。章学诚极力反对治学存在门户之见，认为“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3]（《浙东学术》）他在《文史通义》中撰《原道》三篇，时人不明宗旨，皆不以为然。邵晋涵描绘当时的情况说：“是篇初出，传稿京师，同人素爱章氏文者，皆不满意，谓蹈宋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取憎，与其平日为文不类，至有依书相规诫者。”[3]（《原道下》）章学诚自己解释说：“鄙著《原道》之作，盖为三家之分畛域设也。篇名为前人叠见之余，其所发明，实从古未凿之窦。”[4]（《与陈鉴亭论学》）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经师互诋，文人相轻；而性理诸儒，又有朱、陆之同异，从朱、从陆者之交攻；而言学问与文章者，又逐风气而不悟。庄生所谓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3]（《原道下》）另外又撰《原学》篇，专门批评因门户之见而造成“道”体支离难全。这篇文章的宗旨，正如章学诚所说：“《原学》之篇，即申《原道》未尽之意。”[4]（《与陈鉴亭论学》）同样表明反对治学各分畛域而相互攻击的风气。至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章学诚“以史明道”的要旨，一是主张在社会历史与学术文化发展演变过程之中考察“道”的内涵；二是主张在全面总结辞章、义理和训诂明“道”成就的基础上对“道”作出整体把握，全面考察其内涵，标志着中国古代学者明“道”观念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和最高成就。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3]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