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历史认识论首先肯定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事实的客观存在是它能够成为人们的认识客体的基础和前提。但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并不会因为它的存在而自然地或必然地成为我们的认识客体，它不会向我们自然涌现。当人们的认识还没有指向它们时，它们还处在一种与我们认识主体毫不相干的自然状态。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在人们尚未认识它们之前，早巳客观地发生了，“如果我们不能对事物加以研究，那么它们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1页。】。或者说，它们只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这种非对象的存在物，还不是历史认识客体。通常，我们称之为“自然意义的历史”或“自然的历史”。

历史认识客体是一个与历史认识主体相对应的范畴。正如历史学家只有在现实的历史认识活动中，在与对象的认识关系中才能实现与确证其主体地位一样，客观的历史事实也只有在实际的历史认识活动中，在与主体的认识关系中才能获得认识客体的地位。所以，历史认识的对象是历史，但历史并非全是历史认识的客体。人类社会的历史具有极为漫长的历程和无限丰富的内容，人们的认识活动所指向的仅仅是这无限多样的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只有这些已经纳入人们的历史认识活动，为我们认识主体所指向的客观历史——一系列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过程等，才能称其为历史认识的客体。

马克思曾说过：“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之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126、124页．】。如果说历史本身具有不以任何认识主体的思维活动为转移而独立存在的意义的话，那么历史认识客体则恰恰是具有同认识主体的思维相关联的意义。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有些已成为我们的认识客体，有些还处于一种自然历史的状态，那是由于那些历史事实的性质和历史认识主体的性质所决定的。由于历史事实的性质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要使这些客观存在的东西激发起主体的关注并引起主体的认识指向，主要还是取决于历史认识主体的性质，如主体的认识能力、认识水平，主体及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实践的状况和要求等。

在史学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里，人们并不是抽象地将一切历史现象全都纳入他们的认识活动，当作他们的认识客体。这样傲，不仅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们只能在无限丰富的历史现象中选择那些与他们的认识水平、认识能力相适应的、与他们生活的社会实践状况要求相适应的，因而也就是对他们和他们的社会具有现实意义的那些历史现象作为他们的认识客体。某一个历史事实一旦为主体的认识所指向，它就不再是自在之物了，而是为我之物了【列宁说：“每个人都千万次地看到过‘自在之物’向现象、“为我之物’的简单明白的转化。这种转化也就是认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8页，】。它就成了主体的认识能力、认识水平的标志，成了主体及其社会状况的表征。主客体的相关联性，反映了客体对主体的有用关系和为我关系，反映了客体与主体的内在需要的同—性。因此，不同于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把“历史认识客体”界定为客观的、外在于认识主体并为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历史事实。在肯定它的客观性的同时，还从主体方面、从主体的认识活动中来理解历史认识窖体的含义。同时，也不同于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在肯定客体与主体的相关联性时，严格地把它规定在认识论的层次和范围中，客体的客观性是主客体相关联性的前提和基础。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赵文的论述。赵文说：“历史事实作为史学认识论概念，即历史文献中记载或史学家陈述的历史事实，它是进入史学家或历史认识者视野的历史认识客体。这个历史认识客体，并非一般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而是依据史料复原起来的客观存在过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虽然它不能等同于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贝克尔也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它来源于或取材于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换句话说，历史学家视野中的历史事实，应该是由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转化而来，它是历史学家根据历史的记录对自然历史存在的描写与陈述。这便是史学认识论中的历史事实与自然历史或历史原型之间的关联”。在这段论述中，作者使用了好几个概念术语，如“陈述的历史事实”、“历史认识客体”、“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自然历史”、“历史原型”等，这些都是历史认识论中的重要概念，有必要作一番仔细的分析。

(一)赵文泥：“历史文献中记载或史学家陈述的历史事实，它是进入史学家或历史认识者视野的历史认识客体”。说历史认识客体，“并非一般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而是依据史料复原起来的客观存在过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这实际上还是把主体观念中的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称之为历史认识客体，还是把观念对客体的反映当作客体本身。史学家陈述的历史事实，史学家依据史料复原起来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都是历史认识活动的成果。而历史认叼客体是指与主体发生实际的认识关系、并与主体—起构成历史认识活动结构的两极中的一极【夏甄陶：《认识论引论》第4、6l页。】。如，当我们去观察桌子上的一只杯子时，客体是指桌子上的那只杯子，；而不是指我们头脑中的有关杯子的印象；同样，当我们在研究爱琴文明时，客体是指那数千年前的爱琴文明本身，而不是指我们依据史料在观念中复原起来的有关爱琴文明的认识。如果把历史认识的成果称之为历史认识客体【当然，在史学史等研究领域，历史认识的成果也就是我们的认识客体了。如司马迁在《史记》中的陈述，就是我们研究司马迁史学或司马迁史学思想的认识客体。但赵文显然不是在这种意义上称历史认识成果为历史认识客体。】，那么，那些在历史认识活动中，同主体一起构成认识活动结构的两极，并发生实际认识关系的那些外在的客观历史事实称什么呢?

