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马骕编撰的《绎史》一书，裒集著述旧文，广征博引，熔裁成篇，纂录从“开辟”到“秦亡”之间的史事，排比先后，附以论断，不仅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而且反映了马骕丰富的史学思想，颇有探讨之必要。

（一） 

马骕（1621—1673），字宛斯，一字骢御，山东邹平人。“少孤，事母以孝闻。颖敏强记，于书无不精研”。[1]（P23）顺治十六年（1658年）中进士，谒选居京师，举为顺天乡试同考官。除淮安府推官。不久因推官设置裁撤，补派为安徽灵壁县知县。马骕为官，“有善政”，时称“廉能”。在淮安府任上，仅三个月就平反冤狱数起。任灵壁知县时，注重民情隐忧，每遇灾荒，辄减免赋税，革除弊政，安辑流民，“岁省民力无算，流亡复业者数千家”。[2]康熙十二年（1673年），因积劳成疾，卒于灵壁知县任上。马骕为官多年，迄无长物。灵壁士民皆感念其恩德，痛哭流涕，于“名宦祠”立位奉祀。

马骕不仅是良吏，更是良史。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成就，远远超过他的政绩。他为后世之人所知，也是因为他在学术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马骕酷爱学术，“少习六艺之文，长诵百家之说”，[3]（征言）做官之余，手不释卷，博雅嗜古，尤其潜心上古历史的研究，先后撰成《左传事纬》20卷、《绎史》160卷，并辑成《十三代玮书》一部，现仅存目次。由于马骕研究历史主要集中在夏、商、周三代，且又取得了重大成就，故时人有“马三代”之誉。

马骕流传至今的两部重要史著《左传事纬》和《绎史》，在撰作上有一定的联系。马氏一生，博涉群籍，但他最喜欢《左传》，自称于《春秋左传》“笃嗜成癖”。他穷思精研，融会贯通，将《左传》的编年体裁改编为纪事本末体，成《左传事纬》。该书20卷，包括《事纬》12卷，分编108篇；附录8卷，即杜预、孔颖达序论及马骕所作《左丘明小传》1卷，《辨例》3卷，《图表》、《览左随笔》、《名氏谱》、《左传字释》各1卷。马骕从《左传》流水帐式的历史记载中选取108个篇目，以时间先后为序，按事类立目，重新剪裁排比，每事首尾完具，如“郑叔段之乱”、“齐桓霸业”、“宋襄图霸”、“晋文建霸”、“晋楚鄢陵之战”、“郑子产相国”等等，使人们对春秋时期众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由于该书分类得当，条理清晰，图表亦考证精详，故在当时就得到同道“欣赏”。[3]（征言）《四库全书总目》在著录该书时亦称其为“专门之学”。今人朱东润在编写《左传选》时，指出《左传选》“在选材的时候，基本上依靠马骕的《左传事纬》，这是一部在研究《左传》时，不可不读的著作”。[4]

《左传事纬》的编撰成功，不仅为马骕积累了编撰经验，而且鼓舞马骕在上古史研究上继续前进。他在编撰《左传事纬》的基础上，“推而广之，取三代以来诸书，汇集周、秦以上事，撰为《绎史》”。和《左传事纬》相比，《绎史》显然扩大了取材范围和记事范围，从更加宏阔的层面上对秦以前的历史进行较为全面的审视。

《绎史》一书，为马骕一生最得意之作。全书分五大部分160卷：一曰太古，记三皇、五帝等传说之事，10卷；二曰三代，记夏、商、周三代之事，20卷；三曰春秋，记鲁十二公之事，70卷；四曰战国，记春秋以后以至秦亡之事，50卷；五曰外录，记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10卷。该书取材宏富，先唐典籍大致收罗齐备，唐、宋类书中所引已遗佚的古书材料，也适当采择。在体裁上，除继续吸取《左传事纬》纪事本末体的体裁形式之外，还融合了其它各种体裁，颇有创新。诚如本书《征言》所云：“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瞭然具焉。”《绎史》在马骕生前就有刊刻，顾炎武看到此书，认为是“必传之作”。时人还将马骕的《绎史》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李清的《南北史合注》合称清初“三大奇书”。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皇帝南巡到苏州，特别垂问《绎史》之事，命大学士张玉书搜集马骕所撰史籍，令人至马氏本籍邹平，以二百两白金买下他所有著作的雕版，运抵京师，由内府收藏。

