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锡光是晚清政坛经历较为复杂的封建官僚，政声、业绩虽不能和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中兴名臣相比肩，然其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有《东方兵事纪略》、《东瀛学校举概》、《筹藏刍议》、《筹蒙刍议》、《姚锡光日记》、《姚锡光文稿》等，这些著作对军事、教育、民族问题都有不俗的见解。可惜，学术界鲜有人对其做专门研究[i]，有关的人物传记上也没有其生平、经历的介绍，甚至其家乡《丹徒县志》关于其生平的介绍也是错讹百出[ii]。本文拟对姚锡光的生平交往做初步的梳理，并对姚锡光在地方事务、民族关系、军事理论方面作出的成就逐一分析、阐明。
一、姚锡光的生平行实
晚清是 “三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时代。“时势造英雄”，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许多有识之士勇敢地承载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姚锡光就是其中一个颇有远见、思想敏锐的政治人物。可惜，学术界鲜有人对其做专门研究，有关的人物传记上也没有其生平、经历的介绍，甚至其家乡《丹徒县志》关于其生平的介绍也是错讹百出。鉴于此，在论述其成就之前，有必要对其生平做简要考证。
姚锡光(1857—？)字石泉，又作石荃，江苏丹徒人，从丹徒名人周伯义先生学习经、史和天文、地理、兵法等[iii]。周伯义的学识和品质，对姚锡光的成长影响很大。周伯义培育学生“以植品为基，恭行为本”[iv]，先对学生品质熏陶，再传授经、史和天文、地理、兵法。姚锡光对老师的性情学识极为推崇，称赞他“不事孤高，不矫情”，“知命乐天，不撄忧戚，古所谓知道君子者也。”[v]姚锡光继承了老师儒士任侠的精神，在清末急剧变动的社会背景下，走上一条以儒生而关心社会、关心军事的军事家和民族理论家。
1878年，作为首任驻日公使何如漳的随从，成为驻日本外交随员。[vi] (p1)出使日本的经历，使姚锡光的眼界大开，他亲身体验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各方面的变化，思想上深受影响，由此和日本结下深厚的机缘。回国后，受到李鸿章的赏识和重用。1886年，经前北洋大臣李鸿章檄请充北洋武备学堂教习，成为李鸿章幕府中重要一员。在李鸿章幕府中，姚锡光恪尽职守，多次向李鸿章建言献策，陈述朝鲜问题的重要性，委婉地批评李鸿章的中日战争策略。1893年正月，与北洋海军出力5年，按例经北洋大臣李鸿章俟补直隶州后以知府用。1894年12月，经前山东巡抚李秉衡调赴山东，檄充前敌行营文案，兼帮办营务处。
张之洞是姚锡光的知遇之人，是姚锡光进入权力集团的引路人 ，他给姚锡光提供了充分发挥才能的政治舞台。甲午战败后，张之洞积极筹划长江下游防务，时姚锡光自莱州戎幕辞归，张对姚的军事才识十分赏识，遂委以督府幕僚。1896年正月，经湖广总督张调赴湖北，派充武备学堂提调，兼自强学堂总稽查。1898年，张之洞派姚锡光到日本考察学制。他要求姚锡光将各种学校选材授课之法，以及武备学分枪、炮、图绘、乘马各种课程，或随时笔记，或购章程赍归，务详勿略，籍资考镜。[vii] (p3560)姚锡光在日本对陆军省和文部省各种学校进行了全面考察，回国后向张之洞作了汇报。姚锡光关于日本的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女子教育等对张之洞影响很大。
