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饱含忧患意识

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10]( pp.390)反映了孔子作《春秋》时的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成为中国古代史家的一种传统。 

这种忧患意识也深深影响着司马光，他深切地觉察着北宋逐渐滋生起来的政治和经济弊端，目睹着积贫积弱的国势，在即将开始撰写《资治通鉴》时，就将这种沉重的历史责任感流露于笔端：“夫道有失得，故政有治乱；德有高下，故功有大小；才有美恶，故世有兴衰。上自生民之初，下逮天地之末，有国家者，虽变化万端，不外是矣。三王之前见于《诗》、《书》、《春秋》，臣愚不敢复言。今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命曰《历年图》……。庶几观听不劳而闻见甚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知自古以来，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周书》曰：‘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今人有十金之产者，犹知爱之，况为天下富庶治安之主，以承祖宗光大完美之业，呜呼，可不戒哉！可不慎哉！”[11]（卷16）在《资治通鉴》中，我们不难发现司马光的这种关心时政，试图以史为鉴，救治北宋王朝积弊的忧患思想。 

关于历朝政治，《资治通鉴》突出治国之道，抒发以礼治国，防微杜渐的政治主张。例如卷十一，于叔孙通为汉高祖制礼之事后，写道： 

臣光曰：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 

深信只要礼义治，则余无不治，礼治可以维护王朝长治久安。 

又如，《资治通鉴》大力书写君相之职，子臣之责，于卷一百五十九，指责南朝梁武帝拒绝切中时弊的意见，写道： 

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终也，宜哉！夫人主听纳之失，在于丛脞；人臣献替之病，在于烦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万机之本，忠臣陈大体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劳而收功远，言至约而为益大也。观夫贺琛之谏亦未至于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护其所短，矜其所长；诘贪暴之主名，问劳费之条目，困以难对之状，责以必穷之辞。自以蔬食之俭为盛德，日昃之勤为至治，君道已备，无复可加，群臣箴规，举不足听。如此，则自馀切直之言过于琛者，谁敢进哉！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绝祀，为千古所闵笑，岂不哀哉！ 

认为君主不能从谏如流，不能闻过则喜，最终必会导致国破家亡，身死楼阁，贻笑千古。君明则臣直，否则忠臣也会由忠化佞，阳奉阴违，从此小人横行，覆国便不远矣。 

鉴于契丹、西夏屡屡犯边，北宋积贫积弱，将士屡战屡败，危机日益严重的现实，司马光尤其注重书写民族间的史事，如东晋、宋、齐、梁、陈和唐以后的梁、唐、晋、汉、周时期的民族冲突给予非常关注。如此而为，不外是为了给北宋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比如，记载汉与匈奴、唐与突厥的民族关系与冲突，对汉武帝能复“平城之辱”[4]（卷21《汉纪十三》），唐太宗能雪“帝突厥之耻”[4]（卷193《唐纪九》），记载翔实。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司马光首先肯定了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的同等地位，主张对其施以信义，双方互利，华夷两安；对于双方的战争采取慎重态度，并反对轻率用兵。例如，《资治通鉴》卷二十一，对于汉武帝使李广利对匈奴用兵一事，司马光就进行了严厉批判： 

武帝欲侯宠姬李氏，而使广利将兵伐宛，其意以为非有功不侯，不欲负高帝之约也。夫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焉。苟为不择贤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愈也。然则武帝有见于封国，无见于置将；谓之能守先帝之约，臣曰过矣。中尉王温舒坐为奸利，罪当族，自杀；时两弟及两婚家亦各自坐佗罪而族。光禄勋徐自为曰：“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时而五族乎！ 

汉武帝为了让自己的宠妃 李 夫人高兴，便让其兄李广利带兵伐宛，欲以军功封侯，如此轻率地任命将领，是将与其它少数民族的战争——这一与关系双方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的大事，视若儿戏，在司马光眼里，这无异于玩火自焚。 

司马光的这种民族观念，是有现实基础的，是基于他对北宋王朝与西夏等少数民族关系的认识。神宗时，西戎部将嵬名山取谅祚来降，神宗发兵迎之，司马光强烈反对，他说： 

名山之众未必能制谅祚。幸而胜之，灭一谅祚，生一谅祚，何利之有？若其不胜，必引众归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独失信于谅祚，又将失信于名山矣。若名山馀众尚多，还北不可，入南不受，穷无所归，必将突据边城以救其命。陛下独不见侯景之事乎？[12]（卷336《司马光传》） 

联系《资治通鉴》中对于相关事件的记载，可见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是以另一种形式，向北宋的统治者上疏、谏言，提供鉴古知今的统治经验，反映他忧国忧民的时代责任感。 

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在二百九十四卷、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中，战国秦汉六百二十二年，共六十八卷，约占全书的百分之二十三；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共一百零八卷，约占全书的百分之三十七；隋唐五代三百七十一年，共一百一十八卷，约占全书的百分之四十。[13](P. 265)体现出详近略古的撰述特点，详细地记载近世的治乱兴衰，更便于北宋的统治阶级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参修《资治通鉴》的范祖禹曾说：“然则今所宜鉴，莫近于唐。”[14]（卷36《唐鉴序》）就说明了这一道理。也说出了司马光感伤国运，以大量切近的史事来为北宋王朝提供政治借鉴的拳拳之心。 

 

 

参考文献： 

 [1] 苏天爵．元文类[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 罗振玉校录．天聪朝臣工奏议[M] 台北：文海出版社史料丛刊初编，1964． 

 [3] 司马光．传家集[C]．万有文库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27． 

 [4] 司马光．资治通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 荀子．荀子[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 

 [6] 刘知几．史通[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7] 江少虞．事实类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8] 毕沅．续资治通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9]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书法篇[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10] 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97． 

 [11] 司马光(吉书时点校)．稽古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12]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3] 陈光崇．资治通鉴述论[J]．载吴泽．中国史学史论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1980． 

 [14] 范祖禹．范太史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C].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