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马骕撰作史书，对纪事本末体非常青睐，早期的《左传事纬》和晚年的《绎史》都是以纪事本末体为主的。但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左传事纬》还是一部继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后的纯粹的纪事本末体史书，而《绎史》则有了很大变化，它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同时又融合了各种史书体裁形式，可以说是一部综合各种体裁的新综合体史书。李清在为《绎史》作序时称该书“独胜古人者有四”，其中“体制之别创”，盖指此也。

对于《绎史》的体裁，前人有不少的误解。人们往往把它与罗泌的《路史》、胡宏的《皇王大纪》、邓元锡的《函史》并提。实际上，《路史》、《皇王大纪》是编年体著作，《函史》则仿郑樵《通志》而作，都与《绎史》的综合题材不同。此外，以上三部著作都有取材芜杂、且多荒诞的特点，与《绎史》“无征不信”占有资料的精神也是不一样的。

《绎史》在纂录资料时，可谓独出心裁。该书因事命篇，篇成本末，依时间顺序，次第相接，清楚地勾勒出自“开辟原始”至“秦亡”的先秦历史发展之大势。在表现不同的历史内容时，采用了不同的表现方式。它以纪事本末体为中心，如叙述“商汤灭夏”、“武王克殷”、“王子朝之乱”、“三桓弱鲁”等重大历史事件，是明显的纪事本末体。但又熔编年、纪传、典制、学案诸种体裁以及图表于一炉，大胆创新，在历史编纂学上有重大突破。

《绎史》第一部分为“太古部”，描述三代以上较为朦胧的历史情况，因这段历史，文献不足，难以以事命篇，马骕就采用了编年体的方式，撰写《开辟原始》、《皇王异说》、《太暤纪》、《炎帝纪》、《黄帝纪》一直到《有虞纪》，连缀这一漫长的历史时代，融编年体形式于纪事本末体之中。在描写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时，《绎史》往往采用纪传体的形式，如《屈原放流》、《宋子罕为政》、《子产相郑》、《晏子相齐》等，内容极似纪传体史籍中专传的规模，显然是将纪事本末与纪传体结合在了一起。对于先秦典制以及名物风俗，则采用了典制体的写法，如《周官之制》、《周礼之制》以及《外录》中所载《天官书》、《律吕通考》、《地理志》、《食货志》、《考工记》、《名物训诂》等，均将纪事本末体与典制体结合在一起。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学术繁荣，马骕在表述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情况时，则采用了学案体的形式，如《老子道教》、《孔子类记》、《孔门诸子言行》、《杨朱墨翟之言》、《子思孟子言行》、《列庄之学》、《鬼谷纵横之术》、《鶡冠子之言》、《荀子著书》、《韩非刑名之学》等，系统地介绍了这些学者的生平、学术思想及流派门户等情况，将明清时期新兴的学案体与纪事本末体揉为一体，突出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思想领域的辉煌成就。在更多的情况下，《绎史》采用的是综合的写法，如《孔子类记》中附载《孔子年谱》，《齐桓公霸业》中插入《管子著书》等，前者将谱牒融入学案体裁，后者则将学案融入纪事之中，在同一篇中融合诸种体例的做法也是前所未有的。此外，《绎史》还采用表（年表、古今人表）、谱（世系图、诗谱）、图（地理图、天象图、器物图）等各种形式丰富记述内容，图文并茂，表现力很强。最后，马骕还在某些篇章之后，发表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和见解，少则几百言，多则几千言，这在其它纪事本末体史书中也是不多见的。

《绎史》一书在历史编纂方面的创新是显而易见的。马骕不为史书体裁所拘泥，而以全面反映历史内容为目的，他融会贯通诸种史书体裁，大胆创新，用这种综合体裁表现历史，扩大了史书的容量。对此，《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史例六家，古无此式，与袁枢所撰均可谓卓然特创，自为一家之体者矣”。[6]（P444）梁启超也充分肯定《绎史》的体例独创，认为该书“稍具文化史的雏形，视魏晋以后史家专详政令者盖有间焉”。[7]（P340）马骕著《绎史》，继承袁枢纪事本末体的体式，又突破了袁枢旧体框架，自成一家之体，其体例的独创实际上代表了17世纪以后中国历史编纂的新的发展趋势。

