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自号深宁居士，学者称厚斋先生。浙江宁波人。官至礼部尚书。在南宋疑古之风的熏染下，王应麟兼采众家，广征博引，遍考四部，在文献学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困学纪闻》作为王应麟晚年的“碎金所萃”，一直以来，学术界以书中精湛的考据成果认定了该书在我国古文献学史上的卓越地位，然而，该书并不仅仅为考据而考据，且能寓论于考，表达出丰富的历史见识。正如清人张嘉禄所言：“深宁学问岂尽心于文字，盖将以明道也，《困学纪闻》一书于 君子小人消长之几，人心风俗维系之故，言之最切。”[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于王应麟的学术思想进行过一些探讨，有一定的创获。最早有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2］，从分析王应麟的家学、师承和交友入手，指出王应麟治学兼取诸家，不名一师，不主一说，其理学概貌是“兼绍朱陆”而偏于陆，并“旁逮永嘉”。这是立足于王应麟的理学思想做出的论述，对于我们准确把握王应麟的学术思想具有指导意义。稍后，王文华《王应麟及其〈困学纪闻〉》［3］一文，注意到了王应麟在修史方面的一些见解以及《困学纪闻》一书所反映的民族气节。九十年代初，吴怀祺在《宋代史学思想史》［4］一书中谈到王应麟在人事和天命、义理和节义，以及见盛观衰等方面的认识，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王应麟的史学思想也具有启发意义。在此，本人不揣浅陋，拟结合南宋的社会政治背景，并联系时代的学术思潮，对王应麟的历史思想进行一番挖掘，以求教于方家，借此也进一步昭示社会现实与史学之间的关系。 

一、人事、天命与历史变动 

在我国古代社会，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和史学家，都曾对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做出过探索。一些人将天命视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进而将人事视为天命的附庸，强调王朝的治乱兴衰、社会人事的变动，都是在天命的安排下进行的；一些人认为人事在社会的发展中起关键性作用，王朝的兴衰、社会的治乱主要取决于人的主观活动，与天命没有任何关系；还有一些人则徘徊在二者之间，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和二重性，既相信天命，言灾异之说，又看到了人事的力量，强调“尽人事以回天运，而天在我矣”，[5]王应麟的思想就属于第三种类型，这种历史观上的矛盾性在《困学纪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方面，王应麟强调社会发展中人事的作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表现出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他说：“《易》于《蛊》，终则有始；于《剥》，消息盈虚；于《复》，反复其道；皆曰天行也。然则无与人事欤？曰：圣人以天自处，扶阳抑阴，尽人事以回天运，而天在我矣。” [6]又说：“气、志有交胜之理，治、乱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言命。多福自我求，哲命自我贻，故圣贤可以言天。天者，理而已。”[7]在王应麟看来，所谓的“天”，就是“理”，就是一定的法则，这种法则规定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决定着王朝的兴衰治乱。在这种法则面前，人不是无能为力的，只要尽人事，就可以“扶阳抑阴”，“以回天运”。人君、宰相，只要求理、顺理，顺应这个法则，就可以使衰乱转变为治安。因此，人君不可以不尽人事而将国家的衰乱简单地归咎于命运。至于这个法则具体是什么，王应麟说：“式和民则，顺帝之则，有物有则，动作、礼义、威仪之则，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圣贤传心之学，唯一‘则’字。”[8]这里的“则”讲的是天理的外化，也即封建的伦理道德，封建的三纲五常。王应麟能够看到历史发展是在一定法则的作用下进行的，和前代的神意史观相比，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王应麟最终将这种客观的法则归纳为封建的纲常名分，则又表现出他最终没能突破一个封建理学家思想的桎梏，在历史观上具有不彻底性。 

