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古文经学家刘歆创立的以五行相生之序来解说历史变易和王朝更替的新五德终始说，显然也是与自邹衍以来人们古史观念的不断变化特别是董仲舒历史思想的影响分不开。首先，董仲舒的“三统”历史变易说对于刘歆新五德终始说的创立有着直接的影响。如“三统”说将古史上溯至五帝、三皇时期，[14]这一古史期与刘歆的《世经》几乎是一致的；“三统”说所宣扬的三统、三正及三道的循环变易，都不含有相胜相反之义，这与五行相生之新五德终始说有相通之处；“三统”说没有以十月为岁首的秦朝为一统所肇端的摒秦思想，对于新五德终始说宣扬的彻底的摒秦论无疑是有着重要影响的。其次，如果撇开历史运次而论五行相生，刘歆以前最早对此作出系统阐述的当属董仲舒（见《春秋繁露》）。董仲舒虽然尚未将五行相生说运用到古史的解说中去，但对刘歆构建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无疑是有重要思想启迪作用的。概言之，董仲舒历史变易思想对于刘歆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一种思想启迪作用，一方面则为其历史变易学说的构建提供了具体素材。

东汉末年，公羊巨子何休又提出了一套别开生面的“三世”学说，用以描述历史发展的过程。“三世”说的主旨思想是认为历史的发展必然经历“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时期，从而肯定历史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衰乱到太平、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体现了身处东汉衰世时代的思想家何休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所充满的一种自信。从理论渊源而言，何休的“三世”说其实也是对公羊先师董仲舒“三统”说的一种系统改造和重要发展。作为汉代公羊家的一种历史发展理论，“三世”说实肇端于董仲舒，只是董仲舒在论述其“三世”说（即其“三等”说）时，是将它视作为其“三统”说的一种别传。按照董仲舒的“三世”说，《春秋》十二世被划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三等；而何以要作如此划分，旨在体现尊新王大义，因而隐含了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何休正是在此思想基础上赋予了“三世”说以全新的内容，从而将《春秋》三世论提升为一种对人类历史发展总趋势的描述。

由上所述可知，汉代时期是一个历史变易思想多姿多彩、历史变易理论不断涌现的时代，一方面先秦《易传》的变易思想、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继续对汉代史学家、思想家有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又先后出现了董仲舒的“三统”说、刘歆的新五德终始说和何休的“三世”说。然就董仲舒“三统”说对于汉代历史变易观的影响来说，它不但启发了史学家司马迁等人去“通古今之变”，而且也对刘歆新五德终始说和何休“三世”说的构建有着直接的影响。

 

三

 

 “大一统”作为一种历史观和政治观，也是自春秋战国以来思想家们所着力阐发的一种思想。如儒家孟子的“定于一”思想，墨家的“尚同”思想等等，都是对这种“大一统”理论所作的具体阐述。西汉景帝时期著于竹帛的公羊学派的重要经典《公羊传》，则别开生面地从《春秋》“王正月”推论出“大一统”之义，从而最早从形上层面上对这一思想作了解说。到了西汉武帝时期，随着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形成和巩固，时代要求思想家们对于“大一统”之义作出系统的阐发和论证。董仲舒适应时代政治需要，不但通过构建天人感应学说，从天人合一、天人一系的高度论证了大一统的合理性；而且作为公羊大师，他还以《公羊传》为理论依据，对“大一统”之义从形上和形下两个方面作了系统论证和重要发挥。