(二)自然历史就是非对象的历史事实，即那些尚未被主体的历史认识所指向的客观历史事实。如果我们把已经为史学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历史认识客体称之为现实的认识客体，那么自然历史——即那些尚未被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客观历史事实可以称之为潜在的认识客体。潜在的客体是相对于现实客体而言的，自在之物是相对于为我之物而言的。客观的历史事实一旦为主体的认识所指向，它就不再是自然历史了，不再是潜在的认识客体了。所以，赵文的“历史学家视野中的历史事实，应该是由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转化而来，它是历史学家根据历史的记录对自然历史存在的描写与陈述”的说法就不太妥当，把“自然历史存在”和“历史认识客体”当作同一概念来使用，那么真正的“自然历史”，即尚未被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那些客观的历史事实称之什么呢?

(三)赵文说：“这便是史学认识论中的历史事实与自然历史或历史原型之间的关联”。称“自然历史或历史原型”，那是将“自然历史”和“历史原型”作为同—概念来使用的。其实这也是不妥当的。“历史原型”这一概念，有时是相对于“历史认少”或“历史知识”而言的。如我们常把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比喻为“摹写”，历史认识也可以看作是历史学家对客观历史事实的“摹写”，客观的历史是临摹的原型，历史认识或历史知识是摹本，原型是相对于摹本而言的。有时，“历史原型”是相对于“历史遗存”而言。如，研究汉代的社会状况，汉代社会本身就是“原型客体”或“历史原型”，《史记》等史料，就是“历史遗存”，或称“遗存客体”。不管是那一种情况，“历史原型”都是指历史认识客体本身；而“自然历史”则是一种非对象的存在物，还没有为人们的认识所指向，当然谈不上什么“原型”问题。

 

三

 

有关历史认识的真实性，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分别代表着西方史学界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即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的两种态度。

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对历史认识的真实性抱着一种乐观和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通过对可靠资料的批判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可以如实地再现全部历史真相。同时，他们相信，随着文献档案资料的开放，全部的资料都可以获得，一切问题都变得可以解决。“终极的”历史学和“完善的”历史学的时代虽然尚未到来，但已经为期不远。“人类历史中全部最细微事实的集合终将说话”【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9-10页】。

与此相反，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对历史认识真实性抱着一种悲观和否定的态度。他们嘲笑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所标榜的“如实地说明历史”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史学家不可能展现某个事件的全过程，即使最简单的事件也不可能”【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载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33页。】。克罗齐说：“事实上，关于罗马或希腊诸国的源流、关于希腊和罗马文明以前各该国的民族，尽管我们门拥有学者们的全部研究，我们究竟知道些什么呢?……我们就不谈大历史吧!至少对于一件小历史，姑且不说有关我们的国家、城镇或家庭的小历史而说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最小的小历史，我们能不能完全知道呢?”【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版，第35-36页】“终极历史学”的信仰被当作空想抛弃了，“晚一代历史学家并不憧憬这样的远景。他们希望别人一次次地超过自己的工作。他们认识到，关于过去的知识是通过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脑子，即经过了他们的‘加工’才‘传下来的。因此，其中不可能包含不可变更的基本元素或与人无关的原子。……探索似平是无止境的，一些缺乏耐心的学者躲避到怀疑论里去，或者至少用下列原理来作为遁辞：既然一切历史判断都掺杂着人和他们的观点，那么，它们彼此都是——样正确的，而且不存在什么“客观的历史真理”【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9第14页。】。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来自一种同样的衡量尺度，即都以一种完全、彻底的尺度来衡量历史认识的真实性。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所肯定的真实性，就是认识与对象的完全吻合，不仅可以完全、彻底地认识历史事实，而且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产生终极的历史学。而在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看来，既然这种真实性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幻想，那么历史认识领域就无真实性可言；他们都没有注意列历史认识是否具有真实性的实质并不是认识与对象能否达到完全吻合，而是主体的历史认识是否可能包含了来自历史认识客体的客观性内容的问题。只要肯定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历史认识中存在着真实性；只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分析，那么历史认识是否具有真实性，就是—个可以解决的问题。