由此出发，王应麟强调统治者只要以“理”为基础，勤于人事，勤于治国，就能掌握“天命”，使统治稳固下来。他说：

《孟子》曰：“天下可运于掌。”又曰：“以齐王由反手也。”岂儒者之空言哉？自唐肃宗之后，纪纲不立，叛兵逐帅，叛将胁君，习以为常，汲于五季。君如逆旅，民坠涂炭。我艺祖受天明命，澡宇宙而新之。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仪。发于圣训，著于令甲。至若饿狼馁虎，肉视吾民而咀啖之。艺祖用儒臣为郡守，以收节度之权；选文臣为县令，以去镇将之贪。一诏令之下，而四海之内改视易听。运掌反手之言，于是验矣。[9] 

可见，宋朝建立之后，国家重整纲纪，宋太 祖善用 君王南面御臣之术，用文臣、收兵权，加强中央专制集权，由此四海之内咸听命于 君主的号令，国家处于一个统一稳固的状态中，从而结束了唐末五代的大乱局面。王应麟总结宋初的历史经验，对尽人事在国家治乱兴衰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证，认为统治者只要勤于治国、善于治国，就能使天下之事处于运掌反手之中。 

所以，王应麟强调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反对将国家的盛衰归之于“天命”。例如，他引用刘知几的话来反对司马迁言天命的观点：“太史公曰：‘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史通》曰：‘论成败者，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10]又如，根据历史记载，“周宣王三十年，有兔舞于镐京，而赫赫宗周，有寝微之象矣。幽二年，三川竭，岐山崩，而陵谷易处，有将亡之形矣”，王应麟对此评曰：“匪降自天，职竞由人。致此者人也，岂天所为哉？”国家的衰亡，实在是人为的原因，怎能说是上天的安排呢？亡国不决定于上天，创业治国，也不是由上天所决定的，决定创业建国的还是人的努力。所以王应麟又说：“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天人一也，不愧则不畏。”[11]只要按照封建的伦理道德来行事，天人相通，万事便会顺其自然，国家便会治理有序，即使发生了天灾人祸，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以此为基础，王应麟着重提出三点： 

第一，亲贤臣，远小人。王应麟认为“勿以憸人，立政之戒也”，故极力强调人主应该用贤摒佞，并发出“君子去留，国之存亡系焉”[12]的呼声，要求人君用人一定要慎之又慎。 

王应麟强调人主用贤，尤应慎择宰相。与王应麟同朝的司马光曾 强调人君的才德对于世之治乱安危的意义，而王应麟除了注重人君应以仁德治国外，还着重从宰臣的德才讨论历史的兴衰，他说：

建炎，李纲去而潜善、伯彦相。绍兴，赵鼎、张浚去而桧相。桧死，其党迭为相。隆兴至淳熙，万几独运而大臣充位。庆元后，政在侂胄。嘉定后，政在弥远。端平讫景定，更一相则曰更化，然奸臣弄权之日常多。阳淑消而阴慝长，危亡之证，所由来渐矣。阴凝冰坚，极于似道。邵子谓“祸在夕阳亭一语”，遂与西晋同辙，哀哉！[13] 

南宋衰亡的历史清楚地表明，正是奸相黄潜善、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以及贾似道把持朝政，才酿成国势不可收拾的惨局。王应麟说，南宋“遂与西晋同辙，哀哉” ！这是切肤的亡国之痛。王应麟进而分析了与此相关的两个问题：其一，宰辅之间一定要“和”，王应麟以元祐、元符、绍兴三段时间的历史说明宰执大臣不和，会为“小人所乘”。“无私无朋，所以和也”，宰执唯有无私不结朋党，才可“和”。其二，台谏的作用。南宋袁枢认为台谏作用有限，“威权在下则主势弱，故大臣逐台谏以蔽人主之聪明；威权在上，则主势强，故大臣结台谏以遏天下之公议”，王应麟不赞成这种意见，认为台谏要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台谏应是正直的“端士”，“是以天子之耳目，勿用憸人”。[14] 