1899年2月，请咨赴选。5月2日，带领引见，本日奉旨：安徽石棣县知县，著姚锡光补授。9月30日，到石棣县任。1900年6月21日，调署怀宁县事，经安徽巡抚王之春檄兼武备学堂提调。1901年3月16日，调署和州直隶州知州，兼充下游皖军营务处总办[viii]。在皖充任地方官期间，姚锡光积极整顿吏治，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妥善地解决社会问题，捐资创办近代最早的皖省藏书楼[ix]。由于在皖治理有方，政绩突出，经管学大臣奏留京师，充大学堂副总办。5月，经北洋大臣袁世凯檄委发审公所监督。7月，兼充北洋大学堂总办。8月，经练兵处王大臣派署军政使副使，从此进入清朝中央权力机关[x]。进入中央权力机关后，姚锡光在民族关系和海军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1905年5月，奉檄前赴东部蒙古卓索图盟一带，考察垦牧、蒙盐各等情形。7月5日，经练兵处王大臣铁良奏补军政使副使缺。12月，经肃亲王善耆奏请，随同考察东西盟蒙古事件。回处后，将考察心得写成《筹蒙刍议》。1906年9月23日，经陆军部宪堂派充练兵处提调。1908年，陆军部左侍郎寿勳丁忧，姚锡光改署陆军部左侍郎。在此期间，著《筹海军别录》，拟制海军规划。1909年，任殖边学堂监督，荫昌2月迁，姚锡光任兵部右侍郎，11月被裁。[xi] (p4576)1911年，曾参与组织帝国宪政实进会。辛亥革命后，曾参加国民党。袁世凯篡权后，姚锡光作为清朝遗老受到袁世凯的重用，任蒙藏事务局总裁、口北宣抚使、查抚津保被灾商民专使等。1912年6月至12月，为民国中央政府遣藏劝慰使，因受英印当局阻挠，滞留印度。[xii] 1914年5月，被袁世凯任命为参政院参政。1916年，任弼德院顾问大臣。此后，在民国政争中，逐渐淡出政治舞台。确切卒年不详，但可以推测应该在1924年以后。
从以上生平介绍中，不难看出姚锡光的一生有四个比较重要的关节点：（1）首先是师从周伯义学习儒学经典，并受到周伯义“任侠”精神的影响。（2）入李鸿章幕府，以幕僚的身份参与军事，逐渐成为小有名气的军事家。（3）入张之洞幕府，受张之洞提携和点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在军事、教育等领域显露出非凡的才能。（4）1908年，朝廷任命姚锡光为陆军部左侍郎，达到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因此，在论述其成就之前，有必要考证他同周、李、张等人的关系。
二、为政皖江，殚精竭虑
中下层官绅历来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重要阶层。他们虽不是国家政策的决策者，但其政治实践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却是相当重要的。考察他们的政治活动，不仅有助于理解和认识中下层官绅的本质，而且对于地方行政研究不无裨益。姚锡光自1899年9月30日到安徽石棣县任县令，到 1901年3月16日调署和州直隶州知州，在安徽地方治理上采取了不少可行的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妥善解决民教冲突，发展农业生产。对于民教冲突的原因，姚锡光认为，主要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种种不端行为引起的。姚锡光指出，以前石棣县民风朴淳，守法畏官，从来没有仇教生衅诸事，“而近今之大患，则不在民之仇教，而在教堂之勒罚，及教民之索诈也。不平则鸣，顾尔生忿，恐终必酿成仇教生衅而后止。”[xiii]经过多年的战争，石棣县遭受重创，到光绪二十六年未垦之地尚有十分之四，他在该县设劝农局，专办开垦荒田事务，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同时“惠施耕牛籽种，发放农具”[xiv]。