不仅如此，客观声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工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对造成历史认识失真的原闲分析也是极为相似的。我们知道，客观主义历史认识沦对历史认识真实性的肯定，主要是限于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范围。在他们看来，唯有在事实性的历史认识范围里，历史学家才能做到排除“自我”，达到“无我”之境。“每件事实都要被思考为不仅独立于其他一切事实之外，而且也独立于认知者之外，因此历史学家观点中的一切主观成分必须一概删除”【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闰社会科学出版社1 986年版．第148页】。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历史认识就无真实性可言。所以，他们在史学实践中，避免作任何理论上的概括、综合和评价，避免对事实作任何判断，而致力于确认可能范围内的一切事实。

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看到，要在历史认识活动中排除、消灭主体是不可能的，历史认识活动必然是具有主体性的，认识的结果也必然是渗透着史家主体的因素和凝结着史家主体的属性。同时，他们看到，历史认识也不是纯粹的事实。柯林武德说：历史学家重演前人的思想，“它并不是消极地委身于别人心灵的魅力；它是一项积极的、因而是批判思维的工作”，“他之重演它，乃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中进行的，因而重演它也就是批判它并形成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历史的观念》第26页。】。把历史认识看作是一种价值认识；这是当代西方历史认识论中的一种很普遍的看法。因此，他们也更多地是从这一角度来讨论历史认识的性质和历史认识的特点。如卡尔、克罗齐、贝克尔等人的历史认识论都具有这种特点。对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者来说，他们必须在肯定历史认识的主体性、肯定历史认识主要是一种价值认识的基础上，来讨论历史认识的真实性问题。但是，在这两个问题上，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与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又殊途同归了。

(一)与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一样，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也把历史认识的主体性看作是一种完全消极的因素。

所谓主体性，就是指主体通过自己的认知图式去反映对象而使认识对象、认识过程和认识结果渗透、凝结着主体属性的一种特征。只要是人的认识，一定具有主体性。因为认识总是在先已形成的认知图式的统摄下进行的，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透过自身去观察、理解和把握对象，不带主体性的认识是没有的【参见周文彰：《认识的主体性和客观性》，刊于《求索》1989年第2期，】。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是看到这一点的。但是，主体性的存在是否必然就消失掉历史认识的肯定性呢?对此，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都作出了同样的回答。前者希望通过消灭“自我”，净化历史认识过程，来保全“历史的贞洁”【罗兰·巴尔特：《历史的话语》，载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S?页。】；后者看到主体的“加工”是必不可少的，主体性是无法清除的?而一经主体“加工”，历史认识就不可能包含与人无关的因素了，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也就不存在了。【参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4页。】

其实，主体性的存在并不必然就消失掉认识的真实性，主体通过自己的认知图式去加工处理历史信息，形成一定的历史认识过程，就是历史客体在吏家主体的头脑中取得观念性形式、史家主体的观念从历史客体获得客观性内容的过程，即历史客体的主体化过程【庞卓恒先生称“一—切历史著述都是主体化的历史”-“所谓主体化的历史，就是历史认识的主体根据自己对客体历史的认识而描述和归纳出来的历史”．见杜经国、宠卓恒、陈高华著《历史学概论》第一篇第二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9月版。】。客体的主体化不等于客体的主观化，认识的主体性不等于认识的主观性。主体的认知图式是先存的，但不是先验的。更主要的是，历史认识主体的认知图式并不是随意的主观的建构，“主体绝对不能随意地好像玩一个游戏或画一幅画那样来自由地安排结构”【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3页。】。从根本上说，主体的认知图式是客观历史图式的内化和积淀。客观历史就其本质而言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并有自身的联系和秩序，这种规律、联系和秩序的最普遍的关系在一定的意义上形成为图式。在史学实践中，多种多样的历史图式转化为语言、概念等，最后又内化和沉淀为主体的认知图式。在历史认识活动中，主体一方面用先存的认知图式去加工处理历史的信息，描述客观历史的图式；另一方面又以客观历史的图式为蓝本不断地修正完善自己的认知图式。随着历史认识活动的不断发展，主体的图式就越来越逼近客观历史的图式，主体也就能越来越真实地反映历史。《庄子·养生主》记载了一则“庖丁解牛”的寓言，说：“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畸，砉然响然，奏刀辖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令。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这里所说的从“所见无非牛者”到“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的过程．正是主体图式不断逼近客体的图式，主体越来越真实地反映客体的过程。解牛如此，历史认识也如此。所以?经由主体“加工”而形成的历史认识是可以包含一些与人无关的客观性内容的，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是可以达到的。