董仲舒对“大一统”形上之义的阐发，显然是承继了《公羊传》的思维方式，其切入点也是由“王正月”到“大一统”，但在对其内涵的理解上，二者有着较大的出入。《公羊传》所谓“王正月”，是指天下承奉周正（周历），一统于周天子；而董仲舒则认为天下一统于受命新王，且新王必须改正朔、易服色，以对天命进行报答，由此新王又必须一统于天。同时，董仲舒还对《公羊传》首言“元年”作了追究，认为“元”是一种先于天地、先于万物的本体，因此是天地万物之“始”；这个作为万物源头的“始”之所以称作“元”，是因为它不同于具体的“一”，是一种“大一”，所谓“元者辞之所谓大也”。[15]因此，“王正月”所体现的天下一统于新王、新王一统于天，追根溯源还必须要天一统于元。于是乎，“元”也就成了董仲舒“大一统”论的形上根源。如果说董仲舒推究“大一统”形上之义的目的在于立“元”正始的话，那么他阐发“大一统”形下之义的目的则是宣扬王者一统。为了建立起王者一统的政治历史统治秩序，董仲舒在政治上鼓吹尊王，而其尊王论的具体内涵则是神化君权和立王正始；在思想上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民族关系上强调夷夏之辨和以夏化夷。正是由于有了董仲舒的系统阐述，从而使大一统理论因此而成为汉代公羊家的一种重要理论。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对于汉代史学家、思想家有着重要影响。

史学家司马迁曾从董仲舒问《春秋》公羊学，故而他对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家的大一统理论有着极深的领会。与思想家董仲舒关于“大一统”之义所作的义理阐发不同，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则主要是通过一种史实叙述来表达自己的大一统思想，《史记》从编撰体例到记述内容，无不内蕴了大一统的思想。如《十二本纪》的撰述，司马迁取年的周期数即所谓历数与自黄帝以来的帝王之数相配，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说明人事运行与天道运行的一致性，体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另一方面以人间君王与统御万物的天相对应，旨在说明君王也应像天一样拥有统御人间的权力，体现了一种王者一统的思想。又如《三十世家》的撰述，司马迁视“三十世家”为君王的“辐拂股肱之臣”、环绕北辰的星宿，认为无论众星如何运行、车辐如何旋转，北斗星和车毂的轴心位置是永远不变的；同样，无论人间世道如何变化，君王至尊的地位也是永远不会变化的，从而体现了一种王者独尊的思想。《史记》还用大量的篇幅对黄帝以来的大一统政治作了热情颂扬，如司马迁对秦政多有批评，却充分肯定秦的统一是“世异变，成功大”；司马迁盛赞汉皇朝大一统功业，《平准书》对文景太平盛世时期经济繁荣局面作了满怀激情的颂扬，《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则对汉武帝为加强大一统局面而消除封国势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继承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同时，却也提出了一些与董仲舒大一统之义不尽相同的思想。如在民族观上，如果说董仲舒重视夷夏之别的话，那么司马迁则“不斤斤于夷夏之别”[16]，他更重视强调夷夏一统。也可以说董仲舒的夷夏观重于“别”，而司马迁的夷夏观则重于“统”。学术思想上，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司马迁则提出“阙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17]其学术思想大一统的路径与董仲舒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东汉史家班固基于对西汉大一统皇朝历史的充分认识，而断汉为史作《汉书》，以此凸现西汉大一统政权的历史地位。《汉书》的大一统思想是很丰富的，它不但对西汉一代大一统盛世作了热情讴歌，而且还重视将西汉历史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过程来加以把握，体现了其民族一统的历史意识。班固的民族一统思想，就其理论渊源而言，主要是承继董仲舒的夷夏观，但二者具体内涵却不尽相同。班固一方面接受了董仲舒的以夏化夷观，《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积极宣扬了“招携以礼，怀远以德”的德化思想；另一方面，班固出于对蛮夷民族的偏见，视他们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之人，故而又主张对蛮夷实行羁靡之策。[18]