 

（四）

 

马骕作《绎史》，并不仅仅是要展现先秦历史发展的整体面貌，更重要的是他要探寻治乱兴衰的原因，要研究“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总结历史经验。他在某些篇章之后所发表的议论，充分表达了他的史学思想。

其一，重变通，察民隐，考盛衰。马骕对夏、商、周三代的更替演变有深入的考察，他的很多认识值得充分注意。马骕认为，三皇之时，各项制度开始出现。五帝之世，“以公天下为心，非至德不足以治天下，非得至德之人，不敢授以天下”，是以德治国的时期。到了夏、商、周三代，尤其是三代之间的更替，即商汤灭夏、武王伐纣，是符合民心天意的历史活动。马骕认为：“圣人之兴，因乎时会，顺天应人，古今一揆。”[3]（P193）商汤代夏与武王伐纣一样，都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最初，商之逐步兴盛与夏之逐步衰落形成鲜明对比，民心所向，全归于汤，所谓“四海归心，民情既有攸系”。商汤之“伐暴以救民”，实际上是“因时会而变通”，自然而然的事情。同样，由于商王未能认真总结夏亡商兴的经验教训，结果重蹈了夏亡的历史覆辙，被后起的周所灭。对于殷周兴亡，马骕指出：“读《戡黎》、《微子》之篇，知殷之所以亡；读《泰誓》、《牧誓》之辞，知周之所以兴。”[3]（P317）在马骕看来，殷亡周兴的根本原因是周“世德日积，仁声日著，殷则恶德日增，虐政日闻。故殷之天下非周取之也，殷弃而周得之也”，“纣一日不亡，民一日不生，民不生，则天心弗忍，取残救民之责，武王又安所让哉”，“纣之无道，亿兆离心久矣”。殷商的灭亡，完全是咎由自取，是自坏长城。周代殷后，开始尚能兢兢业业，励精图治，但时间一长，逸乐之心又起。马骕在评论周宣王先兴后衰时曾提出一个论点：“从来国家之兴，必起于忧危；其衰也，常由于逸豫。人主之勤惕，多生于患难，而懈怠恒积于晏安。宣承厉王之乱，恐惧克励，所以兴也。迨其后，天下安宁，深宫晏起，宣王之志荒矣。于是不藉千亩，料民太原，立鲁侯不以适，杀杜伯而非其罪，所为如此，安得而不复衰？幽王继之，不数年而君弑国亡，周遂东迁，一迹不复起矣。”[3]（P837）很显然，马骕在三代兴衰治乱的认识上，承认“民心”的作用，承认更替易代的合理性，并指出王朝盛衰要从自身找原因，这些思想都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

其二，重视人才在历史中的作用，强调人事。先秦时期，诸侯争霸，得人与不得人在国家兴亡中非常关键。马骕在《绎史》中屡次论述这一问题，他认为，齐桓公能够称霸，得力于管仲的辅助，“桓公中主也，得管子而名彰”，“君子是以知管子之所以贤也，能辅君也；桓公之所以霸也，能用贤也”。[3]（P1149）在马骕看来，“国有贤人，社稷之卫也”。他在《宋子罕为政》中论述了宋国任用子罕为政前后的巨大变化，指出：“管子之秩，不参于高、国，而齐桓用之以霸；子罕之位，不加于华、向，而宋国赖之以安。故曰：国有贤人，社稷之卫也。”[3]（P1446）在评论子产相郑时，马骕罗列子产为政以后，作丘赋、铸刑鼎、杀不法权贵、兴农田水利，使郑国大治、百姓乐业的事迹，指出：“郑小国耳，居南北之冲，自庄、厉以来，晋、楚交躏其地，国之不亡幸矣。乃以五岁即位之简公，国家内乱，疆场外扰，悼、共方争，边吏日警，而不数年间，外患以平，内政以修，解甲息民，国家晏然称治焉，谓非子产之力乎？”并进一步指出：“子产为政，正郑国化弱为强之时也，而子产之贤，足以任之。”在郑国的历史发展中，子产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由此，马骕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国非有强弱也，得其人者昌，不得其人者亡。”[3]（P1553-1554）他充分肯定人才对国家兴衰、事业成败的巨大作用，重视历史发展中人事的力量，无疑是要给以充分肯定的。