（二） 

马骕曾说：“原夫载籍浩博，贵约束以刈其烦；群言异同，宜胪陈以观其备。” [3]（征言）这是《绎史》选取资料的总原则。从形式上看，《绎史》带有极浓的资料汇编的意味，很容易让人们看成是一部先秦史的资料集成。实际上，该书在编排资料时，是遵循一定原则来进行的。在资料选取、甄别、整理上有鲜明的特点和可供后人借鉴的经验。

其一，广搜博采，援据浩博。马骕作《绎史》，本着博取详稽的精神，对典籍中有关先秦之记述，竭泽而渔，搜括无遗，汇为一编。除了士子常习的《四书》之外，“经、传、子、史，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3]（征言）只《绎史·征言》中开列的引用书籍就达200余种，如果将注引书目也统算在内的话，竟多达300余种，资料丰富详备堪称先秦诸史之冠。马骕引书，范围至广，除经、史之外，子、集、传、笺、注以至类书、纬书等等，无不涉猎。李清在为《绎史》作序时，形容该书搜罗之富云：“控六籍，吞百家，驾九流，跨四部。……惟是秦焚楚火，言湮事轶之后，而能从百世以下，摘抉搜猕，使芒芒坠绪，粲然复著于斯世，与未烧无异，乃见马侯之有造于斯文不细耳。”可见，马骕对上古资料的采择，以博为胜。对点滴可用资料，都要搜集，使先秦时期很多湮没之事，粲然复彰。这是《绎史》成功编撰的基础，也是该书受人推重的原因之一。

其二，对不同的史料采用不同的取舍标准。马骕著《绎史》，广收资料，但不是滥收。对于不同的资料，马骕有不同的取舍标准。他把史料分成八类，认真鉴别，区别使用。

1、“经、传、子、史，文献攸存者”。如《十三经》、《国语》、《战国策》、《老子》、《庄子》、《文子》、《荀子》、《韩非子》、《墨子》、《吕氏春秋》、《孙武子》、《司马法》、《楚辞》、《文选》等等。这类文献全书具在，流传比较完整，又比较可靠，“或取其事，或取其文，或全录，或节抄”，使用率最高。

2、“传疑而文极高古者，亦复弗遗”。如《神农本草》、《黄帝素问》、《阴符经》、《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竹书纪年》、《越绝书》等等。这类文献，“皆未必果出当年，要亦先秦遗书”，故也要利用。

3、“真赝杂错者，取其强半”。如《鬼谷子》、《尉缭子》、《孔子家语》、《孔丛子》等等。这类文献，“或原有其书而后世增加，或其书脱遗而后人补窜”，真假参半，需要认真鉴别，小心使用。

4、“附托全伪者，仅存要略”。如《三坟》、《六韬》、《亢仓子》、《关尹子》、《子华子》、《于陵子》等等。这类文献，“皆近代之人依名附托，凿空立言，浅肤不伦”，可信度较小，故只存其一二。

5、“汉、魏以还，称述古事，兼为采缀，以观异同”。如《史记》、《汉书》、《后汉书》、《白虎通》、《风俗通》、《淮南子》、《新书》、《新语》、《说苑》、《春秋繁露》、《论衡》、《新论》、《潜夫论》、《颜氏家训》、《华阳国志》、《拾遗记》、《搜神记》、《博物志》、《法言》、《盐铁论》、《焦氏易林》、《抱朴子》、《文心雕龙》、《高士传》、《列仙传》、《方言》、《释名》等等。这类文献，“去古未远”，虽为后人追述，但仍然保存了多少不等的有关先秦历史的信息，故而“采取详略不同”。

6、“全书阙轶，其名仅见”。如《黄帝内传》、《轩辕本纪》、《太公金匮》、《公孙尼子》、《尸子》、《鲁连子》、《燕丹子》、《金楼子》、《丧服要记》等等。这类文献，或真或伪，有佚有残，对于其中能加以利用者，亦谨慎使用。