（二）建立地方军事组织。姚锡光虽是一介书生，但由于经常和李鸿章、张之洞等军事实力人物接触，又奉命考察过日本的军事教育，对军事问题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因此，在简任安徽和州知州后不久，就着力改造和州地方军事组织。姚锡光将传统的保甲改为团练，其名目有户团、乡团、练团三种。城厢设户团，以十家为一牌，每牌设牌长，十牌或十数牌为一坊。每坊设公所一区，团董两人。乡团仿照城坊户团并变更而来，和州下辖四乡，分八十甲。每十户为一牌，设立一牌长，就其附近之处，联为十牌，每夜轮流击鼓巡更。每甲各设立团董，选择适中之地设公所一区。每甲之村庄集镇，进行归并，设分所若干区。练团中招募练勇六十名，另外从八十甲中挑选八十名练勇，总共一百四十名。仿德国一哨操法，编为三排。练团由知州自行督带，设帮带兼正教习一名，副教习一名，正副排长十余名。号令整齐，约束谨严，部武而居，练以新法。同时，在团练管理上，姚锡光专门制定了详细的《练章》，不仅对招募人员的资格有严格规定和审查，而且对开支、训练也制定了一整套的办法。经过姚锡光参照近代西方军制对乡勇的改革，和州的团练开始走向正规化、专业化，在处理地方事务和维护地方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面对特大洪水，处理有方，措施得当。1901年，梅雨连绵导致安徽十八州县遭受水灾，受灾人口达几十万。和州地势最为低洼，受灾更为严重。灾情发生后，姚锡光大力宣传人救不如自救，积极动员本地乡绅多捐米粮，“延集有米绅商，官出印票借作粜米”，并保证还款时足额退还[xv]。在地方官吏完成各项清查之后，他还要派出委员对实施情况进行抽查、监督，防止地方绅士上下其手，虚报浮夸，来侵吞赈灾款。在灾后救济过程中，姚锡光采取了果断有理的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1）姚锡光在上任伊始就非常重视圩区的修护工作。他亲自视察含山县安丰、杨林等圩的防护情况，札饬该县县令督饬圩长、农人等实力护圩。[xvi]在洪水来临之初，他命令委员准备船只，将被水围困的圩民接渡高处；散给席片绳索，令其搭盖新棚；并购买馒头饵饼，按名发给，以解暂时之需。（2）积极向其它省告赈。“姚石泉直刺一面筹款平粜，一面函请上海各善士发款助之。”[xvii]，并派分省补用同知焦发昱、侯选通判姚锡康等人亲往上海，求上海道和地方绅尚接济。上海绅士“先兑赈灾款三千圆，到和州应急。”[xviii]此后，和州地区又收到上海捐钱款二万零五百圆。姚锡光还给皖北道冯观察煦发去募赈函，希望其能设法筹措款项接济和州灾民。（3）严禁米粮出境，并到外地采购粮食。各级官员严查所辖地方，不许囤积居奇；并晓谕各粮商，不许代外商私卖；耐心劝说他们静侯委员采买，以助平粜，只许在本地售卖粮食。规定除芝麻、麦子外，一切米麦、杂粮倘敢违禁私卖出境，将严惩不贷[xix]。此外，姚锡光“派人赴某处购米平粜。”[xx]（4）对于一些抢险不力的官员采取罚米代赈的办法，督促他们踊跃救赈。此次水灾冲毁圩堤一百数十处，总董彭子衡“不早防范，咎无可辞。”于是，升堂审理，罚彭子衡出米一百五十石，以备救灾。次后，又罚张姓、李姓诸绅各出一百五十石，兵房书吏许某五百石。[xxi]（5）采取以工代赈，防止饥民外出逃荒，以保存本地劳动力。这次水灾造成和州境内四十八圩同时淹没，保大圩以北的大汤圩、五梁圩也被冲垮。灾情发生后，姚锡光担心灾民因无粮食度日而成为流民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所以竭力劝说灾民留在原籍，互相救助，疏浚河渠，补种晚稻；劝业主借贷，设法安抚佃客；并派人前往各地采购种子，待水退后，立即补种，不使田垄荒芜。此外，姚锡光还向省仓协借粮食，作为灾民出工的功夫粮，事后限定年份，按亩面对。以工代赈，既保证藩库之款如数归还，另外民间圩堤得以修复，灾民不致流散，田亩不致荒芜，可谓一举数得。[xxii]
（四）捐资创办近代最早的皖省藏书楼。1901年，何熙年建议皖（安徽）省开办书楼，
即为“备讲求实学、转移风气之用。”当时清政府正推行“新政”，“风气未开，规模甫创，是非之论，纷纷籍籍”[xxiii]，可见创办阻力非常之大。当时，思想开明的前怀宁知县姚锡光对于创办新式藏书楼持赞成意见，和何熙年一起上书时任安徽巡抚王之春，阐述创办皖省藏书楼的价值和意义，并捐出 4000圆作为创办资金，从中可见他对公益事业的重视。1901年10月12日正式开馆，日接待200余人[xxiv]，足以表明人们对这种新兴的社会公共图书馆的兴趣，也反映了皖省图书馆的藏书和规模。
三、建言献计，规画边疆
