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胜朝殉节诸臣录》、《贰臣传》的编纂与清廷风励臣节 

由于乾隆盛世的背后孕育着衰败的因素，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和农民起义的不断，使清高宗感到深深的忧虑。他认识到从深层次的、价值观念的角度来扶持纲常，风励臣节，教育民众，倡导忠君，是确保大清基业的根本之图。于是他仍然借助史书修纂，通过重新认识明末清初的历史人物，宣扬节义。

1、《胜朝殉节诸臣录》与褒奖忠义 

清初，为了尽快消灭抵抗势力，清朝统治者站在狭隘的朝代立场，出于巩固政权的眼前之需，以“明顺逆”来评论是非，裁断人物。凡叛明降清者称为顺天应人之举，凡忠于明室、抗清死难者视为“梗化”，罪在必诛。可是，随着清朝承平时期的到来，为了保持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转移人心，敦厚世风，激励臣节，宣扬对本朝的忠诚，逐渐被统治者所认识，康熙帝作《君臣一体论》，雍正帝作《朋党论》，强调的都是君臣之义。到乾隆中叶，清高宗已经不满足于简单地提倡忠君，而开始了大规模重新臧否明清人物。他从儒家忠义立场出发，谕令编纂《胜朝殉节诸臣录》，毅然对明清之际历史人物进行了全新的裁断。 

清高宗云：“胜国殉节之臣，各能忠于所事，不可令其湮没不彰。”[15]（卷首•御制序）明末抗清义士众多，于清朝虽为抵抗势力，但他们“各为其主，义烈可嘉”[15]（卷首•上谕），忠君节义行为必须肯定。对于清初被称为“伪官”的史可法等人，清高宗进行了重新评价，指出：“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刘宗周、黄道周等人“临危受命，均足称一代完人”，“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殒行阵，与夫俘擒骈僇，视死如归者……皆无愧于疾风劲草”，南明诸王流离失所，“而诸人茹苦相从，舍生取义，各能忠于所事。”[15]（卷首•上谕）这些，都必须在史书中大力彰扬。清初，把忠于明室的人斥之为“伪”，是为了“一耳目而齐心志”[2]（卷761）；杀死那些抗节之士，也是因“混一之初，兵威迅扫，不得不行抗命之诛”[2]（卷995）。总之是受当时历史环境所左右。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儒家忠义角度来看，史可法等人都是“疾风劲草”、“一代完人”。这种评价与清初相比，可说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在为明末死难诸臣“平反”的同时，清高宗还论及建文革除之际臣子的行为。他批评朱棣“犯顺称兵，阴谋夺国”，齐泰、黄子澄、方孝孺、铁铉、景清等人辅助少主，在建文势力大势已去之时，“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虽致命不同，而志节凛然，皆可谓克明大义”[15]（卷首•上谕）。同样要给与表彰，载入史册。

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令为明季殉节诸臣议谥[2]（卷996），四十一年正月又令为建文革除之际殉节诸臣议谥[2]（卷1000）。紧接着“以钦定《明史》为主，而参以官修《大清一统志》、各省通志诸书”，将议谥之明朝殉节之臣“胪列姓名，考证事迹，勒为一编”[3]（P526），成《胜朝殉节诸臣录》12卷，交武英殿刊刻颁行。该书记载专谥诸臣26人；通谥忠烈诸臣113人；通谥忠节诸臣107人；通谥烈愍诸臣573人；通谥节愍诸臣842人；入祠职官495人；入祠士民1494人；建文殉节诸臣128人。共3778人，另附入245人[1]。对于那些不知姓名而能慷慨轻生者，无法议谥并写进史书，就“令俎豆其乡，以昭轸慰”[15]（卷首•上谕）。

对于这次修纂《胜朝殉节诸臣录》，表彰忠烈，乾隆非常得意，他曾为此书题诗云：“信史由来贵瘅彰，胜朝殉节与羶芗；五常万古既云树，潜德幽光允赖扬；等度早传辽及宋，后先直迈汉和唐；诸臣泉壤应相庆，舍死初心久乃偿。”[15]（卷首•御制序）乾隆如此大规模地崇奖忠贞，当然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所谓“崇奖忠贞，所以风励臣节”[15]（卷首•上谕），“褒阐忠良，风示来世”[15]（卷首•上谕）。纂写历史、表彰忠烈都是手段，目的是为了移风易俗，将历史记载转化为现实的道德评判，为清朝臣子忠于清朝树立榜样。这种作法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四库馆臣从历史发展的实际论述了《胜朝殉节诸臣录》表彰忠臣的意义，“自古代嬗之际，其致身故国者，每多蒙以恶名。故郑樵谓《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毋丘俭之徒，抱屈黄壤。《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可见阿徇偏私，率沿其陋。其间即有追加褒赠，如唐太宗之于尧君素，宋太祖之于韩通，亦不过偶及一二人而止。诚自书契以来，未有天地为心，浑融彼我，阐明风教，培植彝伦，不以异代而歧视如我皇上者……权衡予夺，衮钺昭然，不独劲节孤忠，咸邀渥泽，而明昭彰瘅，立千古臣道之防者，《春秋》大义亦炳若日星”[3]（P526）。