7、谶纬之书，亦加搜罗。如《易》之《乾凿度》、《稽览图》、《通卦验》，《诗》之《含神雾》、《推灾度》，《书》之《璇玑钤》、《考灵曜》，《春秋》之《元命苞》、《演孔图》，《礼》之《含文嘉》、《稽命征》，《乐》之《动声仪》、《稽耀嘉》，《孝经》之《援神契》等等。这类文献，“立名诡异，而托诸孔子，起自汉哀、平之际，皆附会也”，但其中也决非一无可取。马骕审慎采择，以补文献不足。

8、“笺、注之言，类萃之帙，虽非全璧，聊窥一斑”。如《十三经注疏》、《史记索隐》、《史记正义》、《汉书注》、《后汉书注》、《三国志注》、《水经注》、《世说新语注》等等。这类笺、注之文，保存有很多远古传说资料，“旁证尚论，存古最多”。而《通典》、《初学记》、《艺文类聚》、《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献通考》、《通志》、《玉海》等等“类萃之帙”，“其引用古书名目，今多未见，或联载数语，或单存片言”，都在采择之列。

由于马骕能根据资料的不同情况进行合理的取舍，故《绎史》一书，不仅取材宏富，而且运用资料恰当，体现出既“约”又“备”的特点。“约”表明作者对各类史料的价值有清楚的认识，决不不分轻重地滥收；“备”表明作者视野宏阔，决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资料。

其三，疑则传疑，考订鉴别。《绎史》汇集诸家记载，加以精心排纂以成书，然诸家所记，“或事同文异，或文同人异”，在内容上有出入。遇到这种情况，马骕就将诸家记载胪列并陈，“互见叠出，不敢偏废，所谓疑则传疑，广见闻也”。[3]（征言）甚至诸书用字不同，马氏抄录时也都依原样，不作改动。如同是记载周人杀苌弘，《左传》、《史记》、《韩非子》、《说苑》、《淮南子》、《拾遗记》等文献的说法均不相同，马骕云：“诸言杀苌弘不同，并载之，以备考。”[3]（P1819）《绎史》这样处理史料，不仅做到了疑则传疑，而且给后人以考证的余地。

疑则传疑不失为忠实传述历史的好方法，但在《绎史》中，马骕并非事事处处都疑则传疑，对于自己能够进行考订的资料，均进行了考订鉴别。其形式有：1、指出诸种文献记载的歧异。如“雍廪”一词，《左传》与《史记》记载不同，马骕指出：“《左传》以雍廪为人名，此（《史记》）以雍廪（林）为地名。”[3]（P1002） 2、对各种文献的记载进行比较，指出正确的或错谬的一种。如关于齐国的世系，马骕在比较了《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史记》等的记载之后，指出：“《史》叙诸公明晰。”[3]（P1182） 3、指出文献记载的谬误。如《新序》记载楚国的司马子反与昭奚恤共同接待秦使，马骕考订云：“子反、昭奚恤，前后异时人也，此篇所载，不可据以为信。”[3]（P2288） 4、对各种文献记载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如先秦诸子记述尧、舜之间问答之语，马骕云：“诸子记尧、舜问答之言，未足据信。”[3]（P110）又如《高士传》、《古史考》等典籍记述许由之事，马骕云：“尧让（许）由辞，其人其事，俱在有无之间。”[3]（P98） 5、考订各种文献的讹、误、衍、倒等文字错误。如《礼记》云：“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会。”马骕考订云：“桓，宣之误。”[3]（P2577）又如《韩非子》云：“《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马骕指出：“菽当为草。”[3]（P2605）凡此种种，通过马骕的考订，不但增加了《绎史》的可靠性，而且为人们利用这些文献起了指示作用。另外，马骕还时常在所征引的文献之后针对征引文献的叙事、文笔、思想等发表极为简短的议论，也颇能帮助我们了解原著的优劣。

马骕在《绎史》中间作考证的做法，对其后纪事本末体史著影响很大，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都专立“考异”等项目，有明显的考史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