清末，中国近代社会处于急剧转型的历史时期。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边疆问题显得尤为突出。面对边疆危机，姚锡光十分关心边疆的安全和治理，积极建言献计，条陈安边方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建议设立川滇边防大臣，加强经济开发和建设。清廷尊重西藏的社会风俗本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促进社会发展是国家的职责。清政府统治西藏，只求一种社会稳定的局面，对于经济开发则注意不够。由于对经济开发不够重视，姚锡光说；“我朝抚有藏卫垂三百年矣，自国初以来，统驭之意多，而充实之力少，官无所劝，民无所趋，故以乾隆全盛之威，兵戎数起，糜白金数千万两。仅抚养定之，延至今日，只巴里两唐、拉萨都会尚具规模。”[xxv]清统治者未能处理好稳定局势和开发西藏的关系，未能处理好挑战和应战的理念非常清楚。为了解决上述矛盾，姚锡光认为设立川滇边防大臣可以加强对西藏的管理。西藏地方本来由驻藏大臣管理，但是驻藏大臣管理西藏“经驭之意多，而充实之力少”，难以有效地控制西藏地方行政，保护西藏地方的安全。1903年，印藏有违言，英遂以兵入拉萨劫盟，置我主权不顾，＊＊（智识编辑说明：此处两字因空间拦截不能显示，用“＊＊”代替）旋亦东走。在英国入侵的背景下，朝廷忧之，始议经营藏卫，固西圉于时。枢府以英事垂询锡光，姚锡光遂提议设立川滇边防大臣。姚锡光认为西藏距内地较远，其间山川阻隔，洪荒未辟，孤军远掷，败且无归，非经营川藏之交不可，所以主张设立川滇边防大臣，这样既可以补驻藏大臣之不足，又可以强化对西藏地方的管理[xxvi]。而且，设立川滇边防大臣，还可以担负起经营藏卫的责任。（二）用汉族的郡县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开垦蒙疆，移民实边。清政府对蒙古草原推行了二项重大政策，一项是喇嘛教政策，醉生梦死的文化和由此引起的大量寄生人口造成发展动力的衰退，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另一项政策也起到了弱化蒙古的效果，这就是旗界封闭制度。严格的游牧界限强化了草原民族的生态封闭性，而这一点恰恰与游牧社会的生产力要求不相符合。这种趋势在清王朝的蒙古政策下达到了极点，游牧民与北面的俄罗斯社会和南面的汉农业社会缺少接触。总之，正是分封蒙古和推崇喇嘛教弱化了蒙古，封闭了蒙古。但清政府在使蒙古失去了战斗力的同时，也使自已出现了问题。这一点，姚锡光看得很清楚，“我朝之御蒙古，众建以分其力，崇释以治其生。一绝匈奴回纥之祸，其术可谓神矣。顾乃不思同化之方变，居国以严藩翰，逐至疆邻交迫，肩臂孤寒”[xxvii]。姚锡光认为，在“ 疆邻交迫”的历史背景下，清统治者必须重新审视和检讨以前的蒙疆政策，用汉族的郡县制度代替蒙古的封建制度。清代的内蒙古是以封建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蒙古各旗分建之初，纯为封建制度……各旗之中有官地，有私产。官地及其本部箭丁，永为世袭扎萨克所管理。”可见，当时土地所有制度的复杂性。1905年，姚锡光在《蒙古部落处置议》中明确指出：“我朝抚绥蒙古，分封扎萨克、台吉、塔布襄，以掌旗务，画疆分治，实即封建之制也。”“窃唯封建与郡县，二者不能并存，而封建之法，尤不宜于今日之世界，势分力薄，不相统一，不足捍御外侮，其势不能久存，自非易封建为郡县不能为治。然欲易为郡县制度，非收回各扎萨克土地、人民之权不可。”[xxviii]在他看来，用汉族的政治制度改造蒙古的政治体制，既符合时势需要，也是保证蒙疆走向富强的必要前提。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姚锡光参酌儒家的“农本”思想，提出蒙疆开发的方略。他说：“天下大利，首在兴农，边塞要区，允宜开土。盖土开则民聚，民聚则势强，此实边之要道，兴利之良法。” “内外蒙古，地质膏腴，民俗劲悍，此尤根本之根本。……当经营内外蒙古荒地，宜及时采东西殖之策，用晃错实边之谋，……招民垦种……昭乌达、哲里木二盟之巴林、达尔汗各旗，未垦荒地纵横方数千里，……尚可开地数十万顷。”并且预言：“诚使国家奖励得法，提倡得人，不出五年，漠南诸部，凡可垦之地，可全数放垦。”