其三，重视“时势”。马骕评论历史，能窥知“时势”之不同，并进而指出不同“时势”之下历史活动的不同。比如，同样是诸侯称霸，齐桓与晋文便有很大差异。齐桓称霸，以管仲为相，进行系列改革，国力强大，威慑诸侯，南方的楚国尚没有完全北上；而晋文称霸时，楚国方令中原，晋楚要相互角力。因此，“召陵之师以不战为武，城濮之战以克敌为威。时势不同，迟速异效，齐桓、晋文之事，所以并著于《春秋》”。[3]（P1274）时势不同，称霸方式便有差异，齐国以威，晋国以武，齐国不战而屈人之兵，晋国退避三舍后，仍然要诉诸武力。再如吴、越争霸，亦是时势在起作用，“吴越同域，世为仇敌，非吴有越，越将有吴，势使然也”。[3]（P2559）两国处于同一区域，都想强大自己，争霸在所难免。其它如对晏婴相齐、孔子游说等的分析，也都贯彻了重视“时势”的思想。

其四，朴素的唯物思想的因素。马骕作《绎史》，有朴素的唯物思想的因素。比如他在论述上古历史演变、人类起源时，就推翻了很多荒诞不经的观点。他认为，对于上古的各种说法，要小心对待，“百世以下，遭秦燔灭之余，而妄称上世之遗事，岂不亦迂诞哉”？他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指出：“然则盘古以上，谓无君乎？吾不得而知也。天皇以下之君，谓尽可指数乎？吾亦弗敢信也。”他还指出，对于先秦的文献记载，应首先相信《诗》、《书》、《六艺》之文，所谓“舍《诗》、《书》、《六艺》之文，而妄信诸子谶纬之杂说，未能悉三代之世及，而远求洪荒以上之氏号，斯好奇者之过也”。也就是说，《诗》、《书》、《六艺》中所记载的上古史事，应该看作是可信的历史，舍此而不用，专门追述洪荒以上之史迹，就不是作史者的态度了。马骕还认为，原始开辟，应注重人本身的出现以及君主的确立，他说：“乾坤定位，万汇繁滋，民生总总，气禀不一，意必有人焉，首出庶物以为之主者，由是君道立矣。”[3]（P7）他认为，世界上先有了人，然后为了管理社会而出现了君主。马骕的论述并不科学，但却是质朴的，没有荒诞的成分。另外，对于历史上传说黄帝、蚩尤诸人吞云吐雾、铜头铁臂等怪异迷信的说法，马骕也进行了驳斥。

总之，马骕史学思想中有很多值得注意的方面，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给以充分的揭示，以继承这份思想遗产。当然，马骕思想中也有不少糟粕的东西，诸如天人感应思想、忠君思想、封建等级意识等等，这些也是必须要注意的。

钱穆在评价马骕《绎史》一书在清代的影响时这样说：“后此汉学家所为主要工作，如校勘、辨伪、辑逸，宛斯此书均已发其大例。即后此汉学家目光所注，从事整理研讨，以成学名家者，宛斯此书，亦已囊括其十七八。极清儒成绩所至，最要者不过为古史作发明，则宛斯此书，岂不已牢笼范围，而为之大扬榷乎？后大名崔述东壁，为《古史考信录》，亦多有从宛斯所谓‘事同文异’、‘文同人异’处著眼者，则宛斯此书，影响有清一代经史考订之学，厥功至伟。”[8]（P172）《绎史》的价值由此可窥一斑。

 

 

参考文献：

[1]江藩.汉学师承记[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施闰章.灵璧县知县马公墓志铭[A].碑传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马骕.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2.

[4]朱东润.左传选前言[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5]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4.

[6]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8]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