东汉末年，随着宦官、外戚轮流专权，由此导致皇权的极度衰弱，大一统政治出现了严重危机。在这种特定历史背景下，作为东汉公羊巨子，何休出于挽救东汉大一统政治局面的需要，而继承了汉代公羊学派重视阐发大一统思想的传统，并沿袭了公羊先师董仲舒的理论路径，从形上、形下两个方面对大一统思想作了系统阐述。首先，何休着重对汉代公羊家的“五始”说作了系统阐述。“五始”说是汉代公羊家关于《春秋》经文首句“元年，春，王正月”的解释，他们认为“元年”、“春”、“王”、“正月”外加“公即位”（因鲁隐公意在摄政，思虑以后还要归政于桓公，故经文首句“元年春王正月”之后省去了“公即位”这一书法定式）这五要素都体现了“始”之义，故而共成“五始”。“五始”说不见于《公羊传》，公羊先师董仲舒虽未提出“五始”之名，却已对其内涵作了初步论述，只是形上色彩还不够彰显。何休在公羊先师的论说基础上，将“五始”概括为“元年”为天地之始，“春”为四时之始，“王”为受命之始，“正月”为政教之始，“公即位”为一国之始。[19]“五始”各为一统，“元”统“春”、“春”统“王”、“王”统“正月”、“正月”统“公即位”，“五始”之间又“相须成体”，它们合乎逻辑地构成了一种天人一系的宇宙图式。而“统者，始也，总系之辞。”[20]确定天地万物的统属关系，目的就是要立统正始，立定法式。所以何休说：“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21]何休关于“五始”说的系统阐发，使得公羊学派的“大一统”形上理论由此更加完善、更为系统。其次，何休大力宣扬“尊天子”论。董仲舒宣扬尊王思想，是出于构建王者独尊的大一统政治的需要；而何休宣扬“尊天子”论，则既是秉承公羊先师的遗教、遗训，同时也是对东汉末年皇权衰落、政治无序、国家衰败的一种警世之论。何休认为，东汉末年的天子不尊，是强臣专权、妃党势众所致，因此，只有“屈强臣”、“弱妃党”，才能使王者谨守王权，天子受到尊崇。《春秋公羊传解诂》常常借史发论，阐发这一“尊天子”之义。最后，何休将“张三世”与“异内外”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民族关系问题和国家统一问题。董仲舒等公羊先师对于“张三世”和“异内外”之义都曾经作过表述，可是他们却都没有从中阐发出“大一统”之义来。因此，将“张三世”和“异内外”相结合来阐发“大一统”之义，这既是何休大一统理论的主要特色，也是何休对公羊学大一统理论的重要发展。何休以“三世”说来解说“异内外”，认为在“所传闻之世”（亦即“衰乱”之世），夷狄“未得殊也”，故而不存在夷夏之辨问题；在“传闻之世”（亦即“升平”之世）时，夷狄已“可得殊”，故而必须“内诸夏而外夷狄”；到了“所见之世”（即“太平”之世），夷狄通过不断进化，已经由野蛮而至文明，成为诸夏的一部分，因此这是一个“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大一统之世。[22]毫无疑问，何休的“异内外”说体现了一种民族发展的观点，对传统公羊“大一统”说作出了新的诠释。

由上可知，董仲舒的历史思想对于汉代史学思潮的出现和走向是有着重要影响的。重视对中国传统经学与史学的关系的研究，是深入认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民族特点的十分重要的工作。董仲舒是汉代公羊大师，他的经学化的历史思想对于汉代史学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揭示这一史学特点，也就抓住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关节。

 

参考文献：

[①]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②] 董仲舒：《春秋繁露·顺命》，北京，中华书局，1992。下同。

[③] 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④]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⑤] 董仲舒：《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⑥] 参见班固：《汉书·眭弘传》。

[⑦] 参见班固：《汉书·律历志下》。

[⑧] “圣人同祖”说认为，伏羲氏“继天而王”， 炎、黄二帝继之而王，黄帝以后诸帝皆黄帝之后。

[⑨] 刘歆“汉为尧后”说的理论基点是王莽代汉，它在确定黄帝、虞舜为土德的前提下推衍出王莽的土德，进而由虞舜、王莽的土德又推出唐尧、刘汉的火德。参见拙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秦汉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二编第六章第三节。

[⑩] 班固：《汉书·叙传》。

[11] 董仲舒认为孔子有其德而无其位，他托于王鲁而作《春秋》，以当一王之法，这一王之法是专门为汉朝制定的。因此，董仲舒以《春秋》为黑统制度，其实也就是许汉朝以黑统制度。

[12]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13] 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449页，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

[14] 钱唐说：“董子法以三代定三统，追前五代为五帝，又追前三代为九皇。”（转引自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186页）按：据《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商汤作新王，即推庖羲为九皇。

[15] 分见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玉英》、《王道》、《重政》等篇和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16]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1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17]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18] 班固：《汉书·匈奴传赞》。

[19] 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下同。

[20] 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 

[21] 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

[22] 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