姚锡光提出的蒙疆开发政策，对开发西部草原，加速内蒙古地区的封建化进程，提高其经济水平，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末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但是，由于他从汉族立场出发，所以他提出的蒙疆政策具有强烈的大汉族主义色彩，引起少数民族统治者和下层民众的不满，造成民族矛盾的尖锐化。 （三）建议在内外蒙古设立行省制度。姚锡光对开发蒙疆颇有识见，他以为：“游牧者，宜于封建而非可以大一统之治治之者也；耕种者，宜于郡县而可集权于中央以治之者也。”[xxix]在蒙地开垦的过程中，清政府仿照内地行政建置，在垦区陆续设立府、厅、州、县，试图将原来近似于封建制的札萨克统治制度变为郡县制的统治制度。随着蒙地的不断开垦，蒙古社会渐由游牧进于农耕，蒙疆建行省的呼声于是渐起。 日俄战争以后，北部边疆危机更亟。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蒙疆地区的统治，特派肃亲王善耆到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察，一来抚慰蒙古王公，二来筹划治蒙之策。1905年8月，姚锡光在随肃亲王善耆到内蒙古东部各蒙旗实地考察后，著《实边条议》，明确提出“应如新疆开设行省之法”，内外蒙古建5省的建议：内蒙古分为东、西2省，以直隶边外承德、朝阳2府6州县及口北3厅、东4盟蒙古、察哈尔左半部为东省，以山西、陕西、甘肃边外诸部，察哈尔右半部、土默特蒙古、西2盟蒙古、新设口外各厅、阿拉善厄鲁特蒙古为西省；外蒙古分为东、西、北3省，车臣、土谢图2部为东省，赛因诺颜、札萨克图2部为西省，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为北省[xxx]。这是第一个较为系统的蒙疆建省方案。姚锡光的《实边条议》是送呈练兵处王大臣的考察报告的一部分，结果没有下文。同年十月，给事中左绍佐奏称：“西北空虚，拟请设立行省”，清廷交政务处议奏。随即，政务处奏请饬直隶总督、山西巡抚及热河、察哈尔都统“体察情形，通盘筹划”。他的设想未免脱离实际，但却如实地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疆丞的心情。而他的“先谋内二省，以保漠南，再建北三省，以制北檄”的策略思想，对晚清蒙古新政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xxxi]。（四）加强工业生产，增加财政收入。姚锡光主张，由国家和地方官来兴办或从内地招商兴办蒙古工业，增加财政收入。他提出把盐业作为国家专卖品，即以次作为“东部内蒙古入手地步，立脚根基。”[xxxii]其经营办法为设督运局、总店、分店于盐业生产、经营、销售各个环节，利于百姓购买。他对盐业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惟财政大宗，当以蒙盐专卖为第一入款……应将蒙盐一节专卖，提出督办，为东道练兵专款，期百度权舆，方有措手地步。”[xxxiii]另外，姚锡光还提出，利用蒙古物产，建立各种工厂的建议，他说：“查蒙古物产，有可资实业者数事，境产葡萄，可酿葡萄酒；……皆应设学堂工厂，指授造作，化天生物为人工物，运出销售，则蒙古地方，必增绝大生计。”[xxxiv]（五）开启民智，兴办学堂。姚锡光认为，蒙古地区要发展，首要在于开启民智，兴办教育。姚锡光指出：“蒙古地方辽阔，风气不同，欲兴教育，自当由近及远，逐渐推广，方有著手之处。”[xxxv]主张：“自应专设蒙古师范学堂，以为蒙古地方教育基础，是尤为机关中之机关。”可见他对师范教育的重视。姚锡光认为：“教育宗旨所在，视国家利害方向所在以为转移。此五洲万国，前古后今，兴学设教，一定不易之理也。”他明确强调当今蒙古教育最好的宗旨，就是“与汉族同化”的思想，他说：“今日定蒙古教育，莫良于满汉同化之一法”[xxxvi]并进一步指出：“此（指蒙汉同化）于国家有利无害，于蒙古有利无害，于汉民有利无害，似蒙汉同化之教育定，而教育之宗旨即定。”[xxxvii]