第二，纳谏杜谗，广开言路。王应麟认为臣下是否不畏逆鳞，直言极谏，君主能否虚怀纳谏，从谏如流，这是关系到国家政权兴衰存亡的大事，统治者不可不重视。“齐威王封即墨大夫，燕取齐七十余城。唯莒、即墨不下。田单以即墨破燕。齐王建将入秦，即墨大夫入见，画临晋、武关之策，建不听而亡。吁，何即墨之多君子也！建能听即墨大夫之谋，则齐可以胜秦矣。”[15]由此，他发出“人君常闻危亡之言，则可保其安存矣”[16]的慨叹。此外，王应麟对饰非拒谏、杖杀谏臣的君主也给予了猛烈的抨击，他说：“杀诤臣者必亡。”[17] 

第三，重民。强调“民心”决定历史兴亡，是王应麟历史思想中的又一重要内容。王应麟继承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8]的民本思想，重视民众的力量。他说：

民心之得失，此兴亡之大几也。林少颖云：“民之思汉，则王莽不能胁之使忘；民之忘汉，则先主不能强之使思。”唐与政云：“民心思汉，王郎假之而有馀；民心去汉，孔明扶之而不足。”[19] 

他将西汉灭亡，光武中兴，蜀汉鼎祚丧失，都归之于“民心”，认为民心的向背直接决定着封建政权的兴亡，重民、爱民者，则国运长祚；损民、虐民者，必丧天下。王应麟进而指出，百姓应该忠于 君主，而君主也应该忠于百姓，具体来说，“以利及民”[20]就是君主对百姓的忠。王应麟还发挥了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以秦亡的历史相告诫，说明匹夫小民之所以操存亡之权的道理，倡言君主应该“敬民”、“畏民”[21]。

另一方面，在王应麟的历史思想中，又存在着天命观的影子，反映着他终究不能完全摆脱神学唯心主义束缚的一面。 

王应麟重视人事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但并没有彻底否定 “天道”在支配历史盛衰中的作用。对于历史上的一些偶然性联系，王应麟往往将之解释为“天道”的作用。例如，关于秦朝的灭亡，根本原因是秦朝的暴政，而王应麟以为：“秦昭王五十一年灭周，是岁汉高祖生于丰沛。天道之倚伏，可畏哉！”[22]秦昭王灭周与是岁汉高祖生于丰沛，本是两件互不相关的事情，而王应麟却认为这是“天道”的安排，使日后灭秦的汉高祖出生于此时，在秦朝开始兴盛时，就为其埋伏下衰败的种子，所以秦朝的灭亡是注定的。从而将秦朝的败亡简单地归因于“天道”的支配。由此可见，对于历史的变动，王应麟虽然认识到了“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几”[23]，但是他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正是这种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进退”、“存亡”相互作用、相互斗争的结果。因此，在王应麟那里，事物发展所表现出来的“进退”、“存亡”，就成了一种先验性的“倚伏”，王应麟最终将其归结于“天道”的作用。 

王应麟的这种认识在总结历代的兴衰时也有反映，例如，他说，“发汉陵者，樊崇、董卓也。发唐陵者，温韬也。恶复诛臻，天道昭昭矣”；“秦之破楚也，王翦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楚之灭秦也，陈涉起于蕲大泽中。同此地也，出尔反尔，天道昭昭矣”[24]；“五阳之盛而一阴生，是以圣人谨于微。齐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陈完奔齐，亡齐者已至矣。汉宣帝甘露三年，匈奴来朝，而 王政君已在太子宫。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而武氏已生于前二年”[25]。王应麟认为，如此善恶必报，完全是上天的意志，并说：“人曷尝能胜天哉？天定有迟速而。”[26]因此，对于南宋的兴衰，王应麟同样归结于“天道”的“倚伏”，他说：“我艺祖受命之二年，女真来贡，而宣和之祸乃作于女真。”[27]可见，“天道”是王应麟对于社会发展、历史变动的最高归纳，从而对这种不由人事所决定的历史变动，流露出一种无奈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