(二)与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一样，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也认为在历史的价值认识的范围里，认识是没有普遍性、持久性的。应该肯定，历史认识不仅仅是一种事实性认识，它还是一种价值性认识。历史对历史本身来说，是一系列已经发生或存在过的事和人；而对于回忆它、研究它的人来说，它是一系列发生和存在过的有意义的事和人。相比之下，在历史认识的本质特点、历史认识与现实的关系等方面，当代的历史认识论要比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具有更深刻的理解。 

如果我们把历史认识分成事实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两个层次并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事实性认识与价值性认识具有不同的特点。事实认识的真实性是与它的普遍性、持久性相一致的，一个事实认识只要是真实的，它总是能为大家接受和分享；而价值认识的真实性与它的普遍性、持久性并不一致，一个具有真实性的价值认识并不一定能为他人接受和分享。同一个历史事实，与不同的主体会构成不同的价值关系，不同的主体又会依据不同的价值尺度去评价它的意义。各个时代、各个社会都是按照他自己的需要去理解历史的意义，形成他自己的历史判断。新的时代和社会，会产生新的需要，形成新的价值关系。新的需要和新的价值关系又要求历史学家去重新认识历史。所以，历史的意义总是需要不断地加以重新理解、重新评价。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者看到历史认识的不断更新，看到它的多样性和流变性，而且前人的历史认识往往不能为后人所分享；同时，他们又看到各个时代和社会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需要去理解历史的意义，形成自己的历史认识。这些认识对于产生它们的时代和社会来说，又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即反映了他们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那么，历史认识岂不是没有正确与否的区别了吗?柯林武德在1936年的一份手稿里曾这么写道：“圣奥古斯丁从一个早期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待历史的历史；提累蒙特是从一个十七世纪的法国人的观点来看；吉本从一个十八世纪英国人的观点来看；而蒙森则从一个十九世纪德国人的观点来看。问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那是没有意义的。每种观点对于采用它的人来说，都只是唯一的一种可能”【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编者序言，第9页。】。这一段文字，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在讨论有关历史领域的事实性认识的正确性问题。历史领域中的价值性认识究竟有没有普遍性和持久性呢?应该说，这才是赵文所说的有关历史认识真理性和历史认识论中的一个难题。

如果我们对历史认识主体的理解是个体的、个别的，我们确实很难找到普遍的、持久的、能为大家共享的价值判断。有关历史意义的认识，常常是有差异的、矛盾的和对立的。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率领航队首次登上美洲巴哈马群岛，欧洲人(其实只是部分欧洲人)称其为“发现新大陆”，认为是值得纪念的一天；美洲印第安人称其为“入侵”，认为这一天是罪恶的殖民主义实施种族灭绝的开始，是印第安人的“忌日”和“哀悼日”【《纪念与抵制并举的—天】1992年10月16日《文汇报》。】。只要主体是个体的、个别的，那么作出的历史判断总是个别性的和特殊性的，而不是一般性的和普遍性的。如果我们对历史认识主体的理解是整体的或人类总体的，那么，普遍性的、持久性的历史判断还是存在的。波兰史学家托波尔斯基在《历史学方法论》中曾这么说：“我们必须承认就所涉及的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而言，存在着一种人性的共同基础。我们这里所说的不仅只指生物层次上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共同的基础看上去最清楚、最明显)，而且还指心理层次上的基础。每—个历史学家都确信人性的某些特点和人的某些需要是永恒的，并把他的许多陈述都建立在这种确信的基础之上”【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华夏出版社1990年9月桩：第648页。】。这种人性的共同基础和人的某些永恒的需要的直接表现就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

10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曾这样分析过人类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的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里，“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与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2S页。】随着历史的发展，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逐渐摆脱了它的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里显示出它的现实性。马克思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l页】。当人类还处在由分散走向整体的过程时，他们主要的还是从个体的、集团的、政党的、阶级的立场上来评判历史的价值。当世界进入全球一体化的阶段时，当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成为现实时，反映这种新形势的历史学将包含了更多的普遍性和永恒性。

有关历史价值认识的普遍性、永恒性问题，是一个较复杂的课题，应有专门的研究。上述文字，仅仅是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同志来研究这个问题，尤其在批判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时，更不能不回答这些问题。否则，我们的批评就难以击中要害，而且也把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的一些观点看得太简单、太浮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