总之，随着自身统治的巩固与加强，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统治者适时地将其对明季人物的评价作出调整，通过褒扬忠于明朝的人臣来鼓励清朝的人臣忠于本朝。他们变换道德角色，重新解释历史，巧妙地通过修史来配合现实统治。

2、《贰臣传》与贬斥失节 

在旌扬明季忠烈之人的同时，清高宗还对明季降清诸臣进行贬斥。其目的依然是扭转人心，彰善瘅恶。“一褒一贬，衮钺昭然，使天下万世共知朕准情理而公好恶，以是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15]（卷首•上谕）。

清入关之初，为壮大统治队伍，尽快统治中原，屡发诏谕，招降纳叛，规劝明朝官员将领“投顺”，对那些“抒诚来归”的明朝大臣，认为“良可嘉悦”，给予“一体优叙”[5]（卷17）。像降清的洪承畴、冯铨等人，都受到清廷优待。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称赞投顺清朝的明臣“皆应天顺时，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而其人亦标名竹帛，勒勋鼎彝”[16]（卷1）。可是，到乾隆时期，这种评价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乾隆三十四年（1769），清高宗评价钱谦益“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17]（P6577）。乾隆四十年表彰明季忠臣时，又提到钱谦益等人，认为他们“自诩清流，靦颜降附……均属丧心无耻”[15]（卷首•上谕）。给予严厉斥责。就在《胜朝殉节诸臣录》完成后不久，清高宗诏令国史馆馆臣，在国史中特立《贰臣传》，把那些“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的“大节有亏”的人物统统收入此类，指出：“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悻生，靦颜降附……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此实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2]（卷1022）乾隆帝在国史中创立《贰臣传》这一前所未有的类传来贬斥失节，可谓用心良苦。

由于清廷设立《贰臣传》的目的是“为万世臣子植纲常”，故在进行“斧钺之诛”时颇费思量。清高宗曾多次诏令变更该传体例，以示慎重。乾隆四十三年（1778）二月命国史馆将《贰臣传》分为甲、乙两编，因为“诸人立朝事迹，既不相同，而品之贤否邪正，亦判然各异”，所以必须严加区别。如洪承畴、李永芳等人降清后，建功立业，“虽不克终于胜国，实能效忠于本朝”，故列为甲编。而钱谦益等人归命清廷后，又诋毁清廷，进退无据，龚鼎孽等人先降李闯王，后又降清朝，毫无功业，故列于乙编[2]（卷1051）。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又命国史馆将吴三桂、耿精忠、李建泰、王辅臣、薛所蕴等人从《贰臣传》中析出，另立《逆臣传》。在乾隆看来，吴三桂等人“或先经从贼，复降本朝，或已经归顺，复行叛逆，此等形同狗彘，靦颜无耻之人，并不得谓之贰臣”[2]（卷1344）。其行为连“贰臣”都不如。由此可见，在“贬失节”这个问题上，清廷裁断相当严格。他们从清王朝的立场考虑问题，把降清明臣分为能效忠本朝者、毫无事迹可言者、降而复叛者三类，表明其贬斥叛降的目的同表彰忠臣一样，都是要激励清朝臣子效忠清朝。

清高宗在国史中设立《贰臣传》，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三通馆馆臣就认为“国史创立《贰臣传》，出自睿裁，于旌别淑慝之中，寓扶植纲常之意，允昭褒贬之至公，实为古今之通义”[18]（凡例），在《续通志》中，也增设《贰臣传》，“皇上于国史别编《贰臣》，所以树臣道之大防，为古今之通义。今则于《通志》依例立《贰臣传》，其奸臣、叛臣、逆臣，名本《唐书》，义昭斧钺，并为增辑，以正彝伦。”[18]（纪昀等序）。可以说，清廷通过编纂《贰臣传》，把纲常准则贯彻于史学之中，明确在史书中绳以臣节，这是以往各代修纂国史所没有的。清高宗从提高忠君意识、维护清朝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通过编纂史书、设立类传来彰显“殉节”，贬斥“贰臣”，从正反两个方面入手，借助历史发表评论，阐发自己的君臣关系论，强调维持尊卑等级秩序、加强以皇帝为核心的政府权威的重要性，作用不可低估。

 

参考文献： 

[1]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2] 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 刘承干.明史例案[M].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 

[5] 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 傅恒等.御批历代通鉴辑览[M].四库全书本. 

[7]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4. 

[8] 王夫之.读通鉴论[A].船山全书（十）[C].长沙：岳麓书社，1988. 

[9] 黄宗羲.留书[A].黄宗羲全集（十一）[C].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10] 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 庆桂等.国朝宫史续编[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12] 周少川.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元代卷[M].合肥：黄山书社，2002. 

[13] 李瑶.南疆绎史勘本[M].琉璃厂半松居士排印本. 

[14] 夏燮.明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5] 舒赫德等.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M].四库全书本. 

[16] 雍正.大义觉迷录[A].清史资料（第四辑）[C].北京：中华书局，1982. 

[17] 清史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8] 钦定续通志[M].光绪二十八年石印本. 

 

[1]此数字系笔者据《胜朝殉节诸臣录》统计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